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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罗简述

2011-04-18  菩萨老先生

犍陀罗作为古代地理名词, 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谷地、阿富汗东部一带, 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公元前6世纪被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占为行省,公元前326年又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亚历山大大帝从印度河流域撤走后,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开国皇帝旃陀罗笈多(月护王)率领当地人民揭竿而起,组织了一支军队,从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手中夺回犍陀罗。旃陀罗笈多派自己的孙子阿育王担任犍陀罗的总督,这个由于目睹了太多的残酷战争和杀戮而幡然觉悟皈依佛教的君王开始在他的领地上传播和推广佛教, 佛教被尊崇为为国教,蓬勃发展超过1000年,直到公元10世纪。(图片1)

达摩罗吉诃 最早的建造者是阿育王,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 被其父任命为这一地的总督。
达摩罗吉诃 最早的建造者是阿育王,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 被其父任命为这一地的总督。
紧接着孔雀王朝的没落, 约公元前190年,巴克特里亚(大夏)希腊人征服了犍陀罗,按照希腊城邦的模式重建了呾叉始罗的西尔卡普城,城市格局成整齐的棋盘式,从遗址上仍能看出普通居民住宅、贵族宫殿、寺庙和商业建筑的分布。佛教名著《弥兰陀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中的弥兰陀, 就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传说他曾与印度高僧那先讨论佛教教义。除了西尔卡普城北门外的希腊神庙外(图片2),巴克特里亚人还留下了大量精美的钱币,这些钱币一面是国王的肖像,另一面则希腊诸神像和希腊铭文(图片3),后来逐渐有了东伊朗的阿拉米文字发展而来的佉卢文,也就是犍陀罗通行的文字。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于前128年左右抵达大夏时,这里的希腊人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被移居这里的大月氏征服了。
金迪亚尔神庙的格局和当地发现的任何一座佛教寺庙不同, 却与希腊的古典神庙惊人地一致。
金迪亚尔神庙的格局和当地发现的任何一座佛教寺庙不同, 却与希腊的古典神庙惊人地一致。
德米特里一世的青铜币一面是头戴大象冠的国王头像, 反面则是手持武器的希腊战神赫拉克勒斯像。
德米特里一世的青铜币一面是头戴大象冠的国王头像, 反面则是手持武器的希腊战神赫拉克勒斯像。
之后的中亚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史记》、《汉书》中称塞种人)和伊朗北方的帕提亚人先后占领了犍陀罗。前者是养马和制作奶酪的能手,精于骑术,在南俄草原到鄂尔多斯沙漠之间广阔的土地上放牧和劫掠;后者则是波斯帝国的后继者,在两河流域继续发展着农业、手工业,在古丝绸之路上建造起一座座商业城市。斯基泰人和帕提亚人都信奉波斯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仰慕希腊文化,也接受了犍陀罗本土居民的印度文化,这一时期的犍陀罗建筑和艺术品,具有融合了希腊化因素、印度因素与中亚因素混合文化的特征。 直到公元一世纪中期,贵霜君王成为犍陀罗的统治者之前,犍陀罗的艺术中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佛像,之前的几个世纪, 虽然佛教盛行,大量的寺院、窣堵波已经建造起来,佛教艺术还停留在对印度巴尔胡特、桑奇等地的早期佛教雕刻的尊崇上,从未出现人形的佛像,仅以菩提树、台座、法轮、足迹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 贵霜王朝时代(公元1-3世纪中叶)是犍陀罗艺术的鼎盛时期。 贵霜人原系中国敦煌与祁连山一带的游牧民族月氏的一支。西汉时期,受匈奴逼迫先是南迁塔里木盆地,之后西迁并于约公元前130年占据巴克特里亚。公元1世纪初叶,月氏五部翕侯之一贵霜翕侯库朱拉?卡德菲塞斯(丘就却),在喀布尔河流域建立贵霜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大月氏。约公元60年,库朱拉之子维马?卡德菲塞斯(阎膏珍),征服了犍陀罗和北印度马图拉地区。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约公元78-144年在位)又征服了东印度恒河流域中游,定都布路沙布逻(今白沙瓦),把贵霜统治中心从中亚移至犍陀罗。 