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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教会孩子写“撒谎作文”?

 无痕教师 2011-03-31
中国青年报社先后有《我们的学生为什么写“撒谎作文”》和《作假已成国之痛》两篇调查引人关注。前者披露83.3%的人承认自己在上学期间曾编过作文,成都某小学四年级一个班的学生作文中,40多个孩子有30多个写自己如何智斗人贩和小偷,其中26个孩子承认自己是瞎编的。后者根据调查结果断言:作假已成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假冒商品,到文凭学历,甚至政治履历,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造假,99.5%的人曾遭遇作假,78.8%的人认为全社会应该对作假零容忍。

  这是两则引人深思的调查,其中蕴含的内涵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今社会的荒诞乱象。一面是99.5%的人遭遇过作假,一面是78.8%的人呼吁社会对作假零容忍。问题在于,作假的人不可能只来自99.5%以外的那0.5%吧,这就意味着遭遇过作假的一些人本身也是作假人,而呼吁对作假零容忍的人其中也不乏作假人,区别只在于他们偷偷地保留了自己作假的权利,而冠冕堂皇地拒绝了他人作假的行为。在这些人身上所表现出的伪善和双面特征,在我看来是比作假本身更作假的恶行。

  我想起自己中学时的作文经历,那时因为善于“挖掘”和“升华”,我的作文常常成为班级的范文,被老师当堂朗读,赞誉有加,为此很得意过一阵。当时从未觉得自己是在撒谎,而是在“调动内在积累”。我的“内在”究竟“积累”了多少货色,自己也不甚了了。“斗人贩和小偷”我没敢瞎编,因为那时没有人贩一说,而我长得矮小,也没人相信我有本事斗小偷,何况当时我已略知“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了。但“帮助老大娘推车”、“捡到五毛钱交给警察叔叔”之类的先进事迹我编过,以至于有一次我们全班43名同学竟然有15人都帮老大娘推车了,老师调侃说:“今天全市的老太太都上街拉车了。”

  写作需要“挖掘”和“升华”,这是老师教我们的。但“挖掘”和“升华”与“撒谎”和“作假”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老师没教我们。在不少孩子心目中,“挖掘”和“升华”就是瞎编,谁会编谁就能得到老师喜欢,谁就能得高分,谁将来就可能扬名立万。

  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我越来越厌倦那种盲目拔高,愣说假话的作文,越来越无法从“翻卷的浪花中想到革命的洪流”,越来越不能“在困难的时候眼前浮现出几位英雄人物”。我为自己的卑微感到惭愧,也为自己的真实感到骄傲。我常想,即使做不到“修辞立其诚”,起码也应该把写作文变成自己心灵表达和拓展的渠道,做不到全说真话,起码不说或少说假话。但如此一来,作文分数反而变低了,连老师也很惋惜地说这孩子可能到青春期了,作文中怎么总有一种忧郁和灰暗的调子。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否还有和我相似的心路历程,但只为了获取高分一项,也足以令他们尽量写作“撒谎作文”吧。如果就此谴责孩子,显然不完全公平。在这件事上,恰恰应该从大人抓起。是大人有意无意的教育引导,使孩子趋向写作撒谎作文;是成人社会的所作所为,在变相教会孩子写作撒谎作文。在诚信危机严重威胁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我们为孩子提供了一个诚实做人的社会环境吗?一个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常常获益吗?想想这些不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孩子们的所谓“撒谎”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是成人的镜子,也是成人的影子。想想看,多少大人的工作总结不在撒谎?多少领导的报告讲话说得都是实话?特殊年代有特殊的政治生态,“林副统帅”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还有那位名噪一时的康生也说过“左比右好。”这就是那个“极左”年代人们生存的不二法门。政治运动对社会诚信的戕害远不是一次拨乱反正可以消除的,形式主义造成的假大空危害也不是一个早上可以灭绝的。看看泛滥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各种虚假广告,让孩子们怎么诚信?再看看我们身边熟悉的各种报告、讲话、材料、报表,又有多少真实情况?昨天刚发文件,今天就有情况反映,上级刚一部署,下边马上整出经验,生花妙笔一枝,领导政绩无限……如果说孩子的作文是“撒谎作文”,那么大人材料中的“深刻体会”、“几点启示”敢说都是真的么?在做人与作文的统一问题上,我们敢说给孩子树立了好的榜样么?

  实事求是说了几十年,做到却不易。巴金先生生前走过近一个世纪,在我看来,他最痛彻骨髓的呼吁,莫过于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和“说真话”。此中深意,值得反复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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