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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退化.复兴简史

 玉雪_ 2011-04-02
 
 
经方退化.复兴简史

--JT叔叔课堂拾遗--


相传,上古时代神农氏用本草,到了汉朝时代,一些口耳相传的理论,形成了《黄帝内经》。
 
在《黄帝内经》形成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几部书失传了,比如说《汤液经法》……相传伊尹做汤液,然后当了商朝第一个皇帝的宰相。这种事情,你们会觉得很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怪:我从前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因为会一点中医嘛,帮老板看病,而那出版社的老板后面还有后台,就是更大的老板,帮那个大老板把病看好了,结果全出版社的人都对我唯唯诺诺,当那个组织最大头目「命悬我手」的时候,谁都怕你,所以会汤液的人可以当宰相哦,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嘛。
 
今天《汤液经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在它还没有消逝之前,可能有一个人,他在宫廷藏书或是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类的文件。那个人就是今天被中国人称作医圣的,汉朝的张仲景。
 
因为《汤液经法》有一些毁灭后的残骸留下来,那些残骸,梁朝的陶弘景,把它编成《辅行诀》,就是辅助修道人修行的一些方剂。它里面的那些方子,其实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面那些方子的雏形。
 
陶弘景搜集到这些东西,让人可以看到:哦,可能古代真的是有《汤液经法》这个东西的结构的!就是:阴旦,阳旦,朱鸟,玄武,青龙,白虎,腾蛇,勾陈,这些各方位的神,每一个神有大小不同的方。其中的小阳旦汤,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张仲景的「桂枝汤」。
 
《汤液经法》失传以后,就算张仲景这个继承人最伟大了。张仲景的伟大在于:古时候那些伟大的医学,上古留下来的种种情报,那些非常重要的方子,「该怎么用」这件事情,张仲景把它摆平了。他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对照临床,写出一本《伤寒杂病论》,这部书的方子都是用起来很神很神的。所以《伤寒论》的方子你用得对,几乎就是所谓的「一剂知,二剂已」。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一帖下去,病人就感觉到不一样了,然后第二帖就把人医好了。我常常遇到这种一剂知二剂已的状况,一帖药下去,病一下子就好了。有过艾滋病的朋友,淋巴节开始肿,按得出来一坨一坨的,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伤寒论》里面的少阳病吧?」,然后就开张药单,死马当活马医,叫他煎小柴胡汤。一帖,全退;第二帖,就算保养一下。如果是西药,照理说药一停他就要复发对不对?那个人吃两帖小柴胡汤到今天已经三个月还四个月了,还没有再发过。所谓「经方」就是有这么大的力道。张仲景的医疗水平是有到这样子的。
 
而张仲景写出来的《伤寒杂病论》,我一直都觉得是值得背下来的书。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那些古时候流传下来的情报,它的结构很像一个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的东西,就是计算机程序。《黄帝内经》也好,《伤寒论》、《汤液经法》也好,它那些片片段段的方剂跟诊疗的症候,会让人觉得「它背后应该是有一个程序在跑的」,好像有一台机器,会问你说你感觉哪里怎么样,然后你回答,它就会跑:「怕热还是怕冷?」选A,然后「喉咙是痛还是不痛?」,再选B……像是有一个程序在跑似的,如今那一整套程序,太古时代的中医那个最伟大的思路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情报的破片。仲景就在《伤寒杂病论》序里面写说:虽然我们不能拿这本书包医所有的病,可是如果你们能够「寻余所集」──如果你们能够去细细推寻我找到的残破片断──「思过半矣」──其它的病,你们也会想通的。
 
果然,凡是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本书背到滚瓜烂熟的人,心中都会莫名奇妙的产生一种引力,它哪里有空缺的地方,渐渐自己会把它填起来,慢慢开始在那个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一套完整的医术。
 
所以「背经典」在这种事情上面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说:我教《伤寒论》,讲一大堆本草的药理啦,某个病的病机啦……其实都不过是调味料,要诱使你愿意看《伤寒论》的条文而已。真正进步最多的人,恐怕还是背书的人。如果《伤寒杂病论》你整本背下来的话,那医术是醒着睡着随时在进步的。
 
我说,学《伤寒》像玩数独游戏,数独游戏就是一个九宫格,有些格子有数字,有些格子空的,虽然空了那么多的数字,可是你知道它的理法跟逻辑,渐渐可以推算出它缺的是什么数字,你这样玩个几个钟头后,终究可以填满。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一部数独游戏,你可以不用去理解它,就把它整本背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很多方剂有些微妙的差异啊:这个方和那个方,刚好就只差一两白芍药啊,那这个方跟那个方治的病症又有一些差别啊,那么,一两白芍药在干嘛,你就知道啦。那等到你看另外一个方,刚好只有芍药跟甘草两味药,那你已经知道芍药在干嘛了,你把那个药方减去芍药,那么甘草在干嘛,你不就知道了吗?……就这样它条文与条文间会彼此呼应、彼此对话,这样,上古的本草学的功夫就会在这个理路里面练成,一味药要干什么,如果你真的背到滚瓜烂熟的话,你睡着醒着都会在推敲这些问题,这种自然形成的拉力,会迫使一个人的医术日以千里的进步。
 
我常常在说,学医最开始的教科书,当然要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像你们的学长姊,他们虽然学医才很短的时间,可是他们在家里帮家人治什么感冒那种病,出手比外面开业的中医还医得好啊。才短短学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出手治这种西医口中的绝症「病毒性疾病」,怎么比外面的中西医都还看得好呢?就是一年功力抵十年二十年苦修啊,《伤寒论》就是这种神奇的经典,放到今天已经一千七百年了,它的东西完全没有褪色,它为什么没有褪色?因为它是一个程序,它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或许有一天,当人类进化成有二十条正经脉的时候,它就变成过时的东西,但是人类现在仍是正经十二条,一千七百年前的人是这样,一千七百年后的人还是这样,只要你这个硬件没有换,你的软件就不用换,所以当病毒进来了,癌症进来了,它在你的身体里面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指令,它指令整个的排列组合,你有一套解毒程序在那边,所以坚持要用《伤寒杂病论》的方子的老医生都认为说:《伤寒杂病论》里面的的方,决不只是拿来医感冒,而是医万病。因为当他们整本书熟透之后,会觉得可以医万病。
 
