|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唐 柳宗元 柳宗元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挞遽回蟪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蓊石。穹若垂龋?钊袅致矗?豢刹∑溴湟病? 今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隆重开北陲。凡坳洼岸之状，无废其故。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木 便木冉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俛入绿缛，幽荫会蔚。步武错迂，不知所出。温风不烁，清气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 噫！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由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口口，可以观妙。溽署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丘之君子。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译文）
柳宗元
永州龙兴寺东北一角有个正厅,客厅里有一块顶着砖而隆起来的地方,宽四步,
《史记·天官书》及《汉·志》有占卜土地隆起的事，但却没有具体 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ダ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至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 逮今余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放虽往生之因，亦相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 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予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绘二大士之像，绘增盖幢幡，以成就之。呜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质疑 (2005-09-25)
（征求意见稿）
刘继源
《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见《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1994年），乃永州柳学研究之先驱龙震球遗作。龙震球系湖南祁阳人，早年毕业于苏州国文专科学校；解放后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且擅长诗词创作，著述较丰。晚年专心柳学研究，颇有建树。《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是龙研柳重要成果之一。 经友人推荐，余研读《考释》，其认识有：（1）《考释》之根据源于前人著作及地方志，其缺陷是对前人之作失误不加辩释予以引用，将错就错。对柳子行迹考释脱离柳子相关诗文具体内容。（2）《考释》反映永州柳学研究早期水平。（3）龙在学术研究行文中往往弃已见以屈从他人之谬见。（4）龙所持考释方法欠妥。对柳行迹未作比较分析，尤其有疑惑之点更未进行野外实地考察，研究方法不够严肃。 本文对《考释》中一些“行迹” 疑问处予以重新考订，敬希柳学同仁提出意见，促进永州柳学研究之基础工程臻于完善。
龙兴寺
位置：《考释》云：“龙兴寺在永州太平门内”，不妥，又云：“寺建于千秋岭下”，亦不妥。应在千秋岭上。《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之西属当大江之流。”上文是确定龙兴寺位置的唯一依据。唐朝永州城内除东山外，千秋岭地势最高。故龙兴寺位于千秋岭。而太平门则是永州城内陆势低洼之处。 西序（含西轩）位置：位于千秋岭西边，龙兴寺大殿后西侧，是僧房及客舍。地势较高。凿两墉为户，在户外之两轩（槛板）上望甚远；因为西轩“以临群木之杪。”杪：树木之顶尖也。意谓轩下群木之顶尖仍比轩低，故可以清楚地俯视潇水。 龙兴寺大殿位置：《龙兴寺东丘记》云：“东丘者……龛外之弃地……属于堂之北陲。” 龛：据《释氏要览》云：“今释氏（释迦牟尼）之周身，其形如塔，故曰龛。”可知凡佛寺中供奉释氏塑像之建筑物谓之正殿（也称大殿、高殿），龛外弃地，即龙兴寺正殿外的荒地。因位于东边，柳子名之曰东丘。“丘”者：《说文》：土之高者。今之低山为丘，低冈为陵，合称丘陵。“堂”者：指净土堂。陲：边远之地。意谓东丘既是龙兴寺正殿东边之荒地，又是净土堂北方偏僻之地。由上述可推知，东丘仍位于千秋岭范围内，只不过面积较广而已。《东丘记》云：“桂、桧、松、杉、楩、柟之植几三百本。”有密竹、嘉卉、美石等。其面积约5—10亩。 龙兴寺正殿（龛）位置：应位于千秋岭地势最高处。《东丘记》云：“登高殿（龙兴寺正殿）可以望南极，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正殿地势高，能望甚远。 东斋位置：东斋又称东序，与西序对称之建筑物。是龙兴寺住持僧重巽的居处。《晨诣超师院读禅经》：“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步出东斋即至东丘。东丘早晨的景色极美而清静。