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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山巨源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早期都不愿与司马昭合作，后来山巨源投靠了司马昭，因为司马懿的岳母是山涛的姑祖母，他和司马氏是中表亲，司马师、司马昭是他的表兄弟，在当时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山涛最后站在了司马氏一边。山巨源升任提拔后推荐嵇康以自代，嵇康大为不满，就给山涛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这封信中，嵇康申述自己不能做官的理由时列举了七不堪和二甚不可，他的甚不可之一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 嵇康是否彻底否定儒家思想？是否真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笔者认为，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用来反对司马氏集团虚伪名教的有力武器，而在思想深处，他仍然继续了很多儒家思想。鲁迅曾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嵇康为什么要非汤武而薄周孔。当时，当政的司马氏集团表面倡导名教，实际上是把名教作为假面具。名教一词，用孔子的话来解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解释就是：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即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用现在的话解释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即主要表现在儒家学说中的君臣大义，以及根据这种大义而衍生出来的一套礼法制度。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要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可是曹丕取代汉朝时说是效法唐虞，接受禅让，到了司马氏集团把握政权时，也想效法禅让制，他们伐吴灭蜀、诛戮异己，还要美其名曰汤武征诛。 嵇康认为当时的社会已是民之多僻，政不由己；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弥多，国乃陨颠！国家实质上已经到了君不君、臣不臣、濒临灭亡的地步。所以说司马氏的名教只不过是借以掩盖他们丑恶形象的一套假面具，是用来攫取功名利禄的得力工具，他们打着名教的幌子掩耳盗铃。 司马氏集团篡用了儒家的名教，使它完全变为阴谋夺权的工具。嵇康看透了司马氏集团的良苦专心，因为他强烈的道德感遭到了现实的蹂躏，他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最能击中要害的莫过于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以此揭开他们虚伪的面纱，把他们的罪恶昭示天下。他由对名教的笃信转而对当时虚伪名教的激愤，进而发展为否定名教、超越名教。这是嵇康人格的分裂，其本质乃是儒道关系的对立，自然与名教的对立，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这貌似把名教放在了次要位置，但实际上却又赋予了名教以形而上学的根据，使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取得了精致以致迷人的形式。嵇康则公开要求摆脱名教的束缚，认为名教不是出于自然，而是统治者造立出来的。他指出：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义，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他这番言论果然起效，司马昭的爪牙钟会就进谗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所以鲁迅说嵇康有碍于司马氏办事，所以他就非死不可。 由此可见，嵇康对汤武周孔的菲薄仅仅是用来反抗司马氏所谓的儒家名教，并非周孔等人的思想学说。唐长孺说：嵇康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只是反对虚伪的名教。他们理想中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与封建道德不可分割。这就是说，统治者鼓吹仁义，是为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制定名分，是为了约束人们的举动；办学讲经，是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所有这些最终只有一个结果，即把人引上了争夺名利之途。而人生来都有食色之欲，欲望得到满足则自得其乐，人的天性是不乐意接受礼教束缚的，只因为当今学习儒家经典能使人得到荣华富贵，所以人们便以六经为太阳了。这样，嵇康就把自然人的自然欲望与名教完全对立了起来。因此，他同庄子一样赞美人类的自然状态，向往原始人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进而把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当作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嵇康曾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他的思想和道家确有继续关系。但嵇康和庄子的生活态度大相径庭：庄子很随便，嵇康却很执着，他的人格形象是刚肠疾恶，遇事便发；庄子反对师其成心，主张和之以是非，而嵇康则师心以遣论。他在《家戒》中宣言：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这种坚定自己志向、心口相应、言行一致、至死不渝的性格，并不是道家的人生理想。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就刑，有令千古英雄折腰的雅量，这正是孟子舍生取义、以身殉道的原则精神。所以鲁迅先生早已指出，嵇康之所以反对礼教，是因为当时统治者打着以孝治天下的幌子进行篡弑掠夺，并利用名教的名义，加罪于异己之人。由此可见，嵇康在骨子里是儒家式的理想与理念。在当时残酷的险恶环境里，这种理想与信念遭到了强大的压抑，反而与道家自然无为的消极一面病态地结合了起来，构成了他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这种矛盾的总根源和本质乃是真诚自然与虚伪狡诈的对立。