迦腻色迦治下的贵霜帝国与中国、罗马、帕提亚并列为当时世界的四大强国, 国土西起伊朗边境,东至恒河中游,北起锡尔河、葱岭、南至纳巴达河。《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了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迦腻色迦与东汉之间的一场战争,汉军用计谋以少胜多,迫使贵霜求和,自此贵霜军退回葱岭以南,两国关系又重修好。 贵霜帝国时期的犍陀罗地处中亚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是中国丝绸、漆器、东南亚香料、罗马玻璃制品、麻织品等贸易中转站,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尤其密切。从其铸造的金币可以知道其与罗马帝国的商业关系。另外,这些金币所表达的各种希腊宙斯和胜利女神奈基、罗马、祆教祭坛、耆那教的公牛、印度教和佛教神祇可以证明贵霜对发扬于当地的宗教和艺术的宽容和融合的关系。语言文字方面,早期使用希腊文字和语言,后来创制自己的婆罗米文与吐火罗语。迦腻色迦信奉波斯拜火教,也大力支持佛教和印度教,传说迦腻色迦曾把印度大乘佛教哲学家马鸣罗致到贵霜宫廷,马鸣的长诗《佛所行赞》详细叙述了佛陀从诞生到涅槃的生平传说。迦腻色迦时代,在克什米尔举行了佛教经典的第四次结集,在犍陀罗地区建造了大批佛塔寺院, 1908年在白沙瓦近郊的迦腻色迦大塔遗址出土的青铜舍利容器上铸有佛陀坐像。同址出土的“迦腻色迦金币”正面有迦腻色迦肖像,手指祭坛的圣火, 表明他的拜火教信仰,背面有佛陀立像,佛像旁镌刻着希腊字母铭文“Bodda”,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佛陀形象。(图片4)
迦腻色伽“佛陀”字样金币,头光和身光环绕中的立像被认为是最早出现在钱币上的佛陀形象。
迦腻色伽“佛陀”字样金币,头光和身光环绕中的立像被认为是最早出现在钱币上的佛陀形象。
在此期间,白沙瓦、塔克西拉、斯瓦特和恰萨达(旧称布色羯逻伐底Pushkalavati )、喀布尔河流域上游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成为重要的文化、贸易和教育中心。数以百计的佛教寺院和窣堵波(佛塔)随着希腊和贵霜城市一起建造起来, 包括塔克西拉的沙棘克泰里、达摩罗吉诃等。在这些中心城市特别是白沙瓦, 发展起来一种独特的雕塑艺术风格, 被称为犍陀罗风格。 犍陀罗艺术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佛陀本身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涅槃之后500年间,他的弟子和信众们主要尊崇了他追求自我解脱的教法,以静修和冥想为主,并不热衷于佛教的传播。对佛陀的纪念和缅怀也以修筑佛塔和雕刻与佛陀生平相关的象征物来实现,比如菩提树代表初次说法,宝座代表得道,莲花和石阶上的脚印代表降诞,佛塔代表涅槃。佛像的出现与公元1世纪以后佛教的传播和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佛教传播到远方,那里的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无法读懂佛经,有什么方法能比形象的佛陀生平故事雕塑和佛陀塑像更理想呢?(图片5)
苦行的释迦牟尼,片岩石雕, 2 - 3世纪, 拉合尔博物馆
苦行的释迦牟尼,片岩石雕, 2 - 3世纪, 拉合尔博物馆
“贵霜时代正处于印度佛教从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演变的阶段。大乘佛教不强调追求自我解脱,而是标榜救度一切众生,把仅仅追求自我解脱的派别贬称为小乘,把宇宙的最高本体“如来”当作最高神来崇拜,认为佛陀释迦牟尼只是如来的暂时化身之一,未来的佛陀——菩萨则是为普度众生而显现人形的救世主,是神化的超人或人格化的神。大乘佛教这种把佛陀神化、人格化的观念,恰恰符合犍陀罗地区流行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拟人说”即“神人同形”的造像传统。于是犍陀罗艺术家开始打破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惯例,仿照希腊、罗马神像直接雕刻出佛陀本身人形的形象,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王镛,《犍陀罗》序) 最早的犍陀罗佛像出现在公元一世纪,我国的东汉时期。先是描述佛陀生平的佛传故事浮雕, 是在建造佛塔时围绕塔基的装饰。故事浮雕多达一百多个场面,从前世佛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的诞生、上学、宫廷生活、出城见历生老病死、树下观耕思惟、决意出家,到出家后的苦修、成道、说法、神变、涅槃、荼毗、分发舍利和建塔,几乎表现了马鸣的长诗《佛所行赞》中的全部情节,而佛传主人公佛陀的形象完全以写实的人形刻画,从中能看到初期佛陀与众人同等高度,到后期佛陀形象远远众人高大而突出的过渡。(图片6 - 图片7)