那这个数独游戏有多难呢?一般数独游戏九格乘九格,我们就已经觉得很伤脑筋了对不对?那《伤寒杂病论》的数独游戏大概是二百五十格乘二百八十格之类的吧?所以有一位日本医生说:「如果你要我到荒岛去当鲁宾逊,只给我一样东西打发时间的话,拜托你让我带一本《伤寒论》去,这样我到死都觉得很有乐趣。」
 
我们的人生不够长,要去修行《伤寒论》中的学问,即使能够日进千里的进步,可能都没有办法在死前把它玩透、拼凑回当初那个最精髓的完整程序。但是,多活一天,多究一天,就会感到有赚到。
 
然而,学这个科目,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学一大堆有的没的,把那个程序搞坏掉。因为《伤寒论》和《黄帝内经》还算是同一个系统里面掉出来的情报,那还可以一起拿来拼装;最怕的就是一推拼图里面还掺了几片别的拼图,结果就不管你怎么拼都是错的,然后花无穷心力在那边除错,不断地做这种事情,医术就毁掉了。
 
所以往往那种基本教义派的经方派,非常讨厌其它派别的医术和理论,因为如果它们混进去的话,医术会产生一个很糟糕的程序上面的纠缠跟崩溃,会有这种医术的解体现象。
 
除了汉朝张仲景的医术,古时候还有一个神医叫做扁鹊,太古时候的扁鹊是一种异形生物,说有什么鸟翅膀啊,可以看到人的脏腑,那种怪异的生物。后来有一个叫秦越人的人,因为他医术很好,有洞视脏腑的超能力,所以大家把扁鹊这个封号加在他头上。
 
那张仲景之后呢,紧接的他的时代就有华佗,华佗的医术,就产生一个和张仲景不太一样的地方:张仲景的医术以六经为纲领来跑那个程序,而华佗的程序是只跑在五脏上面,是另外一个思维的向度。
 
华陀之后,又有一些医者,像唐朝有孙思邈,他收集、试用很多民间的有效方,《黄帝内经》分成《素问》跟《灵枢》,里面都有讲很多针法,因为我教的是方剂学,所以针法我不太在意,但是孙思邈的医术就比张仲景多了很多针法,张仲景的医书里面针法是很少的哦,主要是方剂,张仲景等于是传说之书《汤液经法》的传人。
 
当然,孙思邈的时代,也算是中医的黄金时期。
 
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因为社会的规定,制度的改变……宋朝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制度,采取国家统一规范,一个村子要盖房子,就要求家家户户的那个梁柱哦,都要一样的尺寸,他们在村口那边有一个部门,专门帮你储存同一个尺寸的梁柱之类的建材,某某型的国民住宅如果梁坏掉,就可以马上在那边换一条,不需要重新打造,非常方便。宋朝很喜欢把什么全部都统一格式,于是宋朝的药剂,就开始做那个时代的「科学中药」,什么方剂都是几斤几斤配好,把它打成细末,然后到药局就说「我要什么什么方」,他就给你一包成药粉,你回来水煮一煮就可以喝了,非常方便,全部统一规格化的冲剂。也因为这样子,宋朝发展的方剂,都是小包小包的,像逍遥散就是出自宋朝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剂局方》就像是国家药典。
 
宋朝如果要提经方派的话,像我自己很喜欢许叔微大学士,他的《伤寒九十论》等等的书。张仲景的学问虽然一直写在那边,可是之前没有人做实践跟检证的记录,许叔微就把他这一辈子的医案挑来写:这个病就像张仲景说的一样,我就照张仲景这样子开药,结果就是对!把张仲景的东西重新实验过一遍,告诉你「他果然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实验记录。
 
那另外还有像是宋朝的严用和,他的《济生方》,他把张仲景的八味肾气丸加一些药味,然后做成不同版本的肾气丸来适应不同的证型,帮张仲景的方子微微修个眉毛,就像已经有一个美女了,你再帮她打扮打扮。
 
宋朝结束的时候,中医开始进入一道可怕的分水岭。就是在金朝的时候出现一个医术非常好的人,叫做张洁古,也就是张元素。这位洁古老人呢,他非常晓得五脏之间的流转,他开始为每一味药物编一种分类法,叫做「归经」,就是「这一味药吃了会走心,这味药吃了会入脾,哪味药吃了会入肝……」,帮药物做这样子的分类之后,用药,从五脏派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很方便?我心阳虚应该吃那几味药,心肝阴实应该吃那几味药,都帮你归类好了,就很方便。
 
可是呢,我个人以为,五脏派的开药法,最妙的地方是在于它的「隔脏治法」,你某一脏有病,他会晓得是从哪一脏传来的、会往哪一脏传过去,所以用药或用前一脏的药、或用下一脏的药,来把这个脏搞好。所谓「归经」,或许比较像是服务于这一套系统的零件。
 
而,失去了更高指导原理的「归经理论」,却变成了张元素之后的中医世界的「主流」,以归经理论来研发的方剂,也就是在日本被称为「后世方」的「时方」。
 
决不是说时方都无用。好用的方子还是很多的。
 
但是,显不出力道的方子,却也很多。
 
也可以说,现在市面上的中医,大多数都是「时方派」。
 
时方派中医怎么看病?我想各位都经验过:医生手搭在你的脉上,心里想着:「唔嗯……心脉有点儿火,加两钱黄连;肝有点阴虚,加三钱白芍、五分牡丹皮;肾脉蛮弱的,加一钱熟地黄;血分有些热,加三钱生地黄;气分虚而有湿痰,加两钱参须、五分半夏、两钱苍朮……」把脉术都堪称稳健,一帖药二三十味运笔如飞就这样子开出来。以理论来讲,都对,合情合理!但你若问我,这帖药有没有效?对不起,我不知道!
 