“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巽公院的位置：巽公院不单指重巽居处东斋。从《五咏》看，包括了整个龙兴寺大部分建筑物。也可说就是龙兴寺。因为重巽是当时龙兴寺住持僧（山长），柳子尊称其为超师，是寺内最高领导人，名望很高。柳子以巽公院名龙兴寺是可以理解的。从《五咏》看，巽公院还包括了净土堂、曲讲堂、禅堂、芙蓉亭、苦竹桥等建筑在内。曲讲堂内，寺院僧侣们采用通俗的曲调配以乐器演唱佛经教义，向信众讲经宏道，便于信众记住和理解，是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息壤的位置：《龙兴寺息壤记》：“永州龙兴寺北陬有堂（注：不是净土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甓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可知息壤位于龙兴寺正殿之东北边僻处。《考释》引《零陵县志》之说是正确的，但《考释》云：“原零陵县招待所就是唐代龙兴寺旧址。”极不妥。此处仍属唐龙兴寺范围内有可能。根据《苦竹桥》诗意，桥肯定位于寺内陆势最低洼处，才有“俯瞰涓涓流”之句。
附：息壤辩
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云：“永州龙兴寺东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甓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为堂者夷之而又高。凡持锸者尽死。”余少年求学永州，读柳《记》，甚以为奇；与好奇者探息壤，询之当地父老，无人确言之，心疑焉。上世纪50年代余讲授地理课，又忆起对息壤夷之存疑，据柳《记》息壤夷之而又高，按每年长一尺五寸计，自唐元和初年迄今已1190余年，应长高近60米。事实上，柳子作《记》后，其地并未继续升高。古人读柳《记》，也有辩疑者，试图辩明之。明朝朱国桢作《息壤辩》。谓壤指耕治之地，桑土稻田可以生息云。此说与柳《记》对不上号。当代学者汪贤度编撰《柳宗元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在柳《记》的注释中说“实际上这是地球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一种特殊自然现象。”汪氏肯定了息壤是由地球内力作用即地壳运动之褶皱或断层作用引起。看似有现代科学根据，实乃无稽之谈。息壤与地壳之褶皱、断层作用根本沾不上边。余认为，柳《记》息壤增高可信。柳论“土乌能神”的朴素唯物论观点有历史价值。柳子著《记》一千余年来未曾再长高，何故当年长高也？夷之又长呢？余认为非地球内部矛盾运动引起的一种特殊自然现象，恰恰相反，这是地壳外部之外力作用。具体说，地下水渗透分解岩层及生物风化作用所引起之自然现象。唐朝龙兴寺息壤位东丘北陬，其地竹木甚多，树根及竹鞭在息壤地下风化成层的岩层缝隙中长大延伸，根系受阻，逐渐顶起上层石块，石块之上的土壤也随之上升，成为息壤。故“持锸者夷之”，壤又增高。后地下竹木根系已能舒展不受阻，故息壤下之石块也不再增高，石块之上的土壤也就不再“息”。故柳《记》后一千余年来息壤不再“息”。 余故居在农村，宅旁有一片楠竹林。土层深厚，楠竹高大。某年春，竹林一处土层隆起且有斗笠宽。人们将一旧石臼移去罩在隆起之土堆上，不料，一月后石头竟被竹笋掀翻，地面盘旋着一大堆象巨蛇似的白嫩竹笋。一根竹笋可顶翻100余斤重的石，可见生命力之强大。据此，息壤长高，夷之又高，后再不长高，确是事实也。它是生物风化作用的缘故。“土乌能神”，是否正确，未敢专也。附于此，供有兴趣者再议。
南池
《考释》引《名胜志》云：“池当南山之缺，设自神功，无庸攻凿，随山周旋，可容巨舰。”《名胜志》将南池定位于今孔庙前原四中下面之水田区。今辟为师范操坪。《考释》又引宗稷辰《永州府志》将南池定位市三中碧云庵旧址。南池原址何处？《考释》未明言。而《考释》始终以旧志及前人笔记为依据，无独立之见解，又未从柳诗文入手，不作实地考察，这种脱离实际的考释，是无法正确找到柳子“行迹”的。 其实，柳《陪崔使君游宴南池序》开头已明确无误点明南池之位置。“零陵城南，环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会，则泓然为池，湾然为溪。”零陵指零陵县衙。城南决非指南门以外之地，而是相当今城南居委会管辖区。环以群山是指千秋岭及东门岭以南的诸山地。“崖谷”指上述诸山之间的谷地。“委会”指上述崖谷之泉水小溪之清流所会聚之处。此处委会就是南池。零陵城南地势最低处，即今市三中校园及韩家塘一带，此处就是唐朝南池遗址。《名胜志》关于南池定位没错。《志》云：“池当南山之缺。”缺者，缺失也（注：指陡崖无麓。）南山即《三亭记》所记三亭之山。因位于城南故名。今师范即位于南山三缺上。其“缺”下即今永州市三中校园。即古南池所在地。南池非人工开凿，乃自然所成。故《志》云：“设自神功，无庸攻凿。”南池范围广而弯曲。因为它“随山周旋”。“山”在哪里？就是解放前零陵县中旧校舍地势较高之台地。1962年三中兴师动众挖掉县中建筑基地，其土填入低洼处，成今日三中运动场，“山”不见了。由此可推知，古南池也一样，经一挖一填，面积残存无几，仅存思范堂前之芙蓉池及韩家塘。综上分析，今天要寻访柳宗元行迹，唯一依据即柳诗文也，这是原则。旧志、前人笔记著述仅作参考。南池是柳宗元永州行迹中破坏最严重的景点，无法辨认其原址。只要根据柳文字句，对照地形特征实地考察，对比分析，探其究竟，推论其演变过程，就会得出基本上符合实际的结论。
南亭
