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如何成功的？

      从组织论和社会结构研究香港的社会学者，都发觉香港是一个人口高密度但组织和整合低程度的社会，却又秩序井然，快速运转。因为社会组织和整合程度低，对领袖的需求也少。香港可能是一个最不突出领袖、由全民由下而上自由自流自律自治而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奇特社会。
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人面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的未知和不确定，发挥个人和集体的才干及智慧，达到认可的目的和意义。

“时势”有利有弊

领袖就是具识见，洞悉现在，感应前景，建构建设物，广纳天下，以身作则，带动组织创造现实。领袖、英雄和精英成于时势，也创造时势。时势必有正有负，有利有弊，领袖、英雄和精英也必有强弱、过人之处和缺陷。领袖、英雄和精英是高度自觉、反省和深思，又能放开理性知识，保持直觉本能，在大势大境的顺逆之间，因势利导，做到最好。
领袖的职能、质素和才干，可以分三层，领袖必须层层贯通、出入三层自如。第一层是上层的天人接壤的终极意识和价值，形而上的明诚正心，个人和集体的存在实体性、意义和生活意义。第二层是中层的体制和组织、权力利益及职位名份。第三层是基层日常“现象现实”。按第一、二层建构的真实和规律运作，时而反其道而行，正反顺逆虚实转化。第一、二层是由领袖、英雄和精英主导，第三层是人人参与，但不是平等参与。
历史的发展，是领袖、英雄和精英身居第二层的组织权位，有意无意间进入第一层的终极性及绝对性价值和意识，把它们转化为第二、三层可用的知识和言行标准。当三层面各有空间，得失合情合理时，社会和文化可以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均衡状态。三层面却不同程度处于紧张、动荡的关系，形成不规则的互动，掩映之间产生历史的偶然、应然、自然和必然。

历史变局难料

最大、最根本的历史变局，多数来自人人不平等参与的第三层的连续式行动，意外夹杂盲动，总体不由分说投入，产生正正负负的后果。
“领袖”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来自大众、高于大众的精英，乐于、善于出入天地初开以来的永恒混沌，在现存自然应然的大环境的顺逆之间，感悟自然规律和人际规律，掌握软硬虚实矛盾的对立、转化和超越，化为本能，后知后觉和后发，及时适势带动群体大众进行、完成自然应然的大环境的运作、改造或更替，个人得失成败都接受，坦然和感恩”。
在这定义之上，是那一时空人事的社会和文化的坐标和历史流向。这是人和天/神/上帝/造物者/客观规律和真理的接壤处，人类永远在明与未明、知与未知之间摸索。西方四五百年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就是这层面的结构性转型，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上，如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资本主义。
四五百年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另一个不可逆转的规律，是人人更平等，全民拥有社会、国家民族和政党等第二层的组织，参与第三层的日常文化艺术、科学、民主、法治、资本主义。
现代化和现代性由西方传向全球，二百年来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冲击世界各地原有的大大小小“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中国和西方在这天人接壤的层面，相差千百年，二百年来乃未肯、未能搞清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三层面的关系。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固守第一层的民族主义文化本体性，总是要从文化本体性出发，“以我为主”，另行论述和建构人类现代的秩序和意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文革”时甚而举国一气，要“超资本主义”、“超现代”。

现代社会重实际

香港生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耻辱，但引西方文化为己用，进行现代化和现代性，取得举世瞩目的奇迹。英人天人接壤的第一层面的二三级衍绎意念用于香港第二、三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法治、自由、平等、资本主义上。百多年的教育制度是以工具理性为指导思想，形成英人掌控的、世界一流的“选优用才”制和社会流动。
本地中国人各级精英绝大多数是分科专业人员、技术官僚或工商金融的管理人员，囿于本身知识、认知和利益世界，未肯、未能搞清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三层面的关系。他们几十年的培育和成功经历，主要是活在第二层的体制和组织，取得权力利益及职位名份。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三层面的关系，全由英人主理，他们从来不必理会，也没大兴趣理会，根本不知此为何物。香港社会基本上是反智的，只应用实际层面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法治、自由、平等、资本主义，厌恶和忌讳理念和理论层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法治、自由、平等、资本主义。香港面临数量上的领袖匮乏和质量上的领袖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