以「归经理论」件为指导原则,大约就是形成这样的医术,不能说不好,毛病不大,但,就常常是一种温温的,让人觉得「好像吃了有好一点」程度的有效。
 
因为我自己是学经方的,经方的「药物组」和「抓主证」的整个框架都和时方的系统不一样,用药时所看待的每一味药的作用,也和归经理论搞的东西对不太上,比如说医头痛,我会问:「你这个头痛,会不会痛时烦躁得想去撞墙、或者一面痛一面想吐?」如果会,那开吴茱萸汤;「会不会同时口渴、多汗、尿特别少?」如果会,那用五苓散的机会就多些……一个汤一个汤的可能性用问的比较多,脉象有时只拿来作个参考,和时方医者的作法不太相同。所以,我并不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时方派的这种开药法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大概只能说,我自己多半不是这样子在开药的。
 
隔行如隔山,你叫我一个用经方比较多的人去评论时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从前有一个朋友,拿了别的医生开给他的药单给我看,我看那一串药,就说:「你失眠、口臭、从前受过内伤……」他说:「你怎么看药单就都知道?」我说:「宁心安神药用这几味,通常是失眠嘛;清胃热养胃阴的药用这几味,大多是口臭嘛;没事不会用伤科化瘀的这几味药,多半是有旧伤吧?……」他一听,乐了,还以为遇到高人:「那,我这医生,开得好不好?」我只好苦笑:「这嘛……不好意思哩,你先吃了,再告诉我有没有效,好不好?」我既不能断言它必定有效,也不能断言它必定无效。
 
这种在张元素之后被变成单纯化、平板化的中医医术,照规矩开药,我也没有意见;但,以一个历史的观察而言,却可以看到:它,造成了中医的退化。
 
照着五脏归经分配药物的医者,医病的力道,不够有效的机率还蛮高的。日本的吉益东洞骂这些医者是所谓的「阴阳医」。
 
什么叫做「阴阳医」?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讨论版可以看到的:有一个病人他说「我口渴啊、小便黄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学中医的人跳出来跟他讲:「你这可能是肝阴虚有热,可能是心火下小肠,也可能是肾水不足以制火,还可能是脾津不足,又湿蓄中焦!且肺为水之上源,肺虚则……」讲五脏讲了两圈,完全陷入那种可怜的天秤座模式──我常说两个天秤座会让地球停止转动,我自己是一个,再加一个就可以了;要商量午饭吃什么,随便聊聊,就到下午三点还饿着──讲起来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好玄妙哦,都是那种「专业黑话」!可是……到底要怎么医,你讲清楚好不好?「或许是这样,或许是那样……」「这帖药你拿回去吃吃看,不行的话,我们再来换。」一换可以换二十五种方,医术就毁灭在这种事情上面。张仲景的方,你一看准了,开下去就有效。那你还「或许有效或许没效」二十五种方在那边转,一圈要转半年呢!
 
一旦五脏相传的那个核心主程序被拔掉以后,那些片段的情报,很难再组合出象样的东西了,它本身的不完整,让它具备了一种「很容易劣化」的体质。所以现在学医的人很会讲这种黑话,黑话听起来都是讲伟大的道理,但怎么听都听不懂,开药像赌骰子。医术在这种地方会产生急遽的毁灭。
 
紧接着张元素之后的时代的金元四大家,像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就看准肝经开下药来,你会觉得这个人用药很漂亮对不对?这样值得夸赞。他是紧接着张元素出现的人,医术还没有开始堕落。但到后来,理论兜来兜去,就愈来愈不行了。
 
中医的退化,直接或间接造成这件事的医家们,你说他们会很苦恼于自己的医术不如古人吗?其实,不一定。你读历代医书,就会发现,这些人是……满怀「快感」地在做这件事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治感冒常用的「九味羌活汤」,它就说:张仲景医感冒分六经用方,那你看,我多聪明!每一经的驱风药都有!一帖包医啦!讲得他自己都爽死了!他本人会觉得:我是开拓了中医前人未到的新纪元呀!
 
但,张仲景治六经感冒的方子,烧到三十九度还要裹棉被的麻黄汤证、高烧烦热的白虎汤证、吃饭拉饭、手脚冰冷的四逆汤证、烦躁欲死的吴茱萸汤证……你九味羌活汤,能医吗?都不能啊。何只是病医不好,要让病人舒服一滴滴都很难!
 
其实,九味羌活汤的存在理由,也很奇怪!说「怕人分不清楚张仲景的桂枝、麻黄汤证要怎么分」所以教你用这个代替,临床视情况作加减就可以了。这种「好心」也是很诡异!桂枝、麻黄汤证蛮容易分的耶!相反地,临床加减九味羌活汤很难搞!
 
如果一个医者连桂枝证和麻黄证都分不出来,找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根本没有资格、智能走进这个领域嘛!为什么要去「呵护」这种事?这等同「包庇罪犯」耶!古代日本的「小医圣」永富凤就说:强盗劫财杀人,一辈子造下的杀孽,一个生意尚可的庸医,只要十天就赢过了。
 
但,就是这一类的「创新」、「突破」,从元朝到清朝,一点一点地把经方从这个市场挤兑出去。
 
金元四大家,有滋阴派、有补土派,像每一个人都提出一些独特的论点,但它再也不像张仲景那样全面化的整个包着的那么「稳」。比如说李东垣是补土派,我也很推荐补土派啊,他说,脾胃不好你哪里能好?你要吃补肾药,脾胃那边给你挡住,你补得进去吗?这很对哦,基本上很好的一个论点,像气虚血虚什么的,我先开什么健脾丸、一些保脾胃的药帮助消化,让他的消化机能先好起来,调补两个月以后,我们再吃别的补药。这是基本中的基本,所以补土派的论点还是值得珍惜的。
 
但是滋阴派,滋阴派就是跟近代火神派相反的派,他说,人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说阳比较大,阴比较小,所以阳一定是太多,所以要下火,要滋阴……那这就不一定能够为万世法。滋阴派也有正确的时候哦,有的,就是在国运昌隆的时候它会正确,每个人气都很畅很旺的时候,滋阴派会正确,但是不是永远的正确,那中国人,你也知道哦,国运昌隆的时候有几年嘛?
 
