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鼾声，对我这个年过五十的儿子来说，仍然是一支催眠曲。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鼾声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那个年月，我从劳改队回来，和母亲、儿子躺在那张“吱呀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她没有打过鼾。她睡得很轻，面对着我侧身躺着，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唯恐把床弄出声响，惊醒我这个远方游子的睡梦。夜间，我偶然醒来，常常看见母亲睁着眼睛望着我，她可能是在凝视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鱼尾纹吧！
“妈妈，您怎么还没睡？”“我都睡了一觉了。”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
我把身子翻转过去，把脊背甩给了她。当我再次醒来，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多皱的脸庞时，她还睁着酸涩的眼睛。
“妈妈，您……”“我刚刚睡醒。”她不承认她没有睡觉。
我心里清楚，在我背向她的时候，母亲那双干涩无神的眼睛，或许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一根、两根……
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她躯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
我真无法计数，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她躯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年轻时，爸爸被国民党追捕，肺病复发而悲愤地离去。母亲带着年仅四岁的我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
我不曾忘记，在那滴水成冰的严冬，母亲怕我钻冷被窝，总是把我的被褥先搬到炕头上；她怕被窝热度不够，久久地坐在我铺好的棉被上，直到暖热了被窝为止。我年幼，不理解母亲那颗痴心，死活不睡热炕头，她只好把被窝又搬回到炕的那一边去，催我趁热躺下。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下河洗澡、摔跤“打仗”……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为了给“野马”拴上笼头，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当我十几岁时，一辆带布篷的马车连夜把我送到了唐山——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唐山又来到了北平。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为了交付学费，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又在一家富户当洗衣做饭的保姆。当我穿着干净的制服，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同学们不知道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母亲也想象不到，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并不是个好学生——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考试得过“鸡蛋”。在学校布告栏中，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没有为此垂泪，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她把明明是儿子的过失，又背在自己肩上：“怨我没有文化，大字识不了几升；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你……”
可是母亲一如既往，洗衣、做饭、刷碟、扫地……两只幼小时就缠了足的脚，支撑着苦难的重压，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她在一起度周末，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个小床上安睡。记得那时，她从不打鼾，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她就睡着了。母亲呼吸匀称，面孔恬淡安详，似乎她不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也没意识到她心灵上的沉重负荷……
在这离别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
北京解放那年，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立足，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她独自返回冀东故里去了。
十六岁的我，送母亲到十字街头。在这离别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我惜别地拉着她的衣袖说：“妈妈，您……”
“甭为我担心。”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你要好好用功，像你爸爸那样。”
“我再送您一程！”我仰起头来。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叮咛我说：“逢年过节，回村里去看看妈就行了。妈平生相信一句话：没有蹚不过去的河。你放心吧！”
从这天起，我提前迈进了青年人的门槛，内心萌生了对母亲的强烈内疚，为了抚养我，舍弃了她所有的一切。我发奋地读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当我在1950年秋天，背着行囊离开古老的通州城，到北京师范学校去报到后马上给她寄了一封信。第一个寒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故乡去探望母亲。
深夜，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滚烫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
“没有又留级吧？”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上留下了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来刊登我处女作的《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情。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从炕上半翘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
“妈妈，您把报纸拿倒了。”她笑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
母亲是带着微笑睡去的。我听着她轻轻的鼾声，无声地哭了。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曲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果真像她说的那样，由于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我才能睡得踏实，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
只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后我再难以听到母亲的鼾声了。我和我爱人踏上了风雪凄迷的漫漫驿路，家中只剩下她和我那个刚刚落生的儿子。她的苦难重新开始，像孑然一身抚养我那时一样，抚养她的孙子。“文革”期间，我偶然得以从劳改队回来探亲，母亲再也不打鼾了，她像哺乳幼雏的一只老鸟，警觉地环顾着四周。即使是夜里，她也好像彻夜地睁着眼睛。
我回来，看到她挂着牌子串巷扫街，拐着两只缠足小脚去挖防空洞。“妈妈。”在夜深人静时，我安慰她说，“我怕您……怕您……支撑不住，突然……”
“没有蹚不过去的河。”她还是这样回答。母亲确实坚强得出奇。有时我要替她去扫街，她总是从我手里抢过扫帚，亲自去干扫街的活儿。她的腰弓得很低很低，侧面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样子像是在叩问大地，这污迹斑斑曲折的路，哪儿才是它的尽头？！
1979年的1月6日，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如同鬼使神差一般，母亲从那一天起又开始打鼾了。我睡在上铺，静听着母亲在下铺打的鼾歌，内心翻江倒海，继而为之泪落。
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曲。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人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