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问题

  

 

 

中国有句俗话：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面子问题，中国人历来重视，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道非常奇妙的精神景观。     古代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个穷秀才买了一个芝麻饼，吃过后发现有些芝麻掉在饭桌上，他想吃芝麻，又丢不下面子，于是做沉思状，用手蘸了唾沫，在桌子上写字，然后放在嘴里。如此这般，还剩一颗芝麻在桌缝里蘸不着。秀才灵机一动，用力一拍桌子，似乎恍然大悟，芝麻也自然吃到了嘴里。     当今流传着这样一则趣闻：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停在饭店门前，车身上锈迹斑斑，水箱没有盖子，蒸气直往外喷，车蓬已经脱落。车主对一个流浪汉说：“我要打一个电话，请你帮我看一下汽车好吗？”对方答应了。事后车主为酬谢流浪汉，问他要多少钱。“500元”。“什么？这简直是抢劫嘛！我才去了3分钟。”车主大叫。“先生，这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本人的面子问题，过路的人都以为这破车子是我的。”     古往今来，要面子的、不要面子的，有面子的、没面子的，面子大的、面子小的，举不胜举。就连孔子这样的圣人，因为见了南子，被弟子质疑，面子上挂不住，不由得赌咒发誓起来；楚霸王项羽中了十面埋伏之计，为了面子宁可自刎也不肯过江东，还不承认失败的原因是自己，而是天意，所谓“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成为历史上要面子的极端。     也有不要面子的例子，如三国时的三位是曹操的黑，刘备的厚和孙权的又黑又厚，但其黑不如曹操，厚不如刘备，于是天下只好三分。天下人没有及得上这三位的不要面子的，结果最不要面子的都挣得了大大的面子，他们先后当上了皇帝，尽管曹操是死后才得到魏武帝的谥号。     鲁迅曾说过，“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了这个，就像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面子呢？以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我觉得似乎还是德国汉学家马特斯教授的论述最为透彻精辟：中国人的面子，就是一种角色期待——“中国人是作为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人本身而存在的。”——能够以某种方式满足自我的角色期待，就是有面子。     如果从语义学方面考察面子这个词语的内蕴，会发现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指向不同意义。例如：从皇帝老儿到穷叫花子都有面子问题，但其面子的内容是绝不相同的；阿Q绑赴刑场时，唱出了“手执钢鞭将你打，下面的看客叫一声好”，也算有面子；《孟子》中那个齐人，在外面吃了嗟来之食，回家还要在妻妾面前作为骄人的样子，也是面子问题在作怪。     《新华字典》在“面”字条目下的第4义项里的“面子”与“面儿”并列，解释为“事物的外表，与‘里’相反”。原来，所谓的面子问题又是一个事物的外表。用这一定义去看上面所说的种种现象就比较好理解：曹操、刘备、孙权的不要面子，是为了争夺皇权；孔圣人的赌咒发誓，是怕弟子离心；楚霸王不肯过江东，是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组织起人马来和刘邦对抗。     这样看来，面子有时是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东西，极引人注意和尊重，有时又是一种虚无飘渺而又挺误事的玩艺儿。所以自近代以来，凡以批判之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者，无不对其大张挞伐。     坦白地讲，以前我对“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种种行为，也颇不以为然，多半是带了一种讥笑的态度来看待的。但近来我忽然对那些宁可吃苦受罪也要捍卫面子的人士抱有崇敬之心了。我看，讲面子尽管有鹜虚荣之嫌，不值得提倡，但是和昧了良心的“厚黑”相比，似乎还算是一种美德。     爱面子的人，当然很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这就是说，如果你爱面子，你待人接物、说话办事就不能不有所忌惮。所以，对爱面子的人而言，面子倒有些像是牛鼻子，抓牢了，他就不敢乱说乱动。相比之下，那些看破了红尘的“高人”就不大好对付，因为他不肯要面子，死猪不怕开水烫。俗语云：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一物降一物，不要脸竟然成了最高境界，你说面子重不重要？     反对讲面子的人，其论据是面子多半带有一点“绷”的性质，纯属虚荣。其实，依我看，面子即便是一块遮羞布，有也总比没有好。正因为面子贬值，所以才会有野鸡暗娼当街拉客，贪官污吏公然索贿，明星大腕偷税漏税等叫人瞠目结舌的现象出现。古语说：“知耻者近乎勇。”反过来，无耻则是无赖，一如《水浒传》中的泼皮牛二，不过是人渣而已。所以我说，面子还是很重要的，当讲时还是应该讲的。     面子是荣誉的一种形式，当然是最初的形式；面子也是一种尊严，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最后的尊严。体面做人，应该是做人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说，过于计较面子，或者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有时会失去朋友，失去成功的机会，是不可取的；而过于不要面子则更糟糕，简直就是糟糕透顶！《诗》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原载2004年11月8日《鄂东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