《考释》云：“柳宗元有《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五言长律。《永州府志》、《零陵县志》均无记载，已成千古疑案。究其原因，乃背弃柳诗所叙行迹所在。《游南亭夜还》虽是文学作品，但它真实反映了地理事物的方位、距离、形态、特征、成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单从文学作品分析研究，会走弯路的。唯运用野外地理考察方法，分析《游南亭夜还》部分诗句，这才是可靠方法。诗中句句有所指，字字有根据。只要亲临其境，对照诗句，惊叹柳宗元“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的化境。《考释》虽引《游南亭夜还》一些写景诗句，作了分析：“从以上诗句看，南亭是建在一个静寂无人的馆阁前面，背负山部，面临潇水。河中浦溆重迭相间，有澄潭，有曲渚，有环洲。岸岩曲折连绵……”南亭究在何处？给人似曾相识之感。《考释》断定“南亭应在愚溪桥至朝阳岩一带。但今已无法确指究在何处？” 笔者读《游南亭夜还》诗，有过迷惑。但反复研读之，“石砾迎飞涛”句令人为之一喜。“石砾”是南亭定位的突破口，诗句所述景点逐一显现。“虚馆背山郭，前轩面江皋”即指《袁家渴记》之“南馆高障。”“积翠浮淡滟，始疑负灵熬”也是确定南亭位置的重要依据之一。具体指《袁家渴记》中所描写之“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积翠”写南亭府视小山象绿色翠玉浮现在微波中，疑似灵龟背负的仙山浮出水面。涤除诗句中的浪漫色彩，还地理事物之原貌。其他如澄潭、曲渚、环洲都有所指。“夜还”诗句谓顺水行舟，由袁家渴内驶入潇水主流，下百家濑，直至南涧。“涧急惊鳞奔”。小舟横渡到东岸返回龙兴寺，“入门守拘挛。”龙的《考释》中有一误误释：“但诗中有‘中为吏役牵，十祀空悁劳’与‘再怀曩岁期，容与驰轻舠’。前两句说写诗的年代，指诗人贬居永州的第十年。后二句说这首诗追忆旧游之作。”不妥，不符合该诗本意，诗开头云：“夙抱丘壑尚，率性恣游遨。”诗人写自己少年时代爱游山玩水。26岁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步入仕途，至元和三年写《游南亭》诗即“十祀”。这十年为吏役所牵空悁劳，没有机会恣情山水。“再怀曩岁期”，乃指青少年时代，“再怀”是指当前被贬斥只领俸禄而不参加政务，又可以恣情山水，“率情恣游遨”，有充足时间驾一叶扁舟纵情山水之间。
法华寺
《考释》云：“法华寺在零陵城区东山，为柳宗元第二次居处。东山，一名高山。”接下来引宗稷辰《永州府志》讲高山寺之历史演变及其兴废，无片言只语涉及柳诗文，以考释柳子法华寺建设、著作之活动内容。《府志》乃后世之作，何以定柳子法华寺之行迹？“法华寺在零陵城区的东山”说法与柳文不符。东山是永州城区东边一条山冈，由北而南屏障州城，绵延约二里。而法华寺位于东山一个佛教文化风景点，又是柳子住过的名刹。它具体位于东山什么地点，《考释》未明言。因此，考释不出柳在永州法华寺的“行迹”。 正确方法，还是根据柳文给法华寺定位。《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云：“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其外山形下绝。”明清以来，永州东山最高处为转角楼之鹞子岭（注：今永州气象台）。唐朝州城范围窄，永州最高处及西亭外山形下绝（注：山势陡）者即今电影院后之高山寺一带，即法华寺遗址所在。这完全符合柳《记》所述地形地势之特点。法华寺西亭与《始得西山宴游记》之西山在方位上互为东西，而粮子岭却位于法华寺石亭之西南方。 附言之，柳《记》是写永州法华寺的，而《考释》写的是“法华寺在零陵城区东山”。柳子《零陵三亭记》之三亭也位东山。为何不称“永州三亭”？可见柳对地名用词严格，遵循当时习惯的。永州是州城，设刺史衙门。唐时零陵县署设在州城内南门附近。薛存义假零陵令，于东山作三亭，请柳子作记，写有《零陵三亭记》，不称永州三亭。同样，永州法华寺不称零陵法华寺。 对柳宗元在永州行迹考释的内容应有所界定，即应定一条有学术价值的指导思想，不能简单理解为柳子行踪曾经到过的地方。永州与柳宗元的思想及文学上的成就，关系特别密切。南宋初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云：“先生居零陵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徒以先生之故，遂名闻天下。”“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环奇绝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汪藻认为郡守已更换许多，还没有人“求其遗迹而纪之”。汪藻是永州历史第一位采柳子文集中有关遗迹的资料之官员，“一书而置于祠中，附零陵图志之末，庶几后来的当政者有考焉。”上述汪藻对柳宗元永州遗迹重要记录，值得当今永州柳学界认真研究，作出符合实情的新见解。 柳宗元是唐代佛学（包括各个宗派）造诣最深的学者。贬永前期住龙兴寺与法华寺，与高僧重巽、觉照等过从甚密。龙考释柳宗元龙兴寺和法华寺行迹时只字不提柳与僧及寺的关系。《永州八记》、《渔翁》诗是柳宗元游记诗文的代表作，一般读者不太了解《陪崔使君游宴南池序》是用《序》记山水（指南池）的典范。《游南亭夜还》用五言长律歌颂永州山水的绝唱。《考释》均未提及，总体上削弱了《考释》的学术价值。
西山
