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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首悼亡词的比较阅读：苏轼的江城子与贺铸的鹧鸪天
北宋词人苏轼的《江城子》与贺铸的《鹧鸪天》都是为自己妻子写的悼亡词，都是各自纯真爱情的哀唱。若将两词放在一起比较阅读，自可玩味出两词的不同来。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贺铸《鹧鸪天》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 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苏轼29岁就死了妻子。他的妻子王弗极贤慧有淑德，其敏而静的气质有如神光天香笼罩着他们夫妻谐睦温馨的家庭生活。王弗去世，苏轼黯然神伤，哀思绵延。十年之后，苏轼对亡妻仍是一往情深，难以释怀。其《江城子》词正是当时追思亡妻感强烈凝聚的结晶。
全词哀情外显而激烈，泼墨如水，大开大合，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夫妻间的深情厚意。仅从词的上片便可明显地看出这一特色。词作“未成曲调先有情”，一开头就营造出一种凄惨悲凉的哀痛气氛，将感情的琴弦拉到极度哀伤之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既感慨夫妻生离死别之日久，又直抒追思亡妻之情深。在时间长河里，十年不过是弹指一瞬，对词人来说，却恍若隔世。词人日思夜梦，不知有多少心事要向情侣倾诉！“不思量，自难忘”，正是极度相思痛苦之情的强烈爆发。接着，词人大笔挥洒，从死者与生者两方面将这种相思痛苦之情加以淋漓尽致的抒写。“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凄凉冷漠尚可忍，最难耐苦楚无人说！唠叨死者孤坟的寂寞凄凉，既是疲于奔波他乡，疏于祭扫妻坟的自责，更是伤惋怀妻痛情的流露。“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从生者处境的险恶坦露对亡妻的复杂情感。一方面，甜蜜的夫妻情爱令词人对死别十年的妻子依然痴情灼烈，深陷于仅在梦中相见的无奈里；另一方面，生活际遇的飘泊不定，生活处境的凶险恶劣，令词人心身疲倦，鬓发过早地变得霜白。这样，即使能与妻子相见，词人也不希望妻子认出自己，以避免妻子伤感难过。词人极希望与妻子相见却又害怕被妻子认出的矛盾心里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昭示，它精细地写出了词人对妻子的无限关心体贴的挚爱之情。 与苏轼青年丧妻不同，贺铸是晚年丧妻的；与苏轼《江城子》词抒情的外显、大笔挥洒、淋漓尽致不同，贺铸的《鹧鸪天》词内隐、惜墨如金、潜沉曲致。贺词于平静的笔端之下饱含对妻子的深情。词作由物及人，缘物生情，由“阊门”之存想到爱妻之失，这个昔日夫妻恩爱生活的见证物，而今成了引发词人相思哀情的媒介。“同来何事不同归？”看似平静出之，实则是词人感情的强烈迸发，是血与泪的呐喊。读到它，我们仿佛看见词人撕心裂肺地向茫茫苍天呐喊“还我妻子”。这声音，喊出了失妻的万般凄楚。“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词人目睹梧桐，眼看鸳鸯，心中涌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思妻哀情。“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真切地刻划出词人翻江倒海的内心：南窗雨让人饱尝淋雨之苦与孤寂凄凉，南窗雨让人怅然于挑灯补衣恩爱体贴之一去不返，极曲致地传达出对妻子的挚爱。 苏词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赋笔手法生动逼真地铺写了一幅夫妻久别乍逢的感人场面，显示出爱情的纯真美丽，使其抒情既亲切又富有情趣。“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游子思乡，自古同理；离家愈久，生活愈是不适，思乡之情也就愈切。因时势的动荡不安，政治生活的苦闷，辗转奔波的词人自然产生了浓郁的怀乡情绪。幽幽沉梦之中，魂游久违的故乡，第一眼所见便是爱妻面窗梳妆那熟悉的身影。神之所思，意之所指，这第一眼目光所及实在是词人思妻痴情的自然流露。“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两地相思情切切，一朝对面却无言。夫妻相见，自有万端感慨；泪眼凝望，自会读出对方的关切、爱抚。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妙境界，颇能拨动感情的琴弦，夫妻间的真挚情爱悠然流淌。
与苏词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抒情性不同，贺词浸润着深沉的人生感慨，有着哲理的冷静揭示，显得沉郁而富有理性光彩。贺铸虽出身贵族，但空怀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门，终生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词中以梧桐的半生半死，鸳鸯的失伴孤飞为喻，既失偶之痛楚，也发人生之感慨。“原上草，露初晞”化用“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之意，以露水易干为喻，慨叹人生之短促，功名之有如云烟，笔调委婉地将自己不得志的蹉跎人生寓于其中，感情内隐而沉郁。 苏词的“尘满面，鬓如霜”，虽也暗寓人生飘零之感，也抒写光阴流逝之疾，但从心理的精细摹写，以赋笔手法所进行的想象铺写来看，全词主调是抒写对亡妻的真挚深情，是对纯真爱情的纵情高歌。而贺词尽管也唱出了纯真的爱情之歌，但其主调富有浓郁的理性色彩，有着对人生哲理的冷静揭示。总之，同是悼亡词，苏词感情闸门大开，奔放而激越，自有一股撞击人的强劲力量在；贺词显得简约曲致，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感情沉郁而哀戚。 〖本文刊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总第17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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