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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洪武四大案(1)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明朝初年，每年布政司、各府州县官吏前往户部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等事，账目十分详细，稍有不符便要被驳回重填重报。而布政使司离京大多是数千里之遥，一旦被驳回重填重报，特别是要重新一册册地加盖官印，往返要一月甚至数月。为了避免往返奔波，官吏们按照习惯，准备了事先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一旦被户部驳回重新填报，便可把它拿来使用。此事在当时习以为常，已成惯例。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严重的贪赃枉法案件，下旨交刑部严加查办。 刑部经过审讯，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大弊病，因为计吏所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全是骑缝印，这种文册除了做临时补报之用外，根本不能派其他用场，有人上书对此事作了详细解释，但朱元璋根本不听任何分辩，下旨将凡是与此案有关的部门及地方官员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处以杖一百，戍边。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 这其实是一桩查无实据的全国性的“惩治贪官污吏”大案，冤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著名的廉吏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冤死在这场劫难中，史称“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年3月，御史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尤其是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勾结，合伙贪污，甚至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相等。于是，赵瑁等皆弃市，并处死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3万余人，追赃粮700万石。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因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数字大写的诞生，竟然源于这么一段历史典故！ 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其实是明初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明朝开国元勋们的特殊贡献和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局面，而那些文臣武将居功自傲，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朱氏后代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尤其是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生性懦弱，更是放心不下。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逐步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统统处死。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归顺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等。洪武六年(1370年)起，任左丞相，专权树党，威胁皇权。由于胡惟庸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大将军徐达对其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未遂。由于他和另一位开国元勋李善长有姻亲关系，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淮人”集团。这对朱氏政权的延续无疑是一大挑战。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颇觉大权旁落，除了翦除别无选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有人状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人处死。 “胡惟庸谋反案”很有戏剧性：一天，胡惟庸禀报朱元璋说他自己家的井中突然涌出甘甜的泉水，请皇帝去观赏。朱元璋欣然同意。车驾刚出西华门，就被宦官云奇拦住，云奇紧张地手指胡宅。朱元璋幡然醒悟，登城望去，见胡府藏甲树刀。结果，胡惟庸反状败露，被立马处死。 《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胡惟庸案”在事实上成了朱元璋镇压功臣的政治工具和借口。凡是对朱氏统治构成威胁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冠以“胡党”的罪名而被剪除。甚至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让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77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70余人被杀。 “胡惟庸案”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胡党案”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禄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这样，秦汉以来运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洪武四大案(2) 胡惟庸案是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训的最佳注脚。 朱元璋把开国功臣几乎都杀光了，各级官吏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傍晚回家时便合家欢庆，因为他们又多活了一天。 “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1393年)。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之内弟。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出生入死，勇敢善战，功绩显赫。洪武十四年(1381年)封永昌侯。二十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告其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致死者达15000余人。 经胡惟庸、蓝玉两案，明朝开国勋臣被诛杀殆尽。洪武年间封侯的有50人左右，两案即除去30多人。在连续十几年的诛杀中，功臣宿将相继被诛。太子朱标看到大批功臣被诛，向朱元璋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怕会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为了讽喻太子，故意丢一根棘杖在地，要朱标把棘杖拿起来。朱标看着棘杖不肯下手。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不是更好吗？” 叔侄争斗的“靖难之役”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氏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除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外，还刻意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即帝位后，采纳朝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先后削除周﹑湘﹑代﹑齐﹑岷五王，然后再伺机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借“清君侧之恶”之名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登极而结束，历时4年。 朱元璋做皇帝时，担心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朱棣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史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燕王起兵后以旋风般的速度，不到一个月，即攻占了北平北部的居庸关、怀来、密云、蓟州、遵化、水平(今河北卢龙)等军事重镇和沿边州县。