《考释》中“西山”存在问题最多。须辩明之。 柳《永州八记》之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之西山，是法华寺西亭正对面潇水西岸最高之山峰，它不是一条低平的山冈。《考释》引宗稷辰《永州府志》“西山在城西门外渡潇水二里许，自朝阳岩起至黄茅岭北，长亘数里，皆西山也。” 辩正：《府志》上述含两层意思：其一：柳子《西山宴游》之西山，位于大西门外渡潇水二里许。“许”字后应打记句号，此西山即柳祠后（造纸厂后）之西山。其二：自朝阳岩起至黄茅岭北之山冈均泛指西山。 《府志》错误地把朝阳岩划入了西山范围，其实永州城潇水西郊属低山丘陵，冈峦起伏，“脉”状并不明显。从地形上说朝阳岩实属于群玉山麓濒潇水之断层崖，它与《府志》说的西山没有“脉”状连结，中间隔着今杨梓塘田洞。今粮子岭是一条宽脊平顶的低冈，其上没有峰，它是由湖南科技学院后之欧家岭向北延伸而成，止于愚溪南岸，与群玉山不属一条脉。今柳祠后之西山乃与黄茅岭相连接，而与愚溪南岸之粮子岭无“脉”状连接。亲临其境审视，会作出正确判断。地方志可作学术研究的参考，作为地理事物定性的根据时必须慎重对待。勿感情用事。 《考释》说《始得西山宴游记》的西山“即今日之粮子岭。”其“理由”有三，其实所谓三点理由全是错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首篇，永州是研究柳学的天然基地。若对西山具体位置弄不清楚，岂不贻笑天下？ 辩正：《考释》云：“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这个‘异’字是指什么呢？”《考释》提出以下“理由”：粮子岭“丛林修竹，荟然蔚然，在西山诸峰中最为突出。”其实粮子岭是一条低山冈，背平而宽，根本无“峰”。柳子置于法华西亭，肉眼可看清三里之外粮子岭竹子修美？柳子尚未登临其境，怎么早知粮子岭土质肥沃呢？二是《考释》云：“柳子遂命仆人，过湘江、沿染溪上岸后即沿愚溪向今日永州七中之大道而行，再从七中背后萦迴而上粮子岭”这段话疑点甚多。柳虽遭贬，官俸基本未变，家中有役夫、仆人、女佣，可能有女妓。柳每每出游，至少有其弟卢遵、柳宗直伴陪，仆人役夫携酒肉菜肴炊具同行。此次首登西山又是“宴游”，决非一主一仆，定有朋友同游，不然怎么叫宴游，仆人也非一人，登山须要斫榛莽，焚茅茷，最陡处无树枝可攀，应有仆人从上面伸手牵住，这就是“援”。若一仆人担着酒肴、饮水和炊具，还能干其它？《考释》疏忽柳《记》“沿染溪”的下文：“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上文语句肯定西山位置，柳祠后之圆顶高峰而绝非粮子岭的铁证。笔者几次考察过西山，东南西北四方，西坡最缓，北坡登山路程最短，东边较陡，南边（愚溪北岸登山）最陡。所以柳子有“穷山之高而止”的喜悦感。《考释》说柳第一次登西山“从今市七中背后萦迴而上粮子岭”。既不穷山之高，也不攀援而登。且柳《记》没有“萦迴”一词。 《考释》断定“粮子岭与柳文涉及西山之方位均相符。”其实与地理方位根本不相符。现剖析《考释》所引柳文： ①“钴鉧潭在西山西。”《钴鉧潭记》言西山位于钴鉧潭东方。西山指柳祠后之圆顶高峰，位于愚溪北岸。粮子岭却位于愚溪南方即钴鉧潭南方，与地理方位不相符。 ②“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二百步”从哪里算起？西北道通往何处？粮子岭有西北道吗？其山口有钴鉧潭吗？又与地理方位不相符。 ③“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什么叫道？什么叫道口？粮子岭自古至今既无道又无道口。 ④《考释》说：“柳文所言景色，今日站在粮子岭巅，犹然历历在目。”粮子岭上有“巅”么？与地理事实不沾边。 《考释》云：“柳宗元第二次登西山是元和八年秋天，写有《与崔策登西山》诗。”认定“第二次游西山即今日柳子庙背后的珍珠岭。”不错。问题是：《考释》云：“假定柳宗元的新居在今吕家冲一带，则是两人沿愚溪北行，再折而东，即今柳子庙对面之石桥……渡桥后即可直登今日之珍珠岭。” 辩正：《考释》这段文字与《与崔策登西山》诗挂不上号。《考释》使用了“假定”一词，态度是诚恳的。事实上，柳当时不住在吕家冲，而是居住愚溪东南新筑之草堂。因此两人从草堂外出便渡危桥。诗云：“鹳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点明游山是秋季有露的早晨。农历八月白露，晨露表明乃秋高气爽的晴天，有利登高远眺。接下诗云：“连袂渡危桥，萦迴出林杪。”可知柳崔二人没走一段弯路才渡危桥。诗句表明柳子愚溪草堂就在危桥附近。《考释》未说明二人渡危桥后又怎样萦迴再在何处出林杪的。只说“渡桥后即可直登今日之珍珠岭（即西山）。《考释》似乎把萦迴放到直登珍珠岭之后，走的柳子第一次由染溪上岸，攀援而登、穷山之高的老路，这是对柳诗的严重误释。其实柳崔先渡危桥，再萦迴一段路。即沿山口西北上黄茅岭再折向东到珍珠岭西坡，后穿过西山腰林带，走出“林杪”直登西山顶。龙未作实地考察无法解释“出林杪”的实际含意。 《考释》另一严重错误，否定大旅行家之《徐霞客游记》丁丑年三月十三日所肯定的西山位置：“当即柳子祠后圆峰高顶，今之护珠庵者是。” 学术研究可谓严肃艰苦，确定西山位置，唯一办法是亲身进行野外地理考察，得出符合柳诗文原意的结论。
钴鉧潭
《考释》界定钴鉧潭位置没错。即现存“钴鉧潭”三字石刻处，认为该处为钴鉧潭旧址，毋庸置疑。不过考释钴鉧潭面积是错的。”《考释》云：“此处溪流面积较宽，与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的话，虽不相等，但千余年来，陵谷变迁，无复曩时旧观，亦是情理中事。” 辩正：《考释》说溪流面积较宽，因筑坝蓄水发电水位上升，故溪流面积较宽。现炸开水坝，水位下降，钴鉧潭恢复旧观，面积并不较宽。《考释》断定是千百年陵谷变迁所致，完全错也。钴鉧潭面积“且十亩余”，笔者早已存疑，经多方考证无据。现各种版本柳集《钴鉧潭记》未敢否定。刘禹锡编《柳河东全集》行世时，我国尚未发明刻板及活字印刷术。柳集依靠手工转相传抄，故柳集中脱字、错字、衍字较多。北宋以来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柳集经许多注释家考证，更正一些错字，有的字则存疑。例如《吏商》云：“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其中“而”字是“非”字之讹写。改正后全文就通顺。钴鉧潭面积“且十亩余”。“且”有许多解，此处作“将”，用以表数量。