那到了明朝,医家比较没有太多的创见,比较是整理前人的资料的年代。因为从金元四大家之后、从张元素发明了五脏归经理论之后,医术就在堕落之中了。那你说师父到徒弟一代代堕落,也不严重嘛,一般徒弟也会说:「唉呀,幸好我还有老师的九成半功力嘛。」对不对?那三十年算一代哦,金朝到民国很多代哦,我曾经把它用计算器算过哦,每一代都算有他老师的九成五功力,几代就乘以几次方,到了民国初年,中医的水平,大约会是当年的百分之零点零几。
 
那,的的确确,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普徧的中医水平,果然差不多就是零。一般医者就是拿一个方子在乱用,搞专病专方,中医都惨到变成「吃好药到相报」的境界了。比如说某某中医晓得一帖方叫白虎汤,有人发高烧医好了,然后就以为说白虎汤能治大病,之后每一个人都开白虎汤,不是白虎汤证的人就吃死了,这中医就给人抓去揍一顿……
 
民国初年的中医,当然还是有几位很好的中医能够坐镇在几个点,让人能觉得「世上还是有名医的」,但是在那几位名医之外,几乎都是这种乱七八糟的郎中。
 
刚刚我们上课有讲到「火神派」对不对?用阳药的思考,元朝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就有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议题探讨过。而火神派的理论,在明朝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其实有过一次萌芽的机会,那时候有一个赵献可,他写了一本书《医贯》──就是医道我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把它贯串起来──那《医贯》就讲: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命门火跟元气嘛,讲来讲去,什么病归纳来归纳去,都是元气不足、都是命门火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养命门火,这样子人全身的元气才会够。
 
通达全身的气,用补中益气汤;补命门火,是八味地黄丸。看《医贯》,好像会得到一个结论: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百病都可医?
 
这样子是不是正确?
 
其实我常常说,医生要讲「开业术」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遇到谁都叫他吃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什么病也好一半;一般的人只要吃补中益气汤、八味地黄丸,多半都会觉得「我有好我有好」,然后积年累月吃,就越来越好。这其实是很吊诡的事情,你不需要什么医术,病人居然蛮满意。
 
而赵养葵(献可)也有提到过一些其它论点,会使我觉得他的阴阳的观念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说一般我们说「口疮」我们都会说发炎那是「热」嘛,要清火,吃什么清胃火、心火的药。可是赵养葵说:口疮很有可能是因为脾胃太寒,里面阳气被逼得外脱,变成嘴巴烧起来,所以要吃理中汤。用理中汤这帖大暖脾胃的药来治口疮,这个论点是不是百分之百通用先姑且不论,但是能够提出这个论点是很有意思的;并且,验诸临床,今日所见的长口疮的人,能用理中汤医的,的确也不在少数。
 
他不被称作火神派,后来后世医家称赵养葵称这个《医贯》的论点叫做「养火派」,就是养那一点点火,还没有烧大火;因为八味地黄丸里面附子、肉桂只占它所有的药的二十几分之一。我们现在的火神派,是其它药只占附子的二十几分之一。
 
那赵养葵的这套理论呢,从明朝结束到清朝,我认为最直接继续使用他这套理论的是傅青主那一派;而同一个时代平行支持他的理论的,是爱用左归丸、右归丸的张景岳。
 
傅青主的用药大部分都是温补温补的,不过,倒也不能说傅青主派的医术是《医贯》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傅派用药的「技巧」蛮夸张的,医贯之中并没有那么充分的开药手法可以启迪后世。张景岳用地黄,那叫「滥用」,后世在临床上也被人批得很惨;而傅青主、陈士铎的书里面的用地黄,那叫「特技」!好像海豚跳火圈,往往令学习者叹道:「原来这样搞,也行哦?」傅青主派常常会说:「你这个脏有病,那我们就帮你把其它几个脏都补好嘛,这样自然会把那个有病的脏也养起来。」这脏有病就补其它四个脏,隔脏治法。
 
傅青主这一派的医学呢,是清朝初年的时候存在的,或许医学流派用药的调子,会跟「该时代的人的体质」有一点关系。像是傅青主的方,如果是今天的台湾,我在用的时候,我常常要作一点点微调,把它附子的量再加多一点点,吃的人才会比较有精神,否则吃了之后有时人会很痿靡。
 
也就是说在清朝初年好用的方,「滋阴的药会偏多一滴滴」那种感觉,再加一点补阳的药,在现代用起来就很舒服了。
 
反过来说,张景岳在明代后期提倡的一些温补的方法,到清朝就被评判说「补爆人、烧死人」。
 
从明末到清初的时候,赵养葵的养火派又被灭掉了,或许是因为清初有一位很伟大的康熙大帝,全国国运都被炒旺起来,那人的气一旺,那些补火药就变得没什么好用的了。所以在清朝的很好的医家叫徐灵胎,就作了本《医贯砭》,就是骂《医贯》这本书,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搞?」,其实徐灵胎会作《医贯砭》也是有道理,因为每次有养火为主的流派出现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某一类型的治疗方式被强调成一党独大,所有其它的处理法全部都被忽略掉。
 
看赵养葵的书,如果觉得他讲得对,很容易变成「那我还学那些清热消炎的方子干什么?」会觉得养阴生津之类的方子没有用。在这种补火的观点一下子冒出来而又很有疗效的时候,很多我们累积多年的其它治病观点与方法都会被排除掉。
 
我觉得,如果某派一党独大的话,那万一有一天人类变成不是这种体质的话,到时其它的医术都被废弃了,就救不到人了。
 
比如说大陆有几位先生,论点就是「用阳药!用阳药!」,然后叫人家「保精」,不可以有房事什么的,看他们的医术,我会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所知道的人类,会生的病,可不只他们讲的那一种两种而已。你不能妄想在治法上来个一招全包,感冒就都用很多附子的四逆汤;我们这边,你们学长姊感冒,就是有用桂枝汤、用葛根汤、用柴胡汤的时候啊!你不能把其中一个片段扩张到那么大。
 
张仲景有教补阳破阴的方法救这些垂危的绝症,那是没有错,可能我们现代台湾人和大陆人都很惨,阳气都很虚,所以对这些医疗技法会特别有需求。可是万一有一天,人类的质量变好一点了,你不能只靠这个啊。如果是真正的上火,你还是得帮他清热啊。
 
这就像所谓「钟摆定律」,明末清初,这钟摆从极衰摆到极盛,所以赵养葵才创出养火派,就又被打回去了。
 
然后,到了乾隆之后,中医又开始重视「温病」了。
 
温病是有实火的病,或者也可以说,它是病毒性疾病「伤寒」之外的一种细菌感染的「瘟疫」。而这种瘟疫,和单纯的细菌感染的「发炎」又不一样,「发炎」传染力很低的,你听过牙痛在传染的吗?在临床上,温病,往往是一种「病毒帮细菌护航」的复合现象,一始似乎是感冒的,但很快就由来势汹汹的细菌接手了。感冒了之后再并发细菌感染的温病,你要把它当伤寒医的话,不对,他身体这里那里又开始发炎了,那些发炎都是实火,所以还要用那些真正灭火的药,和原本医伤寒打病毒时,所需要的「人体作战地图」不一样。原本和病毒作战时,是用六经辨证的系统作为地图的。
 