然后挥师攻破大宁(今内蒙宁城)，挟持宁王，收编了宁王的护卫亲军，兵力更加强大，回师南下。 懦弱迂腐的建文帝命令将士在同燕王军队作战时，不得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之名”，这样，使得燕王肆无忌惮，同时，建文帝派出的将领老的老，无能的无能，尽管军队数量多于燕王，却连连败退。 燕军和南军在北平南部地区混战了近三年，燕军屡次获胜，但所得的城池仅永平、大宁、保定等几处，此时，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宦官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永乐大钟据此决定改变战略，挥军径直南下，一路之上不再攻占城池，兵锋直逼南京。大军渡过长江，燕军中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一举冲破了南军的沿江防线，六月，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并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明成祖为纪念“靖难之役”阵亡的将士及迁都北京，在北平华严寺铸造了“永乐大钟”。它通高6.75米，最大外径是3.3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外布满了佛教经文和咒语，其文字为汉文佛教铭文225939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总计230184字。相传是明代书法家沈度所书，字迹端正，雄健有力。 “夺门之变” “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刺军俘获。明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发起了北京保卫战，瓦刺屡屡进犯不能成功，再加上看到明已立新皇帝景帝朱祁钰，挟持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便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之役”中被俘的英宗被遣返回京，做了太上皇。英宗虽然名义上是太上皇，又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却在惊恐与饥饿中度日如年。景帝害怕英宗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便把英宗送往南宫闲居，还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景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不准群臣去朝见，也不准英宗和大臣交往。景帝对英宗有很多限制，开销也不够，甚至英宗的皇后钱氏还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钱，以弥补开支。实际上英宗被软禁起来了，没有什么自由。 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准备更换掉原来的太子、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又担心大臣反对，便去征求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舒良给他出主意说，去收买大臣啊！景帝便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要他们支持易储。同时，王诚等人也私下为景帝更立太子做工作，大臣们立刻表态支持易储。为了易储，景帝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大臣行贿的皇帝，荒唐至极。 朱见济当上太子的第二年竟然病故，而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储位又虚悬，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中大臣们急于落实的事情。大臣章纶、钟同上表重立朱见深为太子，复位东宫，景帝竟找借口下令逮捕章纶、钟同，钟同竟然被活活打死。但立太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景帝和群臣。对于景帝立谁为太子，大臣们又开始争论，意见无法一致。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有的主张立襄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倒。十六日，各位朝臣相约第二天上朝与景帝商议立太子之事。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发生了“夺门之变”。景帝失去了皇位，景帝立储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原来，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看到景帝病重，便策划拥英宗为帝。十六日夜，徐有贞一方面秘密调集军力，一方面派内线通知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急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便前往南宫迎接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改年号为天顺。被软禁了八年的朱祁镇，瞬息之间，就这样又登上帝位，复辟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早朝的钟鼓声把病榻上的景帝从梦中惊醒。当他得知英宗复辟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英宗把重病中的景帝削去帝号，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过了一个多月，景帝病故，可怜只活了30岁。景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成了明代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位以后，于谦、陈循等大臣相继被捕，“夺门之变”的第五天，于谦被罗织以“意欲谋反”罪名惨遭杀害。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英宗对积极策划“夺门之变”的“功臣们”论功行赏，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石亨被封为忠国公。 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却十分喜欢射箭、骑狩与曲乐，甚至还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一次就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并赐姓朱。武宗还爱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忘返。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钱宁等。武宗常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朝臣如果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武宗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 武宗的宠臣江彬逐渐垄断了朝政大权。江彬经常引导武宗郊游，爱好游玩的武宗自然乐此不疲。 《春庭行乐图》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在外游玩了一年的武宗返回北京。由于此行数千里，随行的各路官员大多累病累倒了，可武宗毫无倦意，游玩的兴致依旧不减。刚休息了没几天，武宗便又想南巡。 而当时，明中央政府的税赋主要就靠东南这几个省区，武宗“南巡”无疑会劳民伤财。朝臣们就发动了一场反对武宗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上疏劝谏，武宗称病不上朝。士大夫们又跪下请求武宗收回成命。武宗和“南巡”的总策划江彬大怒：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下令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六人逮捕入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被罚跪在午门外5日，并各杖三十，降级调外用，黄兆、陆震等各杖五十，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有十一人被杖致死。 朱厚照作为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日事淫乐，常离京游乐，致使政事益坏，最后还是葬身于南巡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提督南赣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平定，朱宸濠被活捉。武宗接奏后，让人封锁消息，仍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兵讨伐朱宸濠，其实是借此机会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当年12月，武宗一行到达南京，乐不思蜀，一直在南京呆了8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京。