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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洋中的一条船
提供条件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父母企图按照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判断去改造子女，像制造产品一样重新创造自我，也就是说，是改造子女而不是引导子女。其实，子女是独立的自我，个性、才情自有其特色，不可能是父母的再现，包办代替是南辕北辙，绝对不可能行通。最重要的应该是为他们提供发挥自我、展示才华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受良好教育的条件。当然，教育可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它们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但相对来讲，学校教育具有根本意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只能是辅助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提供条件，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子女提供受良好教育的条件。这种十分浅显的道理，梁启超当然明白。所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校教育上。 他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总起来看，他的孩子基本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启超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子女们的聪明上进，再加上他的精心安排，使其子女都具有了现代知识。但当梁启超发现他们的国学根底不够时，一方面指导他们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一方面又在家中开设了国学训练班。其外孙女吴荔明记云：为了提高、充实孩子们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据五舅(按大排行即梁思达)回忆，补课的课程为：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 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像梁启超这样举办高水平、有实效的家庭培训班，在一般家庭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千方百计为子女提供学习条件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梁启超还经常为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在其书信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讲购书的。1912年梁启超一回到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 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的建筑艺术。在培养儿女的问题上，梁启超可谓不惜巨资，用心良苦。给予理念比起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条件来，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也很重要。如果说，充足的条件是物质的，那么，人生理念则属精神的，二者缺一不可。虽然不能强迫子女接受甚至必须按照父母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去生活，但毕竟父母有多年的生活积累，不乏经验乃至教训，将这些人生的感悟去告诉子女，影响子女，自然是子女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理念决定人生的态度，甚至会左右命运的归宿。所以，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抓住有利时机，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 梁启超所谈的人生理念涉及做人、心性修养、如何面对社会和面对自己等许多方面，而且感悟深刻，不仅对其子女有用，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精神财富。将这些论述大体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儿女们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他断言：一旦兴趣没有了，生活就索然无味了。梁启超多次宣称自己是个趣味主义者。他在一次演说中讲：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面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在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上物质上消耗而有余。梁启超就是用这种趣味的人生观约束自己、指导自己，同时也影响和教育子女。当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学之后，他时刻担心其学业太专而会感到单调，由单调又会导致乏味，乏味则会不思进取，生活苦恼。他多次去信和梁思成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一封写道：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 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会我的教训，你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吐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在这里，梁启超是要梁思成等儿女们吸取他兴趣广泛的长处，并非强迫他们像他那样兴趣太多，以致不能成为某一点上最精深、最权威的专家。 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心死，就是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所以，生活当中，对周围的事物有兴趣是第一位的，兴趣的多寡则是因人而异的。梁启超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梁启超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而悲观的产生往往是源于过高估计自己，目标过高而达不到，于是常常悲观失望。故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又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梁启超在这里讲得非常真切、客观。人的能力各异，只要尽情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快活和满足。如果能具有梁启超这样的生活体认、浓厚的生活兴趣和持久地去释放自己的能力，快乐和幸福就不可能不伴随着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个人的性格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梁启超的尽兴，本质上是尽性。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梁启超的情感极其丰富，连写文章都笔尖常带感情。他认为生活固然需要理性，但太理性了，生活就枯燥无味了。 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讲：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的部分——或者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但是，情感的展示必须适度，否则社会就失去了规范，是非颠倒，道德沦丧，所谓的爱和美，也不复存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也会一团糟。所以，在梁启超的家书中处处洋溢着炽热的情感，也同时渗透着理智。他教育其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即使是感情的事，也还是要有理性。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讲：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这里讲的是他对自己的学生徐志摩的批评。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个唯美主义者，只要他认定美的东西，包括爱情，就不顾约束地去追求。当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得到陆小曼，并选定吉日良宵在清华举行婚礼的时候，却没有料到被证婚人及他的老师梁启超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梁启超还将他的讲话稿寄给他的孩子们引以为戒。可见，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梁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梁启超越是到晚年，对儿女们理智的教导和关怀越多。大概是人老了，历练多了，越来越认识到理智才能少走弯路，有智慧才有美好的生活。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人生总是要经历不可回避的挫折和失败，能从容面对，那才是最重要的。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梁启超深知这方面的重要性，他一再用自己的感受和体认去谆谆教导儿女们。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炼自己的好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克服困难中更上一层楼。当大女儿梁思顺和女婿周希哲遇到失去工作的麻烦时，梁启超致信解劝说：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起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他愁他，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 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当口儿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这样苦口婆心、情理相融的劝慰，活现出梁启超慈祥而负责任的家长的可人风貌。同样，当其儿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不幸被炸身亡之后，梁启超又情意深长地致信儿子梁思成解劝道：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对于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利害得失，唯一的办法是泰然处之，积极应对。 即使是个人的利益，也不要患得患失。因此，梁启超给子女们开出的信条是：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梁启超归纳的这些人生理念，确实是非常实际而精深的至理名言。但是，对于思想家来说，常常是知易行难。客观地讲，就是梁启超本人，都未必能做得到，至于其子女能接受多少、践行多少，就看其悟性和能力了。不过，梁启超是尽到为父的责任了。耐心关怀家长关心子女，似乎天经地义，很难找到对子女漠不关心的父母，除非是有某种疾病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但关心子女能够耐心和关心到点儿上，则大有学问。梁启超在这方面却能做得很圆满。他在给儿女讲做人的大道理的同时，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可谓大处引导，小处关心。 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二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留学时想家，他也会认真开导。他还费尽心思，亲手裱糊了一个古典高雅的艺术品，里面装上他写的条幅，取名千里一笑，赠给思庄。思庄由于刚到加拿大，英语还未过关，考试排到了十几名，心情沮丧，梁启超立即致信好言劝慰。后来梁思庄为尽快入大学着急，梁启超立即致信开导说：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因车祸受伤住院，梁启超一方面从生活上、心理上关怀，一方面还指导他读书，这样既容易打发病床上的无聊时光，又增加了知识。 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梁启超还特别注意向孩子传授学习方法，尤其常向他们讲述自己做学问的诀窍。他在给儿女们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至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 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梁启超对此颇感自豪。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即使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回国路线，梁启超也给安排得十分妥当。