《汉书·匈奴传》：“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且”表大致的数目，即将近万人之意。对照钴鉧潭面积“且十亩余”，即将近十亩余。此话语气不通，不符合柳行文原则。（注：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地理事实是，此处除打掉一些石头，如牛马之饮于溪者外，陵谷千百年来未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多为岩石分布。对照潭西小丘面积“不能一亩”相比较，则钴鉧潭面积应大于小丘11倍以上。而事实是钴鉧潭比小丘面积窄一些。于是我大胆断定“且十亩余”之“十”字应是“半”字之讹写。钴鉧潭面积“且半亩余”，则与小丘面积“不能一亩”相比，完全符合两者之地理事实。外地学者注释柳文，只能忠于原著。永州学人盲从外地之注释，遗憾得很！作为永州人，小丘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不去联系对比，却说千百年来陵谷变迁，无复曩时旧观。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研究问题应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柳宗元故居
《考释》根据《送弟谋归江陵序》、《与杨诲之书》、《愚溪诗序》及刘禹锡《伤愚溪三首》及传说，经过认真分析比较后，说“然则柳宗元故居究在何地，据我推想，应在原零陵朝阳公社东方红大队第一生产队吕姓李姓聚居之吕家冲。其地距愚溪大桥约二三里，前滨愚溪，后倚西山（注：指粮子岭）地颇空旷，住几户农家，种数百柑桔树，无甚向题，与柳宗元在元和五年冬《与杨诲之书》中所说‘方筑愚溪东南为室’的话亦相符合”。 这段话是《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最严重的错误。国内外研柳学者及旅游者慕名来永州探访柳迹，不可不睹千余年前柳子贬永谪居愚溪的遗址，以发思古之幽情。可惜《考释》提供错误地址，误导游客，更不利于柳学深入研究。 要落实柳宗元愚溪故居遗址位置，唯一可靠依据只有柳子诗文。《考释》曾列举上述几篇柳文及刘禹锡诗《伤愚溪》，但未抓住牛鼻子，用“据我推想”下结论，那有不错之理。下面试作分析： 1、柳宗元元和四年秋发现钴鉧潭及潭西小丘等景点，并购得潭上田地住宅，“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兹潭位于吕家冲吗？又《愚溪诗序》作于元和四年冬，柳子已由法华寺移居钴鉧潭上之愚堂。这愚堂是柳子移居愚溪第二故居。《序》云：“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今予家是溪”，实指钴鉧潭上之愚堂。这里有一句文字必须辩明：“爱是愚，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 这“尤绝者”是指距溪三里远的今吕家冲，还是指钴鉧潭及其附近八愚诸景点呢？龙对此句可能在语法上有错误理解。“入二三里”者是不定词，意指柳子乘小舟从溪口溯溪而进，舟行二三里远，所见景物都很美，从中取了最美的地方（尤绝者）作为住居处（家焉）。这最美的地方能肯定是距溪口二三里的今吕家冲吗？柳子诗文中有描写今吕家冲一带的诗文？不定词“入二三里”能作“家焉”的定位根据吗？《考释》云：“其寓所（指吕家冲）附近尚有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合愚溪称为“八愚”。《考释》主观地根据“我推想”就将钴鉧潭（指愚溪）小丘（指愚丘）等八愚群景不顾历史事实统一由愚溪北岸西北道口处搬迁到愚溪南岸，粮子岭西麓之吕家冲。请看《袁家渴记》：“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鉧潭。”由此证明钴鉧潭是“尤绝者”，比其他四处美。 2、《考释》又说将柳子故居定位吕家冲“与元和五年冬《与杨诲之书》所说的‘方筑愚溪东南为室’的话亦相符。”试问元和五年冬柳宗元住在钴鉧潭上之愚堂，还是住在今吕家冲？若是住在今吕家冲，则筑愚溪东南为室是什么地方？难道吕家冲就是愚溪东南？凡是确定某处的方位，必须按坐标定方位。坐标中心点即是定方位的基准点，它是点不是线。愚溪是一条河即一条线，不能作坐标基准点。若说吕家冲就是基准点，则其愚溪东南位于何处？其实柳子信中写的“愚溪”就是钴鉧潭上的愚堂。因为这八愚景区是愚溪风景之“尤绝者”，故“家焉”。可以肯定元和五年冬《与杨诲之书》就是在愚堂发出的。以愚堂作为定愚溪东南的坐标基准点，其愚溪东南的具体方位可大致确定靠近愚溪河口上游之南岸平地，即今永州七中校园（原零师附小校舍）一带。这里应是柳宗元愚溪第二故居（即元和六年至离永期间）。 3、《考释》引刘禹锡《伤愚溪三首》能证明柳宗元故居位于吕家冲一带？不可能。刘《诗》“并引”云：“故人柳子厚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自曰愚溪。得胜地指“尤绝者”即钴鉧潭一带，绝非今吕家冲。“结茅”（注：指茅屋，即愚堂）“沼沚”指愚池愚岛。沼：池也。《韵会》云：“因为池，曲为沼，可知愚池是曲池。沚：《释名》云：“小渚为沚，指愚池中之愚岛。”“台榭”指《钴鉧潭记》中“崇其台，延其槛”者。凡台上有屋者曰榭，实指愚亭。“自曰愚溪”指柳宗元自己把八愚群景当作愚溪。柳子歌咏八愚群景的诗称《八愚诗》；为《八愚诗》写的序却称《愚溪诗序》，不称“八愚诗序”为什么？因为柳子已将八愚群景“自曰愚溪”，即以愚溪表钴鉧潭及八愚群景。研究柳文者不可不察。钴鉧潭、小丘、愚泉三者相关位置是铁定的。怎么能对“入二三里”这个不定词的错误理解而将八愚群景整体搬迁到吕家冲。《考释》对刘禹锡《伤愚溪》三首诗分别作了分析。其中有哪一句诗涉及吕家冲？《考释》却有意不分析其“并引”。 《考释》对“柳子故居”作的错误考释是作者一大失误。龙在论辩中多屈从人意，不坚持已见。行文中只好常用“假定”、“我推想”一类词打住，其苦衷可理解矣！