在回京途中，又到一个叫积水池的地方垂钓取乐，突然钓船倾覆，武宗落水，虽被救起，但从此一病不起，在31岁时草草地走完了他的荒淫之道。 嘉靖大礼议(1) 1521年，荒淫无度的武宗病死，未留下一儿一女。按朱元璋的祖训，无子传弟，但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只活到三岁便夭折了。这样，武宗之后的皇帝宝座只有留给旁支了。 武宗死后，皇太后张氏同阁臣杨廷和商议，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关于嘉靖皇帝登极，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朱厚熜是坐着囚车上任的。武宗死后，朱厚熜与河北的一朱家王室之子同时被选中，他们两人都有当皇帝的资格，但只有一个皇位，怎么办？大臣们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两人同时从藩地出发，先到者君，后到者臣。但是从河北到北京只有100多公里，而从朱厚熜的藩地到京城却有1000多公里，朱厚熜召集王府官吏们商议怎样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北京。有人提出，要朱厚熜化装成囚犯，坐上囚车，日夜兼行。因囚车沿途无人敢拦，这样可日行二百多里，有望在十日内赶到。结果朱厚熜果然先到，当上了皇帝。 嘉靖继位不久便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礼议风波：嘉靖皇帝就是不肯在法理上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非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帝，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大礼议”的起因和表面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该如何称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后又该如何称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礼仪称谓问题。世宗主张给予自己过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应该把其生父兴献王追封为“恭睿献皇帝”，而孝宗的一些旧臣，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则力主视世宗为孝宗的继子，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 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20年。 世宗即位五天之后，就召集礼官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问题。礼部尚书毛澄请示首辅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说，因为世宗为入继之君，应该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世宗之亲生父亲)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看后大怒，说：“父母难道还能变吗？你们再商议！”毛澄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廷和也亲自上疏要世宗服从礼部的意见。世宗坚决不从。这时，观政进士张璁呈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看了很高兴，马上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仍然不肯让步，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应被视为奸佞之徒，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无法让世宗改变观点，便起草敕令给礼部，同意称世宗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世宗之母为兴献后。 兴献王及王妃的封号虽然改称为“帝”、“后”，但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称母，在其前还得冠以“本生”，而又需称伯父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再经过一番斗争，世宗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考”的目的。但“本生”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形成了“两考”、“两父”并尊的局面，世宗还是不能如愿。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这项提议对世宗来说正中下怀，但世宗还假惺惺地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仍然要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可否。结果，有250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八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 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朱祐杬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做了皇帝，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原来的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1524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并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亲自安排下，开始了长达46年的显陵建设。 随着议礼的进行，朝廷两派宗法理说之论争已经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世宗以议礼态度作为标准，来划分界限，统治集团的组成相应发生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阁臣元老权力日益丧失。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嘉靖大礼议(2) 世宗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投入到议大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嘉靖则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昏庸统治。 万历朝“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 但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 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 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都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四人严厉降处。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财气”四病，深得群臣赞同，又受到大学土王家屏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除了继续陈请早行册立之外，还陈请神宗对朱常洛及早进行“预教”(出阁读书)，这个“预教”，其实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旦举行，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无奈，不得不表态：第二年就举行建储典礼。但一年过去了，神宗仍找各种借口拖延，朝廷内外纷纷传言神宗将废长立爱。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三人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王锡爵遂即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朱常洛，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却告谕礼官，同时将三人封王。这个谕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对，群情激愤，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有上百本。当年闰十一月，经过群臣反复执争，神宗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胜利。 