现在温病流行的时候,和温病在第一线作战的医生开始发现:这种感染,要用另外一种辨证系统,叫做「三焦辨证」,上焦中焦下焦,可能这种型的细菌蔓延,会刚好对到人体的淋巴网络哦?人体自己分隔成几个区块来挡细菌,一旦是细菌大感染的那种病的时候,就产生了三焦辨证。
 
你不能说开创温病学派的中医不辛苦、不努力,瘟疫流行的时候,死人又多又快,疾病转证迅速又变化多端,如何能用又强又猛的药,泻实热、消炎、解毒、养阴,抢在细菌蔓延开来之前救回一条人命,都是很需要拼医术的。有人成功救到人,就要赶快把这个技术传播出去。
 
叶桂(叶天士)是清朝中叶的人,温病派的兴起,跟叶天士蛮有关系的,因为他写了一篇著作叫做《温热论》,一篇不太长的文章,那叶天士写了《温热论》呢,后世有人就觉得温病派的开山祖师,叶天士有他一份。
 
其实叶天士他写《温热论》有点像是他临床的经验报告。他的《温热论》并不是自命圆熟的医学经典,而是他面临这种病的时候,他所处理的种种方法,提供出来跟同道分享。
 
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情,好像不必去责难他。可是现在叶天士被奉为温病派的祖师爷之一啦,然后温病派强横的势力呢,又把伤寒派在中国几乎是灭绝啦,于是有少数的经方派就会视叶天士为寇仇。可是我在看叶天士的医案的时候,常常觉得:叶天士是经方派的。他开那些什么「黄耆五物汤」啦、「桂枝汤」的加减什么的,都开得非常之好,十卷医案中用附子的也有一百五十几案,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不愧为一代神医。只是很多地方他觉得可以用药更温和的,他不用像伤寒方那样大阵仗的方,可以用更轻更少的药味达到疗效,反正是他医术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这些招术是别人可以学、可以沿用的,他死前再三告诫,叫后代子孙除非是天纵奇才,不然不可以随便习医。
 
要再说前一些,金元时代对抗瘟疫的那些方子,已是这个学门的肇始了。叶天士之前,温病相关的有名著作,明朝吴又可的《温疫论》也是一部,吴又可的温病著作,也是临床「实战记」,不一定完整、完美,却也有能够救到人的好方。
 
叶天士之后,有吴瑭的《温病条辨》。
 
那,吴瑭的《温病条辨》咧,虽里面的一些方子,桑菊饮、银翘散等等,我也常在用──但,对它也蛮不好意思的──这本书,是我目前「唯一一本」读不下去的中医书。每次看几页就想掀桌。我台湾检考考过了,不去考中医特考,就是因为撑不住读这《温病条辨》这件事。我情愿一辈子没牌照,不当中医师,也不要读这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狂人」写的啊!
 
里面的论点,自相矛盾的地方非常多,硬是创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规条、教条」,再卯足全力来强词夺理自圆其说,实在没道理的,就丢烟雾弹,开始大扯一堆黑到不行的黑话来搞「因为你们没有人看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是我对」的邪教教主模式。
 
他的序言倒是写得很谦卑,说他只是帮仲景的伤寒论系统再补作一点外挂程序而已。可是,内容,之疯的!不是说他哪个方子不好,而是整本书的思路、逻辑不对劲。
 
我有时会想:恐怕要一个逻辑很不理性的头脑,才读得下《温病条辨》吧?如果说今日的中医学习者,有很多人,都把这本书学得很上手了,那,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温病条辨》到今天,也不过两百年,我真不知道这两百年间发生了什么事……彷佛,中医界,就在这两百年之间发狂了。
 
为什么温病派出来之后,会变成很多人在讲「南方无伤寒」呢?说「伤寒是北方寒气所逼才会得的东西,我们现在都是南方人,所以不会得伤寒,不需要张仲景的东西。」开始有一些南派医生坚持《伤寒论》里面讲的病,不可能会发生在南方的人类身上。
 
在台湾中医界,有非常多的人会跟你讲说「南方不可能有伤寒」。那些人我都觉得他是已经疯掉了:你从小到大,没有感冒过吗?「感冒」,病毒感染,就是张仲景说的伤寒啊。你感冒有没有发烧咳嗽流鼻水过?如果有的话,不就是张仲景书里面写的那些东西吗?你为什么可以讲那不是伤寒?
 
他们说伤寒是拿温度定义的,不是啦,那个「风气」也好「寒气」也好,是病毒的代名词啦,跟气温有什么等号关系?不是拿温度作定义的啦。更何况即使是台湾,也会有天冷的时候啊,并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打赤膊吧?即使是夏天,处处有冷气,超级市场里有冰柜,你从一个太阳很大的热天之下冲进超级市场买东西,夏天也会受寒、着凉。
 
现在台湾有一些学医的人,乱讲一些话,说我们是南方,不会有伤寒,这太过分了。台湾没有感冒吗?那SARS流行过来,我们每个人就不要当一回事啊,不是没有伤寒吗?何必紧张?你为什么SARS来要紧张,又要说「南方没有伤寒」?
 
矛盾到如此地步的人,你不觉得他可以去住疯人院了吗?
 
温病,它可以是一个学门,可以是一支很重要的技术流派,但,曾几何时,它有立场取代「伤寒」这个处理不同疾病的另一个学门了?
 
「伤寒」是张仲景特别拿来作为书名,读者还能从「寒」字联想到「受凉」「感冒」,《黄帝内经》讲感冒六经传变那一篇,篇名叫〈热论〉,总让人因为为「发烧」这件事,就忍不住觉得是热症,而把寒凉药开下去;SARS流行时,大家抢购板蓝根、金银花,就是这种思考下的行径。这种事情,其实好早以前就有人在讲了,唐代孙思邈就说过:「尝见大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唐朝就这样了。近代江西的万友生教授也讲:「不少人以为流感是热性病,所以要用凉药治疗。初时还以辛凉为主,银翘、桑菊广为运用,后来渐至苦咸寒(如板蓝根),理由是它们可以抑制病毒生长。至今国内感冒药市场为寒凉药占领。结果是,大量的可用辛温解表的麻黄汤一二剂治愈的风寒感冒患者,却随意用寒凉药,令表寒闭郁,久久不解,酿成久咳不已,或低热不退,或咽喉不利等后果。临床屡见不鲜,而医者、患者竟不知反省!」刘渡舟教授在教书时,还有人问他:「你还给学生讲麻黄汤么?你用过麻黄汤吗?」仲景方治感冒,是好用得不得了的耶!可是在当今的中医市场,这么浅而易见、临床可验证的事情,被当成是什么邪教一样!
 