南涧
《考释》云：“柳宗元有《南涧中题》一诗，作于元和七年。”但未分析写作时间为什么是元和七年。根据诗意应定为元和六年秋。《考释》指出“历来注家多以柳宗元《石涧记》之石涧，即是南涧，难以成立。”……“我怀疑南涧，即杨梓塘码头边那条溪涧。”关于南涧的位置，《考释》两次用疑问词：“难以成立”及“我怀疑”。试问：南涧究竟在哪里？《考释》未给读者提供确切位置。该肯定的须肯定。关于写作时间：诗中有“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元和六年秋天的一个中午，诗人来南涧独游。历来名家对此诗评价甚高，却未见分析诗人为什么泪空垂。考释柳永州行迹具体位置固然重要，若结合行迹考释柳子当时当地活动及思想，特别是有关诗文著作，则更有学术价值。柳有三首诗涉及南涧，一是《游南亭夜还叙志》有“涧急惊鳞奔”。二是《从崔使君过卢少府郊居》有“泉迴浅石依商柳。”三是《南涧中题》，柳亲表弟卢遵伴柳子贬永，长期寓居永州，元和四年曾出任全义县尉、辞官仍回永州寓居南涧上潇水东岸。柳诗有“寓居湘岸四无邻”即指此处。元和五年秋跟从其姨父永州刺史崔敏看望卢少府（即卢遵），遵是崔刺史的亲内侄。元和五年秋崔敏死于永州，至元和六年秋恰一年整。柳子去卢遵家作客，中午只身到南涧一游。旧地重游，亲人故去，感慨良多，触景生情，故有“怀人泪空垂”之叹。了解柳宗元与卢遵及崔敏之间的姻亲关系，对理解《南涧中题》很重要。可惜古今尚无人论及此问题。
三亭
《考释》云：“唐时薛存义为零陵令，有政声，并于署内创建三亭，以为游憩之所。”《考释》肯定三亭位于县署之内，不对！柳《零陵三亭记》云：“乃发墙藩，驱群畜、决沮洳，搜剔山麓，万石如林，各坳为池……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巅，下者俯清池。”可知三亭不位于县署内，而位于署墙藩外之东山。《三亭记》未言三亭之名称。据《零陵县志》载：“三亭在东山之麓，唐县令薛存义建。一曰读书林，一曰湘秀，一曰俯清池”。余疑三亭之名是薛离任后，邑人思念薛之德政所制。薛建之三亭未制名。柳之《三亭记》也无名称。综观柳文集，如《韦使君新堂记》、《桂州斐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均未制名。可见古人建亭，未必都制名，《万石亭记》，柳详述制名之缘由。零陵三亭虽叙述建亭缘由及经过，但未给三亭制名。 1962年，笔者曾住三亭学舍，登东山探寻三亭遗址，访居民长者，无所得，转而求诸柳《记》。三亭位置分布的特点是陟降晦明，不是都位于“山麓”，“高者冠山巅”。此亭可确定位于署外东山最高处，巅者山之顶也。最下亭可确定，“下者俯清池”，清池在何处？《记》有“积坳为池”之句。其实东山南麓与南池相连，南池水面广水质清。柳子写有《陪崔使君游宴南池序》，故最下亭当位于原黄溪庙附近山坡上，即今师范校门内之南坡上，亭内可俯视南池。故旧时三亭学舍建于其西侧三亭巷边。难定位的是中间一亭，该亭名曰“湘秀”，可肯定该亭位于东山西边。州城西濒潇水，在中亭能望清深的潇水，故亭曰湘秀。《考释》说三亭位于三中校内，不对。 永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早破坏殆尽。千余年来，零陵当政者，有能继薛存义之志者乎？
蒲洲
蒲洲即蘋洲、蘋岛或浮洲。《考释》“蒲洲”之说全错。现分析如下。 1、《考释》引柳《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迴，斜对香零山》诗，诗题标点弄错。正确的是：“登蒲洲石矶（逗号），望横江口潭岛深迴（逗号），斜对香零山”。诗题原意：诗人登上潇湘会合处的蒲洲岛东南石矶上，向西望，横亘在湘江口内的潭岛被一片丛林覆盖，江水萦迴，显得特别深邃；向东望去是斜对潇水东岸的香零山，山上有奉祀舜二妃的庙宇。 2、《考释》引《零陵县志》云：蒲洲“在城东六里之涯，洲若弓形，昔年长蒲有九节者，柳司马尝登蒲洲石矶以望香零山。”语见于1992年版《零陵县志》，这是对零陵名胜古迹定位的一个严重错误。蒲洲即潇湘会合处今之蘋洲。石矶即蘋岛东南潇水河床上之石质滩。其面积随水位升降时窄时宽。石矶上可游玩、可憩、可钓。香零山乃今蘋岛东岸最高之山峰，山上曾建有祀舜二妃之庙，为零陵重要的名胜古迹之一。旧县志编者张冠李戴把城东六里外的卯江桥附近香炉山说成是香零山。新县志编者更是错上加错，往其上游河段寻到一个小洲，说是蒲洲。并说什么“香零山”有石矶；石矶是什么？县志编者也不细研一下。《考释》还说：“蒲洲尚可寻，在潇水中，由于河水冲刷，面积较前增广，亦非全似弓形。”《考释》对蒲洲考释之根本错误源于新编《零陵县志》。其《文物胜迹》云：“柳宗元有《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迴斜对香零山》，王元弼有诗：“蒲洲东望水漫天，秋气横开秋水船。几度挂帆看夜月，清光无数向洲悬。” 新《县志》对蒲洲所“志”纯属荒谬。第一：编者把柳《登蒲洲石矶》诗题断句弄错，将表述潭岛位置的定语“横江口”当作地名打上逗号，第二：说蒲洲在城东六里许。其实蒲洲就是蘋洲、蘋岛、浮洲。蒲洲是旧称。自唐柳宗元诗至清初王元弼诗一并称蒲洲。二人诗句可为证。第三：引王元弼诗毫无用处。王元弼，清康熙之初文知郎（擅长文字的闲散官员）被任命为零陵县令，正值清廷击败吴三桂叛乱用兵西南之际。蒲洲位于湘桂水运要津湘口馆对面潇湘二水会合处，军旅往来、军需供应之要地。历史上朝廷钦差及命官出差所经之州，县地方长官须躬亲接待迎送。当时军务繁忙，王元弼敢怠慢，侍候好上司以利升迁。此诗正是反映上述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心态。第一、二句写时间地点，即潇湘会合处蒲洲及湘口馆（驿），“秋气”：即秋日肃杀之气，喻平叛仍紧张进行中，“秋水”明澈如镜，秋水共长天一色，喻平叛战争节节胜利的喜悦心情。第三句将蒲洲定位在城东六里潇水之荒岛。王县令几次晚上挂帆乘船，溯潇水而上，经百家濑，进袁家渴，至茆江桥，再到荒岛“看夜月”，水路往返数十里。处理紧急公务，为何不坐轿，陆路往返才十二里，王县令是疯子？说明县志编者无知罢了。第四句“清光”具体指什么？何以又“无数”呢？为何都“向洲悬”着呢？不知县志编者怎样理解的！对“文物胜迹”作如此荒诞不经的编造，太胆大妄为了。 新县志《名胜古迹》中还有一段写蘋岛（即蒲洲）的奇文，说“柳宗元写有《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诗，记叙了蘋岛风光。”不知县志所指诗哪几句？其实《湘口馆》诗中，根本没有一句诗，没有一个字写蘋岛风光的，为什么拿古人诗名骗读者？