石头制窣堵波,佛传故事石雕,拉合尔博物馆藏
石头制窣堵波,佛传故事石雕,拉合尔博物馆藏
石头制窣堵波,佛传故事石雕,拉合尔博物馆藏
石头制窣堵波,佛传故事石雕,拉合尔博物馆藏
之后逐渐出现了单独礼拜的佛像,有石雕也有灰泥、赤陶的材质,造型采用了希腊化艺术的形式,表现的却是印度佛教的观念。可以说犍陀罗佛像等于希腊化艺术的写实人体加印度佛教的象征标志。犍陀罗佛像从整体上来看是由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式的头部,披着罗马长袍的身体,与某些标志着佛陀的印度伟人身份的相貌特征(三十二相中的肉髻、白毫、光环等)混合构成(图片8)。有些佛像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袈裟是袒露右肩的。而佛陀的发髻, 也经历了大发髻直发, 到中等发髻曲发、小发髻螺发的发展过程, 面貌则是从有胡髭的粗壮男子渐变到细眉垂目沉思的女性化表情。
犍陀罗艺术的另一贡献是创造了菩萨像。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Bodhisattva)的音译略称,义为 “觉悟的有情众生”,即未来佛陀。在犍陀罗弥勒菩萨的信仰颇为兴盛,菩萨为救度众生而推迟自己进入涅槃的时间,把众生从此岸的生死苦海拯救到彼岸的极乐世界。菩萨的出现代表了佛教从小乘向大乘发展,有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双重追求。一方面要自己积世修行, 达到彻悟的境界; 另一方面要在现实的苦难中救助他人, 使他人走向觉悟的世界。菩萨的装束和面目体态无疑是当时犍陀罗地区民族特征和艺术手法的完美体现, 他们都是尚未脱离尘世浮华王侯般的人物。相比已经悟道的佛陀的离世远遁, 菩萨更接近世俗世界, 也更具有亲和力;一般上半身裸露, 下半身穿着裙,应该就是至今仍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流行的“陀地”(Dhoti), 脚下是有珠串装饰的鞋子(图片9)。 唇上留须, 长发绾在头顶, 有豪华的束发珠串和敷巾冠饰, 这是印度河恒河区域的贵族装饰。胸前佩带的三、四重绳状项饰, 常有一对龙型怪兽口衔宝石, 却是取材与北方中亚游牧地区。“活泼而华贵,酷似贵霜时代印欧混血的风度翩翩的王子。” (王镛,《犍陀罗》序)
弥勒菩萨等身像细节,2-3世纪,白沙瓦博物馆藏
弥勒菩萨等身像细节,2-3世纪,白沙瓦博物馆藏
除了大量佛传故事浮雕和佛像、菩萨像以外,犍陀罗艺术中也有一些异域诸神和凡人的雕像,诸如希腊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放诞不羁的葡萄酒神狄俄尼索斯、埃及神话中的哈尔波克拉提斯(Harpocrates)、好色之图萨堤罗斯、穿着希腊式的基通 (Chiton)和希马申(Himation)的饮酒男女、扛花环的希腊罗马童子、戴尖顶帽的斯基泰战士、印度财神般遮迦与他的配偶生育女神诃梨蒂(鬼子母)等等。这些异域形像的造型都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犍陀罗艺术融会东西方文化因素的特质。 犍陀罗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从中亚向东扩散,东渐中国、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的范式。贵霜王朝开始,来自犍陀罗或克什米尔的高僧在中国西域络绎于途;从公元4世纪起,中国朝圣者开始前往佛教的起源地印度,以求获得原始的佛教经文典籍, 其中最著名的有法显(公元 395-414年 )和玄奘( 公元629-644年 ),他们的旅行笔记中描述了犍陀罗佛塔、佛像的庄严壮丽。中亚佛教传播者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努力也带来了艺术风格的影响,新疆楼兰地区米兰佛寺的佛像和于阗地区拉瓦克塔院的佛像、菩萨像,明显取自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艺术。克孜尔石窟的塑像和壁画则杂糅了希腊化、波斯与印度的因素;有些泥塑的佛像、菩萨像与呾叉始罗和哈达的塑像相仿。犍陀罗时期迦毕试的样式甚至影响到中国内陆敦煌、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 形成了大量与汉地风格高度融合的艺术作品(图片10 – 图片12)。这种吸收了犍陀罗佛像因素的中国式佛像后来又传到朝鲜、日本。
菩萨,彩色壁画,北周,敦煌莫高窟(孙志军/摄)
菩萨,彩色壁画,北周,敦煌莫高窟(孙志军/摄)
莲花飞天井心及垂幔、伎乐天,壁画,初唐,莫高窟第329窟-窟顶藻井(张伟文/摄)
莲花飞天井心及垂幔、伎乐天,壁画,初唐,莫高窟第329窟-窟顶藻井(张伟文/摄)
石刻浮雕,北魏,大同云冈石窟 (吴健/摄)
石刻浮雕,北魏,大同云冈石窟 (吴健/摄)