其致信远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说：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回来，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太不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 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替我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如此精细而周密的安排，作为一个繁忙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问家是很少见的。梁启超的儿女情深于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吃饭桌上，梁启超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给子女们传播各种知识。吴荔明记称：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 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总而言之，梁启超对儿女的关怀的确是无微不至。特别是作为一位父亲，尤其像梁启超这样一个名扬海内外的大人物，能够如此耐心而持久地关心儿女者，真是凤毛麟角。梁启超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好父亲。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教授之一，曾在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 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起灶，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因此总是活得有滋有味。一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九个子女先后有七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同时有五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儿女们。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在这段时间，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彼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 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只有循循善诱，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未来成才大有助益。1922年一次酒后，梁启超怀念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拿了一张纸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为了培养孩子，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又写给思庄：你想家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快活呀！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 他在给思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病中更加思念思顺。他在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书信，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所以说，梁启超对待孩子们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而又十分理智。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二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思庄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态度。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究竟上哪家大学？当时他希望思庄在加拿大读大学，在1926年2月9日的信中写道：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他还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鼓励道：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我写的一副小楷，装上镜架给她做奖品，美极了，但很难带去，大概只好留着等到她回来再拿了。 思庄未辜负父亲的希望，考上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思庄入大学二年该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很有发展前途，于是在1927年8月29日写信给她，希望她学这门专业：你今年还是普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科，因为这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取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 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取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姐姐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吧。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难以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将这种苦恼告诉了思成。梁启超得知后，赶紧于1927年8月5日写信说：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感情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后来，思庄听从了父亲的话而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学专家。梁启超还教给子女们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要求他们不仅要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1927年8月29日，他在给思成的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梁启超还在给思庄的信中写道：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取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 姐姐来信说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十分担心，但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得自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梁启超在给思成的信中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发生疑问时，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引导他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梁思成一度怀疑美国死板仿古的教学方法，担心自己学不到设计方法而成为画匠。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信教导他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信中说：你觉得自己的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与附带学问的帮助。 中国先辈屡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至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年内尚非其时也。梁启超很讲究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他鼓励思成夫妇学成以后要行万里路，到欧洲游历、考察其建筑风格和人文习俗。这次欧洲之行为思成夫妇此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建国之初梁思成、林徽音就成为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中国建筑史等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三梁启超不仅注意对子女们进行知识教育，还十分注重对他们进行道德培养，要他们热爱生活，保持节俭，并注意择友。 他希望思成乐观多趣，在1927年8月29日的信中说：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使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了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远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还是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他告诫思顺夫妇人生贵在吃苦。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教导思忠不要消磨志气。一个人若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样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不少，舒服日子也经过不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梁启超一生千变万化，但爱国之心永远不变，又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绝未忘一个‘国’字……为子女们做了最好的楷模。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还竭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日本时，他每天晚上让孩子们围坐在小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 孩子们长大进学校后，梁启超从不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对留学国外的孩子学成回国做什么，都有细致的考虑。他要思成在美国学习结束后，再到欧洲学一年回国，并建议回国后的思成到东北大学工作。他同意思永的要求在美学习考古期间，回国实践一年再出国继续学，以便将国外新考古方法运用到中国。他要思庄学生物学和图书馆学，回国后和思永一起当他的助手。他要思忠在美国陆军学校读完后回国入黄埔军校。他请谢国桢做家庭教师，教思达、思懿、思宁念中文，以便将来报效祖国。他们兄弟姐妹和祖国共患难，抗战期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梁思成因为早年车祸伤及脊椎，后来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其妻林徽音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想聘他们夫妇去工作，这样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北京解放前夕，他帮助解放军标明市内古文物的位置，以免遭到炮轰，为保护首都古迹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几兄妹也都在各自服务的战线上报效祖国。思永是考古学家，长期工作在考古战线上。思懿、思宁主要在国内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前者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者1940年即投奔新四军，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思达夫妇坚持留在大陆，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又都像乃父梁启超一样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梁启超的子女教育成为他教育思想和人生信念的最成功的实验，九个子女人人学有所长，个个忠心报国。 梁启超的育子之道，对于今天倡导素质教育的我们仍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章摘抄>自<天津日报> 该篇游记来自：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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