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嫡”之说不放。后来经过群臣连续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的奏请，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藩王被封后，必须立即就藩之国。但是，福王被封后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师，不之国。福王不之国，太子的地位就不稳定。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之国的奏章不断，万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万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同时提出条件，福王庄田要达到四万顷。然而，又无法凑足四万顷之数，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二万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将朱常洵封国洛阳，满朝文武才如释重负。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开始，满朝文武为了使朱常洛能够册立为太子，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处的沉重代价，前后苦争了15年，护卫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万，才得以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并终于继承了帝位，可见这场“争国本”斗争的艰巨与惊心动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场“国本”之争有关。因此，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是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晚明三疑案(1) 明朝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分衰败。朝廷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桩疑案。这三个案子分别发生在三个皇帝在位期间，即神宗朱翊钧朝的“梃击案”和光宗朱常洛朝的“红丸案”和熹宗朱由校朝的“移宫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端午节前夜，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到第一道宫门，见只有两名老宦官守门，举棒打伤其中一人后直闯入宫，又闯过第二道宫门，直到殿檐下，拾级而上，试图加害太子。这时，太监韩本用发现有异常动静，便大声呼喊，七八名宦官蜂拥而上，将张差捉住，当即便将该犯交东华门守卫监收。 慈庆宫正门万历皇帝得知，下诣将张差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万历皇帝报告道：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举止行为看起来像个疯子，但又颇为狡猾，还得严加讯问。万历皇帝下诏将张差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再次提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他一个斩刑。提牢主事王之寀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便私下里审问张差，张差说出是宫里的太监庞保、刘成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王之寀便将张差这个口供汇报给了刑部侍郎张问达。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舆论哗然。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属个人行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后来，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 看起来，此案与郑贵妃有牵涉是肯定的了。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后来，万历皇帝只得亲自出面来平息此事，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常洛很孝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这些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我们父子！”他又对朱常洛说：“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他们吧。”朱常洛只得说：“张差是个疯子，赶快把他处决吧！外面的议论都是不应该的！”事已至此，群臣自然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历皇帝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波及无辜人”，郑贵妃也就从此案中解脱出来。 随即，张差被凌迟处死。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审问庞保、刘成。由于张差已被处死，死无对证，庞保、刘成对张差所供各项俱不承认。正要详加盘问，太子下谕：庞保、刘成二人也许曾虐待过张差，张差为了报复，故意说庞保、刘成主使，不可轻信。会审只得停止。万历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于宫内处死，以免节外生枝，涉及此案的李守才、马三道等亦发远方戍守。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为审明案情立过大功的王之宷，案子一了结，立刻被找个借口罢官为民。后来又随着在这个案子几起几落，天启五年(1625年)，竟被囚死于狱中。梃击案与宫内权力之争究竟有多大牵连，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红丸案 万历末年，阴险毒辣的郑贵妃看到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不可动摇，便百般讨好太子，郑贵妃乾清宫明代药柜御药房金罐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这个朱常洛，也是好色之徒，郑贵妃便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来就不强，再加上与这些女人淫乐无度，体力透支厉害。登基仅十多天，就卧床不起了。可他照样与这些人鬼混。一天晚上，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精神极度亢奋，竟一连“御幸”数名宫女。 “红丸”到底是什么东西？“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红丸”制法很特别：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的容器中，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成丸，因其色红，故称“红丸”。嘉靖皇帝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后的“药渣”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粒“红丸”竟要了皇帝朱常洛的命，酿成“红丸案”。 再说朱常洛。由于一连十多天的折腾，朱常洛终于扛不住了。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并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便下了一副泄火的猛药。朱常洛服后一宿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时，首辅方从哲推荐鸿胪寺丞李可灼给病危之中的朱常洛诊治，李可灼拿出一个红色药丸，用奶调和，给光宗服下，服了这丸药，光宗厉害的气喘竟然止住了。光宗大喜。不久，又传出消息说，皇上进药后，暖润舒畅。当夜，李可灼留在宫中。又过了一会儿，传出光宗圣旨，想再服一颗。李可灼便又进了一颗。 晚明三疑案(2) 凌晨，宫中忽然急召群臣，等到大臣们赶去时，光宗朱常洛已经驾崩了。到此时，朱常洛即位才刚满30天！ 光宗驾崩，在宫里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春药“红丸”，皇帝阴寒大泄，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是对症下药。 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有悖常理。李可灼不是御医，却擅自给皇帝吃药。李可灼一定是受人指使，谋杀皇上。 继朱常洛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了没有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红丸”案草草收场。 