温病派兴起之后,莫名其妙地形成一种很可怕氛围,把经方派完全逼成弱势族群,以致于到了近世,在中国一百个医生里面有没有两个经方派的都不知道了。张仲景这么好用的系统被整个废弃掉,只因为有人捏造了另外一套理论,说他那一套理论才是对的。
 
拜托,张仲景的那套理论,是不知道哪里流传下来的宇宙机密呢,不是你这种仅靠一世一代的人类智能就可以篡掉的啦!张元素的本草归经理论,使得后人再也难以理解、认许经方派的用药逻辑,这是经方系统的第一次重创;温病学派的毫无理由的膨胀挤兑,使得经方派遭到全面性的忽视和否定,这是第二次的大覆灭。
 
你说中医和西医有什么好互相敌对的?毁掉中医的,不都是行内人的恶搞吗?
 
于是,到了清末民初,一般中医差不多什么病也医不好了。时局到达这个坏到极点的时候,又有一些读书人说:「怎么外面医生都这么糟啊?家里人给他们治死一个又一个……受不了了!我不要出去给医生看了可以吧?我自己在总可以吧!」于是在家里面古书拿出来开始翻一翻,可能是翻到中医「基础教材」《伤寒论》,从第一课开始看……开始开药,然后发现:「吔~~!?怎么会这么有效?」很强呢,于是这些儒生们,又开始重新创造下一梯的经方派,那时候像恽铁樵就是这样。曹颖甫、张锡纯、章次公……这些人又重新开始了经方的轮回。
 
而在他们那个时候之前一点,清末,四川那边郑钦安抓着伤寒论创出了火神派。火神派的几个分支在大陆那边也很强哦,到现在还是很强。
 
如果要说火神派是如何发出来的,当然,用阳药的郑钦安是个传奇人物。但,如果要说到这种用药风格,其实在更之前,就有人在四川准备好了这块培育它的土壤。用生附子破阴实的思考,之前四川的齐秉慧,就清清楚楚地倡行过,而齐氏和他的师祖舒驰远,医术都可说是经方派和「傅青主.陈士铎派」融合的混种。所以,也可以说傅派的医术,和火神派的诞生,也脱不开干系。
 
到了清朝末年,四川那边的郑钦安就正式形成火神派,阳药用得很足,并且留下相当完整的医术理论。一代一代精炼下来,郑钦安没有讲清楚的事情,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了,他的徒孙孙第四代的小火神卢崇汉讲清楚了,终于用《黄帝内经》阴平阳密的这几句话,讲出了宇宙阳九十六跟阴四的这个比例。当然,这个宇宙是不是真的就是阳九十六阴四呢?不知道哦,说不定神佛的世界也会盖高速公路、盖大楼哦,哪一天三十三天之外又盖出三十六天你也不晓得。如果宇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生命体,我们也不能说一直会是这样,只能说现在检验到的是这个样子,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说不定这个「玄牝」里面又会吐出更高的世界,那时候又变成九十八比二……?
 
而在火神派之外,还有一些经方医生,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开始用大量阳药,他们比较是广东一带的人比如说「陈大剂」伯坛、「黎小剂」庇留、谭彤辉、易巨荪这几位「广东四大金刚」,而通常用得最多的,是「真武汤」。用八两附子真武汤的手法,也在他们的下一个世代的谭述渠手上趋于成熟。岭南这一支的路数,和火神派略有不同,如果说火神派主攻「阳虚」,岭南的这几位就兼攻「水毒」──如果你去香港,看看中国南方夏天是怎么在喝退火凉茶的,就会很容易理解真武汤为什么需要这么频频地被使用了──到现在的台湾,放眼望去,以体质而论,十个倒有八个都是真武汤证的患者,真武汤变成我最常用处方的第一名。不过嘞,我也不给不相干的外人开真武汤,除非是他自己也学过、也懂得道理;不然,多喝几口冷饮,这个汤剂的药效就被解掉了,没什么搞头。
 
虽然火神派在今日是如此重要,可是我还是要说,补火派每出现一次,中医就面临一次狭隘化的风险。
 
你单看火神派的东西会很容易觉得:「啊?只有阴、只有阳,然后阳很重要,就这样。」原来中医有几千个方子可以用。他们红了之后,跟随者会觉得好像只有十五个方可以用,变成这样子。他们讲到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觉得,学习的时候要整套学全,具备多元化的观点,当你把整个阴阳虚实的「版图」都学全了,再看出这个病人是座落在阳虚阴实的坐标上,这样子用阳药,下手才踏实、笃定。不然的话,心情上总会有一种贸贸然的感觉,用药的手法也会因为学得不全面而显得粗糙。又如果有一天,人类的体质又变了,这种「强而不稳」的学习,将不能抵抗时局的变化。
 
如果要扯一点辨证学,六经、五脏,我们都提到过了。
 
明朝的张景岳,又归纳了「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么一种分类法,有它「表记学」上的意义,但,如果以开「经方」而言,这种八纲的框框倒是没什么好用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拿许多传统方剂去作八纲的归类,说某个方剂的证状是「表虚热症」「里寒实症」之类的,然后再硬去划分说这个方剂哪味药是治表的,哪味药是治寒的等等。如果以张仲景的经方来说的话,八纲是一个「太过粗略」到有点无聊的作法,因为仲景用药的层次很细,细到不能用八纲来归纳。比如说太阳病的五苓散症,感冒没好,又口渴、多汗、发热、尿少、头痛、喝水会想吐,那,你说这是阴证还是阳证?是表证还是里证?是虚证还是实证?寒证还是热证?不管怎么归类,都会变成像是在硬掰。因为它是表证也是里证,是阳虚、是阴实也是阴虚,且没有所谓寒热的向度。因为它是表邪未解,人体中的水走不通,某处水太多、某处水又太少,读了《伤寒论》,我们可以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整件事,并不适合用八纲的框架来强加归类;如果用八纲来理解它,会是「里热虚症」,反而没人看得懂了──不适当的表记法,也会使得中医变成黑话──翻车鱼穿比基尼,哪块布遮第几点都不知道了!──又比如说桂枝汤证、麻黄汤证,那是六经辨证的「太阳」病的「营卫气血」的辨证范畴,风气伤了卫气,会变成桂枝汤证;寒气伤了营血,变成麻黄汤证,在八纲来说,都是表证,桂枝汤算作表虚,麻黄汤算是表实,然后呢?是阴症还是阳症?是寒是热?到这里也会变成硬掰,因为这两方子用的药味会对不上八纲辨证的结果。──反而五脏辨证的那一派,桂枝汤算「肝阳虚」、麻黄汤算「肾阴实」,比较有它内部逻辑上的正确……不过这一派的我也不算会就是了。
 