横江口
《考释》中横江口的考释全错。 《考释》云：“俗称赛阳岩，1968年炸毁，在潇水东岸……疑柳宗元所称横江口即指此处”。古往今来永州无横江口地名。为什么《考释》撰造“横江口”这个地名，并假定为赛阳岩呢？事出有因： 一是《考释》对柳宗元《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迴斜对香零山》诗断句有误所致。柳之诗题中“横江口”之原意是地名潭岛的位置定语。它是界定潭岛位置横亘在湘江口内，由于断错句，《考释》把潭岛的定语“横江口”当作柳子永州行迹的地名之一进行考释。这不能不说是个大笑话。 二是《考释》又据新旧县志把城东六里远潇水中的香炉山换名为香零山，在其上游找到一个小岛，错误名之曰蒲洲。《考释》为寻找“横江口”，找到赛阳岩，故有“疑柳宗元所称横江口即指此处”，虽然由于对柳诗题目断句之错而引发连锁错误。故对“横江口”下结论用一个“疑”字不奇怪了。
香零山
《考释》关于香零山之说全错。 《考释》引明末大地理学家、旅行家徐宏祖之《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丁丑年（1637年）三月十日》云“湘水（注：指潇水）渐东，七里至香炉山（龙注：即香零山之俗称），山锐若髻，石骨攒簇，独峙江西岸。”徐《记》香炉山名称、位置、形状、岩石结构及形状全是正确的。徐霞客认真考察香炉山名称由来，香炉山酷似供神插香烛用的三足鼎立的香炉，故名香炉山。流水透穿山底而过，山之四周为流沙，无石矶。徐《记》并未言香炉山是香零山的俗称。明末至清中期，香炉山名称一直未变。新县志编者不知石矶是何物？“石矶”一词窃于柳子《登蒲洲石矶》诗。《考释》以新旧县志为依据，不以柳诗为考释对象，故再一次犯错。对香零山考释之误乃源于官修《零陵县志》将香炉山偷换成香零山。柳宗元《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迴，斜对香零山》之香零山以及蒲洲均搬至城东六里许之潇水中。人为消失唐朝祀舜二妃的香零山，连徐霞客考察过的“山锐若髻”的香炉山不见了。这就是县志及《考释》的“杰作”？
万石亭
《考释》旁征博引两宋到明清地方志以及名人著述，对万石亭位置来了一番详细考释，可惜劳而无功。《考释》结论“万石亭究在何处，已无法确指，因为山多夷为平地，非复曩日之面貌了。”目前人著述作考释唯一依据，抛开原著《永州崔中丞作万石亭记》，说到底，根本不可能“确指万石亭准确位置的。” 《永州崔中丞作万石亭记》有云：“御史中丞清河崔公来莅永州。间日登城北墉，临于荒野……见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胜……步自西门，以求其圩。绵谷谿谷，皆大石林立……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在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绝，沉于渊源，莫究其极。自下而望，则合乎攒峦，与山无穷。” 唐永州城较明清窄。城之北墉大致今东风大桥下游，道士岭一带往东延伸至东山。这里绵谷谿谷一大片石林，为万石山。故亭曰万石亭。亭位置于万石山什么部位？据柳《记》，万石亭应位于濒临潇水东岸之岩崖上。《记》云：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直”：当也；掖：通腋，臂下也，即自肩至腕。具体指亭西岩石如臂下垂之状，即陡崖。石亭之西濒临大江，特别开阔，故能远眺。证明万石亭临近潇水东岸，不会于州署之正后方。万石亭又位于城外北墉荒野，崔刺史步西门发现的。《记》云：“其上青壁斗绝。”可知亭不建在山巅，因为亭背后青壁斗绝。《记》又云：“其西沉于渊源。”据考察，从东风大桥起至潇湘门一带，江岸为岩岸。故水深。“渊源”指水深。“向下而望，合乎攒峦。”这句话确定万石亭位置至关重要。攒：簇聚也；峦：小山。意谓站在亭西向下看，万石亭像位于岩石堆积的小山上。“与山无穷”，恰从反面证明万石亭不是位于平地。 剖析柳《记》原文，大致肯定万石亭乃位于今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原职工宿舍（人民路北面的宿舍），靠近潇水东岸，其（北指“青壁斗绝”）之北即今总工会后院岩崖处。 《柳河东全集·卷第二十七·记亭池》共六篇记，其中写于永州三篇。这三篇尤以《万石亭记》为最好。此时柳宗元奉诏返长安，十年贬谪心态大为改变，《记》中流露出作者十年来未曾有的喜悦之情。
铁炉步