到约公元465年,嚈哒人(白匈奴)入侵犍陀罗,彻底毁灭了这里的佛教寺院,以及之后的500年间从乌铎迦汉荼城(今阿托克附近)的内扎克王朝、喀布尔的突厥沙希和加兹尼帝国逐步的伊斯兰化,加兹尼帝国的苏丹马哈穆德占领时期, 犍陀罗的佛教寺院已经成为断墙残垣和废墟,犍陀罗艺术已被遗忘,从此尘封地下近千年。 直到 19世纪初, 一些驻扎在北印度的年轻的英国军人, 在当地人的农田和果园中发现了一些呈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品, 那时的这一地区是半独立的部落统治,英属印度的英国士兵和行政官员开始关注印度次大陆的古代历史。 19世纪30年代发现阿育王时期的硬币,同时古代中国旅行者的游记被翻译成英文。 1838年,天才的建筑师、冶金专家、钱币和文字学家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在为英属印度的加尔格达造币厂工作时,和当时的英国士兵亚历山大?坎宁汉、查尔斯?马松一起等破译了佉卢文,坎宁汉后来成为英属印度的考古局的首任局长,而马松则是第一个发现了古代印度河文明遗址哈拉帕的欧洲人,在他的《俾路支斯坦行记》(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ochistan)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这一发现的详情。随着大量古代钱币的被发现(图片13),和中国古籍中记录了的古代佛教圣地的地点和地图所提供的必要的线索,从而联结起犍陀罗的历史。坎宁汉于1848年在白沙瓦以北发现了犍陀罗雕塑,他还在19世纪60年代确定了塔克西拉遗址所在地。从那时起,大量的佛像在白沙瓦谷地被发现。从1912年至1934年,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对塔克西拉遗址进行了发掘。他发现了独立的希腊、帕提亚以及贵霜时期的城市遗址和大量的窣堵波和佛教寺院。这些发现有助于建立更多的犍陀罗历史和艺术的年代表。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后,艾哈迈德?哈桑?达尼教授带领白沙瓦大学考古系在白沙瓦和斯瓦特谷地有了一系列新发现。目前, 白沙瓦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人员正在对许多犍陀罗文明遗址进行发掘工作。
犍陀罗各个时期的钱币
犍陀罗各个时期的钱币
犍陀罗艺术被发现的的一百多年来, 特别是被系统发掘的一百年来,引起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广泛的研究、探讨和争论的兴趣。斯坦因在1896年陪同法国东方学家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 1905-1923)前往英属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考察犍陀罗遗址,富歇后来出版了《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三卷本(L’Art Gre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3 vol),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专著,主要采用图像学方法详细说明犍陀罗雕刻的图像题材和形式要素。 而约翰?马歇尔退休回到英国之后, 发表了考古调查报告《塔克西拉》(1951),他去世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犍陀罗佛教艺术》(1960)主要采用年代学和美学风格分析方法研究犍陀罗艺术,试图建立考古年代与艺术风格的联系。涉及佛像起源的问题,希腊、罗马起源说和印度本土起源说两派观点仍各执一词,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专家和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亚洲的专家众说纷纭,各有不同见解。由于犍陀罗时代的印度次大陆各个王国都鲜有文字历史,因此关于犍陀罗艺术的各种观点还都缺乏考古学的确凿证据和年代学的准确判断的支撑。 关于犍陀罗艺术的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已有英国学者马歇尔的《塔克西拉》(秦立彦译)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王冀青译)、日本学者宫治昭的《犍陀罗美术寻踪》(李萍译)等书,2009年新出版的《犍陀罗》(陆水林译)是犍陀罗的故乡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1905-1992)的是仅有的的乌尔都文著作(1986),根据作者亲自在犍陀罗地区长期从事考古调查工作的经验,以犍陀罗艺术为中心,全面介绍了犍陀罗的历史、文化、宗教、雕塑和建筑艺术。并由中国摄影师张超音在犍陀罗文化遗址和各博物馆实地考察时拍摄的大量珍贵的高质量照片,直观和详尽地展示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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