不少有名的临床医家都认为「八纲帮不到临床」,像刘渡舟教授就曾说,送一封信,八纲只能送到那条街,不晓得门牌号码,收信人还是收不到。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感慨。
 
总之,经方的思维归经方,后人归纳的表记学归表记学,不是什么需要互相依存的学门。像现在还有些人,用很奇怪的英文字母什么的来标示经方的药理,试图来作「大破解、大揭秘」的工程,我也是搞不清楚多费那个周章是要干什么啦!中国人直接读古书最容易理解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发明一套火星文,把古籍以「极具偏差」的手法译成狗屁不通的火星文,再强迫地球人去多学一套火星文,然后才能……用火星文来学地球语的古书?
 
这都是……为了夸饰一己的学术成就,而去破坏原本最有效率的学习方法啊。
 
所以,这一类的「总结论」式的归纳,讲白了,也就是地球人很怕「未知」,什么东西都要赶快给它安上个全不合身的「结论」来让自己安心,即使根本尚未弄懂。
 
中国人还有一套辨证法,后来变成日本人很会用,叫做「气.血.水」辨证,虽然不具全面性,却有提示性的意义。不要以为人只有气跟血,中间还有「水」,气是阳,血是阴,水是中间那个像津液的东西。人有「气滞」,有「血瘀」,有「水毒」,这三样,哪一样出问题你都得处理的好才行哦。就像很多人的心脏病,是水毒型心脏病啊,水的代谢很差,每一个细胞都微微浮肿,把血管压得压力很大、杂质很多啊,这种的,你去治心脏、挖血管有什么用?你要把水抽掉啊。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层面嘛。
 
至于,日本方面,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也是时方派很横行的时代。所谓时方派跟经方派的分界,我个人是拿「张元素」当分界点,张元素之后创的方称为时方,就是「随着时代潮流创出来的方」,那经方就是「经典之方」嘛,或者是说那个「经」就是指《伤寒杂病论》。宋代虽然有创一些方,可是还可以算是经方派的时代。因为时方最重要的存在基础就是,张元素创出来归经理论之后,从此以后每一味中药都重新洗牌过一次,那个是最大的分界点。
 
时方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分时方派跟经方派。只是日本不称为「经方派」,他们叫做「古方派」。然后时方派在日本称为「后世方派」。那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有一个使用经方的医者吉益东洞,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他说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是「阴阳医」──就是那些医生讲话都是那种虚虚玄玄的,什么五脏转来转去,都不会医病──于是他就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医术,把整个日本的时方派扫平,那个时候吉益东洞的外号叫做「医杰」吧。
 
做到所谓「汉方中兴」这样的丰功伟业的一代武林盟主「医杰」吉益翁,据说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只忌惮过一个人,他对于这个人,曾说:「对我而言,他一个人的存在,就隐然像是一整个敌国在那里一样,等我死了,医林盟主就非他莫属啦!」不过他说的这个人,后来并没有接收吉益翁的天下江山,因为那个人只活到三十五就因为先天体虚得寒疝死了。这个人,在日本也有人称他为「医圣」,但到底是行迹不明,所以我就叫他「小」医圣,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人,学中医的,今天知道这个人的人都很少。这个人的名字是「永富独啸庵」,本名是永富凤(凤介),字朝阳。永富凤留下来的著作很少,谈医术的内容不太多。像吉益东洞,《药征》、《方极》之类的作品,都是清清楚楚在教人「医术的操作」;可是小医圣较有名的一本医学著作《漫游杂记》,主要的内容,却是在谈比学医术更「之前」的话题
──如何以《庄子》的「达人心法」练成《伤寒论》!──蛮夸张的哟,讲什么宋朝温酒达人奚娘子的故事啦、日本铸香炉达人龟娘的豪放言行啦……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庄子》吧,读到这样子的一本怪医书,还蛮感动的。
 
能把所有日本的时方派这样铲平掉,你说吉益翁的医术是不是算很强呢?很强。可是呢,吉益东洞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吉益东洞而言,他的圣经就是《伤寒杂病论》。而《伤寒杂病论》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理解的,只需要去背它就会有很大的用处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会讲某国语文的人,甚至讲得很好的人,其实不见得是会文法的。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话有什么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师范大学编出来教育外国人的书才知道「喔?原来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自己讲中文,并不会讲成不合文法。而外国人做过一个实验:你如果把一个文法正确的句子,依照那个文法结构,去造出二十几句同样结构正确的句子,让一个学习者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让那个人念熟背熟,再换另外一个句法的二十句让他念熟背熟,然后,再叫那个人自己去试着讲英文造句,会发现那个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对的」!──当你熟悉了正确的脉络久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的精,它会硬地归纳出文法,然后作存盘。因为人的潜意识有这种机能,所以在我心里某一个角落,会相当赞成「读经教育」,因为你读熟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文法你会自然完成,那是潜意识就会自动运算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不会中文文法还是可以讲中文。
 
那,一旦人能够把《伤寒杂病论》背起来,他就算不是有意识的,他都会知道中医的理法是什么,以至于他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即使只凭直觉开药,都有可能开的是正确的。那就是潜意识文法的力量。
 
吉益东洞,以一本《伤寒杂病论》做到这样的医术,当然是很难能可贵,可是呢?当他著书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很激烈的论点「万病一毒说」,说所有的病都是一种毒气造成的,就是「邪气」,你不要管他是什么邪气,你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这样讲,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病机理论」做到最简化,因为凡是在外面看过中医、或是听过人家谈中医的人都知道「病机理论」是多可怕的东西。「病机」就是「这个病为什么会发生,你的内在出了什么事」。那,那些中医黑话高拐分子讲话一扯起病机,什么内脏都可以掰进去,听起来很过瘾,可是……疗效很差。
 