《考释》所言铁炉步位置及内容全错。柳《永州铁炉步志》云：“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铁炉步。”《考释》云：“盖此地原为炼铁炉之地。现称老埠头。”《考释》引清何绍基（永州道县人，著名书法家，名翰林学者）《老步诗》为证。 辩正：“江之浒”，柳《集》有二处提到。一是《送薛存义序》云：“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祟酒于觞，追而送之江之浒。”二是《铁炉步志》云：“江之浒……余乘舟来居九年，往来求其所以为铁炉步者无有。”据此“铁炉步乃位于永州北郭江之浒。对照柳子二文，《考释》把铁炉步当作老埠头，是实在太离谱。柳《志》云：“余乘舟来居九年。”既然乘舟来居，可肯定城北之江之浒铁炉步登岸的。柳《序》又云：“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柳子家住愚溪，携酒肉过潇水追送之，也只能是州城北郭江之浒的铁炉步。照《考释》说铁炉步就是老埠头，是非常可笑的。贞元年隆冬柳谪贬永州奉侍老母南行，距城北十里外的老埠头上岸，再渡河至湘口馆，步行十里进城。元和九年薛存义升迁，柳提酒肉追赶十里，再渡湘江至老埠头为薛送行。可能么？《考释》作者置柳《志》柳《序》于不顾，单单引用何绍基一首咏《老埠头》诗佐证铁炉步硬是老埠头。能使人相信？ 永州城曾有四条城门濒临潇水东岸：即太平门、大西门、小西门及潇湘门。其中与外地湘江水运最方便，客货运最繁忙者是潇湘门码头，此码头唐朝时乃位于城之北郭（注：唐时州城范围窄），故只有潇湘门码头与江之浒相符合。浒：水崖也。上述永州四门码头唯有潇湘门码头较陡，可以称水浒，因此铁炉步即今天潇湘门码头。唐时也只有潇湘门码头位于永州北郭。郭：指城墙转弯处。李白《送友人》诗：“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古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那是西周封建诸候建立侯国统治中心的制度。意思是说城的周长三里，其外城（注：即郭）的周长可达到七里。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一般有城无郭。未闻永州历史上有建郭的记载或郭的遗址。唐朝永州城北十里湘江西岸今之老埠头，绝对不是城之北郭。故“江之浒”及“铁炉步”也绝对不在今老埠头。《考释》又把“铁炉步”解释为“此地原为炼铁炉之地”不妥。炼铁炉是炼铁工场所在之处。柳《志》意指打制各种铁器之铁匠铺。因其工艺精，产品优而驰名。故名其所在之码头为铁炉步，绝对不是用铁矿石炼铁之炉。
结束语
《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考释了柳宗元贬永十年行迹30余处，用地方志、名人著述及见闻，逐一对其地名、位置及相关问题予以考释，可谓永州柳学研究一项基础工程。龙震球先生为永州柳学研究功不可没。学术研究不可能停留在原有水平，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自然科学如此，哲学社会科学亦如此。龙震球先生与笔者私人交往是挚友，学术研究是诤友。他知识渊博，待人诚恳，健康欠佳，手仍不释卷，潜心于柳学研究，著述较丰。 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求真务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之精神，敬希同仁提出指正，共同把柳宗元永州行迹考释提高到更高水平。
巽公院五咏 创建词条
《巽公院五咏》
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 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 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 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
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 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 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 趣中即空假，名相与谁期？ 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 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 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 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 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 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 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
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 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 俯瞰涓涓流，仰聆萧萧吟。 差池下烟日，嘲哳鸣山禽。 谅无要津用，栖息有馀阴。?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柳宗元
（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公元793年（贞元九年）进士及第，五年后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贬邵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卒于柳州任所。今存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封建论》等。其 |
|
|
位于永州市城内千秋岭。传为三国时蜀安阳亭侯蒋琬故居，建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