但朱常洛暴死之谜，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移宫案 乾清宫内景移宫图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朱由校是朱常洛的儿子，由于朱常洛本来就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朱由校自幼也备受冷落，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被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凌辱致死，王才人临终前留下遗言：“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朱由校从小也受到李选侍的侮辱凌虐，害怕李选侍，性格软弱。 朱常洛即位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不久，泰昌帝朱常洛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引起朝臣极力反对。 泰昌帝驾崩当天，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才允许朱由校和大臣们见面。杨涟等人见到朱由校，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定于当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朱由校的安全起见，朝臣们暂将朱由校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其安全。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之后，又提出，凡是大臣的章奏，要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遭到朝臣们的强烈反对。同时，朝臣们又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遭到李选侍拒绝。 按照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住在乾清宫。李选侍本来就没有资格住在乾清宫，她住进乾清宫完全是倚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按规矩李选侍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乾清宫。因此，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就上疏，敦促李选侍移官。李选侍又提出要先封自己为皇太后，才让朱由校即位，也遭到大臣们的拒绝，李选侍和朝臣们的矛盾日渐激化。 朱由校登极日期越来越近。直到登极大典之日的前一天，李选侍仍然没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要继续住在乾清宫。群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极力驱逐，李选侍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 九月六日，朱由校即皇帝位，是为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落空了。 熹宗即位后，传出谕旨，痛数李选侍数条罪状，又下令让李选侍搬出仁寿殿，移至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事事关心”的东林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书的一副对联，道出了东林党人身在书院、心怀天下的志向。 从万历“争国本”斗争开始，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党争。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东林书院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始的“国本”之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却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因此，顾宪成颇遭神宗的嫉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原来的首辅王家屏，被神宗削职罢官。 顾宪成的老家在无锡，无锡有一座东林书院，原为宋代杨时讲道之所。顾宪成被革职后，与其弟顾允成将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后来，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又相继被朝廷所黜，也先后赴东林讲学。他们自负气节，与朝廷相抗。一些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讯响应。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他们“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在社会上引起顾宪成像很大反响，朝内官员也遥相应和。东林书院渐渐自成一党，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被称为“东林党”，顾宪成也被尊称为“东林先生”，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化。顾宪成说：“在朝廷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做官，志不在民生，离官而去，志不在世道，子所不取。”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吏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在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 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宫案”中力主郑贵妃移宫，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重新起用，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连魏忠贤对赵南星也有几分敬畏，安排自己的侄子去拜见他。但赵南星拒绝与魏忠贤接近，对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官员严加纠劾，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又尖锐起来。 杨涟像后来，魏忠贤窃据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事等职，且与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组成“阉党”集团。开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阉党干将魏广微为了迎合魏忠贤，将朝野中的东林人士翦除干净，竟凭个人好恶，将朝中官员逐一排队，分为两派，编造《缙绅便览》，上列具体官员名单，用笔在名单上圈点。心腹者加圈，极为重要的东林官员，就在名字旁点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其中被重点者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100余人。然后将编好的名册秘密呈献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南北两京合朝官员70余人也纷纷上疏，讨伐魏忠贤，要求铲除阉党，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迅速白热化。结果，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专权乱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等人同被杀害。次年，魏忠贤又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魏忠贤又命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同时，由政争迁怒于讲学，又矫旨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三年时间内，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达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以上，东林党人几乎被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钦定阉党逆案，总计处理的阉党达460余人。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对被害惨死的给予特别礼遇，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邹元标等去世诸臣均加赠官爵。遭削夺的一批东林官员重新起用，同时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在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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