其次，魏晋时代是礼乐大崩坏的时代。嵇康既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飘逸潇洒，却更有弹琴咏诗，聊以忘忧；贵得肆志，纵心无悔的难以排遣之忧思，这又是多么执着！可以说，嵇康出于对虚伪名教的激愤而反对礼乐，但与孔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一致的。这正是孔子音乐精神的延伸。嵇康同孔子一样，都不否认音乐具有满足人们正常欲望的功能，自然欲望是真诚的；用音乐来教化民众的方式也应该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他们二人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真诚自然，强烈地反对狡诈造作。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追求，在那个布满狡诈虚伪的社会中，嵇康的思想变得极其矛盾复杂，从而导致歧义纷纭。
再次，结合嵇康的一生，可以看出，非汤武而薄周孔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摆脱了儒家思想，彻底否定了儒家思想。
第一，从出身教养上看，他和儒家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嵇喜在《康传》中说：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博洽多闻。嵇康的字是叔夜，这就难免使人联想到《论语微子篇》中称赏的周有八士，这八个有教养的人，其中之一即谓叔夜，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嵇康虽然说自己不涉经学，但《晋书嵇康传》却说他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从《难自然好学论》中还可以看出嵇康对《六经》研究得何等透彻。否则他何以去戳穿以《六经》为太阳的士君子们的假面目？也就更谈不上菲薄汤武和周孔了。嵇康写的《家诫》完全是用儒家的礼仪道德教育儿子。嵇康教导儿子待人处世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对待长官，最好敬而远之，不要过分亲密，也不要经常往来，假如非去不可，一定要同众人一起去，一起离开，不要最后走，更不要留宿，因为当官的，总不免要询问一些外面的事情，假如某件事暴露了，当事人便会以为是你说的，使你有口难辩。假如有人相互争辩，而你又不知道是非得失，一定要避免参与，要静观其变，最后是非自见，至于一些小是小非，干脆不予理睬，即使有人问你，你也要以不明白回答他所有这些，都符合儒家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二，从交友之道上看嵇康对儒家思想的继续。他在《绝交书》中说：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这和孔子说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两者相似。当初竹林七贤啸傲畅饮，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算得上是志同道合，但山涛后来却一改初衷，投靠了司马氏，嵇康当然要与他绝交。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的行为在客观上符合了儒家的思想。然而，对待吕安，嵇康则挺身而出，为吕安蒙受不白之冤而辩护，最后不惜牺牲生命，这正是儒家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精神。在生死攸关之际，他没有以庄子忘物忘己来逃避社会，他有强烈的是非之心，一定要显明臧否，所以他才能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至于他说要做一个无馨无臭的人，那只能是他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和旷达。由此可见，他在交友方面的所作所为正如孟子所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而这才是真正的儒家仁义。那么，非汤武而薄周孔就不能看作是嵇康摆脱儒家名教的标志。所以，司马昭虽然内心恼恨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但他在名义上却不能以这句话给嵇康定罪，而只能借吕安之事除去了他的心腹之患。 第三，在生活志趣上，嵇康认为穷达有命，亦有何求。这几乎脱胎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嵇康甘守清贫，他认为：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圳亩，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愜然。《绝交书》中也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孔子不也赞赏这样的生活吗？他在《雍也篇》中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两种生活何其相似，他们都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身处贫贱，却不改变自己美好的品德，难道这种做法是菲薄孔孟？ 第四，嵇康承认汤武周孔是先贤圣人。在《管蔡论》中他推文王、武王、周公为三圣，虽然他为管叔、蔡叔翻案，这是为自己参与毋丘俭谋反一事辩护，但他并未因此而非难周公，反而赞赏周公赏罚不避亲戚，荣爵所显，必钟盛徳，戳挞所施，必加有罪。斯乃为教之正体，古今之明义也。在《绝交书》中他称孔子为君子，以柳下惠为达人，而孔子也认为柳下惠虽然降志辱身，但仍能做到言中伦，行中虑。能坚持直道。这和嵇康的见解同出一辙。嵇康出于对虚伪名教的激愤而菲薄汤武周孔，但与孔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嵇康菲薄的汤武周孔是司马氏标举的所谓圣人，而绝不是嵇康心目中的传统儒家思想的代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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