我们中国人治病的时候都要「辨证」,对不对?那个「证」,我们都会写这个「证明题」的「证」,而不写作「辨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字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病症」的「症」;一个是「证」,「证明」它的推理过程。什么叫作「辨证」呢?──这是我们张仲景的绝活喔──比如说我们要判定一个「桂枝汤证」(就是说这个病适合用桂枝汤)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很多很多的小「症」,比如说他后脑勺有没有一点僵硬啦、鼻子有没有流鼻水啦、有没有打喷嚏啦、有没有脉浮起来啦、有没有吹到电风扇就觉得很讨厌啦,当这些这些所有的小「症」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体内确有这个「病机」,「病机」就是「之所以生病的理由」,比如说在桂枝汤证是「受到风邪而不是寒邪入侵,这个风邪还没有攻入营分,还在卫分……」──用这些小症状去找出病机──而当两者理论跟实际都脗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可以开桂枝汤。所以「辨证」的「证」都是用言字旁的「证」。「证」这个东西,除了「症状群」之外还有「病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完整的「证」的定义,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
 
但是吉益东洞呢,就是因为太讨厌那些阴阳医讲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不允许学中医的人讲任何病机的理论,什么肾阴虚啦、肝火旺啦,不准!因为《伤寒论》里面也没怎么讲这些东西,《伤寒论》比较会讲的是说有什么「症状」,口干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讲病机,只准人看这些「症」去推测他是《伤寒论》所说的哪个「证」。那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从此日本人的中医医疗系统──他们叫「汉医」啦,「汉方医」──「汉方医」的医疗系统,就跟所有的病机理论脱节了。抓住了《伤寒杂病论》固然很好,可是从此跟《黄帝内经》说掰掰了。因为《黄帝内经》有很多内在病机理论的东西。之后在他们的汉方医学里面,《黄帝内经》就不见了──当然不是完全不见啦,而是不太容易学习了,学习上比较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味药叫做「茵陈蒿」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他肝不好,用茵陈泡茶喔──我不很喜欢这种做法啦,因为是比较苦寒的药──「茵陈蒿」,我们《伤寒论》里面当一个人发烧又发黄的时候会用到它,退那个黄疸的,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论「病机」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肝经的湿热。」我们比较会这样子讲它,肝有湿有热的时候,茵陈蒿可以把它泻掉。可是吉益东洞的《药征》,就讲说:「说茵陈蒿治『湿热』,这是邪道之说!你看张仲景这位圣人之书所写的,你就知道茵陈蒿是治『黄』,所以各位记好了,茵陈蒿是治『发黄』!不是治湿热。」就这样严格划分,凡是讲湿热,他都打叉给零分这样子。
 
可是吉益东洞所做的好事就是,从此以后日本稳定于经方派,所以现在经方的研究,日本那边,像近代的几位,矢数道明、大冢敬节这些先生,医术都非常之好。他们如果有什么医得不好的地方,就会很深切地反省──我觉得日本人那份「认真」很可爱──他们会深切反省说:「啊,那个人头痛,在那边烦躁欲死啊,我就是没有背熟《伤寒论.少阴篇》的角落有一条『烦躁欲死的人应该吃吴茱萸汤』,所以才拖了那么久没把他医好,我真是太对不起病人啦!后来,想起来了,才给他吃吴茱萸汤,然后一吃就好了……」都在深切反省条文没有背熟的事情喔,非常可爱。反省的是「条文」,而不是「病机」的辨识、推理。
 
那日本人的中药呢,用的剂量比我们小非常非常多,几乎可以说,《伤寒论》的「一两」哦,他们会用现在的一「克」,那《伤寒论》的一两如果我来用的话,差不多是十几克,所以他们吃的药量是我们的十几分之一,附子用那么零点几克都怕毒死人,我附子八两都用过了。不过,他们用附子怕毒死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附子没有像我们中国炮制的那么透,所以他们的附子也比较容易毒死人。
 
那日本人用那么小的剂量能不能取效呢?还是可以的。我学中医的朋友遇到日本人来看病,都非常欢迎,因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这个药,他就锲而不舍好好地吃,不会问东问西,就会这样连续吃三个月五个月,然后五个月以后来跟你感谢说:「先生,我真的好了,感谢您。」那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喔,我们中国人吃三天五天就要发作了,不是病发作,是脾气就要发作了。我觉得这事情很讨厌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讲「西药很快,中药很慢」,那就应该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宽限嘛,可是这些人真奇怪,吃「照理说会很快」的西药吃了好久都没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都不怀疑「说是很快的西药为什么都没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药,他自己也说「应该会很慢、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东西,吃了三天五天没有效果,就来找你算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发生,什么都反着来,不合乎逻辑。
 
同业之间,我们都很怕看台湾的病人;而看到日本的病人,人家回日本都好几个礼拜了,还在感叹说「遇到这样的病人好高兴」──这是很快乐的人生体验哪,讲什么他就一直答「是,是,是,我了解了。」非常乖。所以在好病人存在的前提下,他们那样子只吃少少药,会不会有效呢?还是蛮可能有效,日本人的水果通常是只吃当季最新鲜的,吃水果的密度没有很高,当季的西瓜吃一吃、当季的哈密瓜吃一吃,过季了,就觉得「这个不够滋补,不要了」。吃水果的频率不高,加上平常吃得够咸,可以排掉一些水毒,所以身体的调理能够争取到药生效的时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科学中药,就是日本人带头做的。科学中药的浓缩倍率,现在差不多平均来讲才三倍到六倍之间,一克的科学中药,折合成生药,可能也不过四五克,药量很轻,我们有时候药房抓个药就几百克的一大包哩。可是如果你长期有恒心地吃,还是可能会有效的,所以日本人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至于说感冒药的话,小青龙汤啊、桂枝汤啊,光是两三公克,都会有一定的疗效显出来。日本人发展出这个科学中药,到今天台湾人也跟着用。科学中药就是把那个药煮成很浓的药汁,然后喷在淀粉上面然后弄干,像奶粉一样的东西。
 
以现在的时局来讲,中国人这边,少数的人在大声高叫要「经方复兴」,而日本就很安稳于那种「效果也满好的,那我们慢慢医总会好的」的一种很温和的经方世界。这是现在中医界以经方系统而论的国内外大概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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