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4000万：学界的“精英社会”误区
□ 薄文军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培养学生的财富意识是自己的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此主张在微博上引起较大争议。（2011年4月6日天府早报）
董教授的观点在网上引起争议，但争论的焦点似乎有些偏颇。我们不知道董教授在微博上发的这番话是“戏谑地说”、“恨铁不成钢地说”、“因材施教地说”、“舐犊情深地说”，还是“激动地说”、“淡淡地说”、“心平气和地说”。但从其跟一些网友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知道，董教授并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在特殊语言环境里的针对性话语，而是将其视为具有很强“普适性”的谆谆教诲。
既然如此，针对这一观点的讨论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能否用金钱来衡量学生”、“能否用金钱来衡量师道”、“身价达不到4000万的学生会不会遭遇歧视”？而在于教授、专家、学者，乃至整个学界对“社会财富”和“社会精英”的理解。整个社会的财富是相对固定、稳步增长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价几何只是个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问题。不容否认，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希望自己的孩子腰缠万贯、锦衣玉食。能把这份善良的主观愿望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很值得称许。但作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教授教师来讲，对公众、对下属、对门人弟子的这份希冀应该有一种客观而科学的理解和把握。整个社会的资源财富就摆在那里，不可能人人都会身价千万、富可敌国。如果让自己的学生们抱着这种非富即耻的观念走向社会，他们有可能知道耻而勇，最终取得巨大成功。但更有可能会在奋斗中、竞争中、攀比中、对财富的无限追求中最终失望、绝望，以至心灵扭曲、走向社会的反面。
诚如董教授所言，学生“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这是一个很好的小九九，也没有人反对这番宏论。因为财富的拥有本身不是坏事，升官发财也不是坏事。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是尽上自己的最大努力，然后等待社会的最终裁决。如果抱着志在必得、非富即耻的念头去追求，最终很难说会不会走上歧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在我如浮云。”如果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出现失误，干事创业的动力出现失误，即便是在“合理合法致富”的旗帜下，仍会有许多拿不上台面的东西。
董教授所在的高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是一个培养人民教师的地方，可以坦诚地告诉董教授，如果这些学子最终当了中小学教师，在现行币制条件下，别说他们到了40岁，就是到了80岁，也难以赚到4000万元人民币。欲取其中，必求其上；欲取其上，必求其上上。目标可以略微高点，但不能高得没了谱。目标接近现实，还有激励作用，目标离现实过于遥远，“撑杆跳”也摘不到的果子，也就毫无激励意义了。当然，董教授从事的具体岗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培养的学生大部分可能会成为房地产商，很容易实现“40岁时达到4000万身价”的目标，到那时也足可以体体面面地拜谒自己的授业恩师。可是，我相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将来可能会成为各级住房与建设管理部门的公务员、科长、处长、局长、厅长。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他们又有什么合理合法的渠道获得4000万身价呢？
社会的蛋糕就那么大。如果我们的币值稳定，如果那些名师高足，那些“社会精英”们人人确立一个“40岁时达到4000万身价”的奋斗目标，而且志在必得，那我们更多的人就只有做房奴、车奴、卡奴、面包奴的份了！
20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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