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的变迁 本章所述的湿地,指广义上的湿地,包括天然湿地的湖泊、沼泽、滩涂等,也包括人工筑造的池塘、水库。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没有“湿地”名词的提出,但对于河流、湖泊、水系的记载由来已久,从《山经》到《禹贡》再到《水经注》,历朝历代对于河川湖沼均有文献记载,但有些由于时间久远,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不可细考。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市通县,向南行,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至杭州市西接钱塘江,沿线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江、河水系;串通南旺、蜀山、南阳、独山、微山、高邮、太湖等大、小湖泊68个,并建有江都、淮安及大、小渠道460余处。全长1794公里。跨度广泛,沿线的湿地形态,在历史时期经历了沧桑巨变。先秦汉唐时代,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运河沿线的湖沼分布,星罗棋布。历史早期大量湖沼的存在,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后,随着黄河决、溢、改道所造成的水沙再分配的加剧,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不断加深,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对耕地的迫切要求,运河沿线的湖沼地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期众多的湖沼,绝大部分已经消失,个别残留至今的古湖,也己面目全非、处于自然消亡的最后阶段;而在人为作用下形成的大量人工湖泊,也由于种种原因而从地面上消失;历史后期所形成的若干湖泊,又有再度被泥沙所充填的可能。运河沿线湿地形态的如此重大变化,无疑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对运河沿线湿地的演变加以适当的总结,不仅可以加深对运河沿线整个生态环境变迁的理解,而且对今天的生态环境修护建设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运河流域湖泊的形成 湖泊是在一定的地质、地理背景下形成,通常情况下并具有一定的事件性。从其形成到成熟直全消亡的演化过程中,地质、物理、化学、生物作用相互影响与依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但不论湖泊的成因属于何种类型,湖泊形成都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条件:一是能集水的洼地即湖盆,二是提供足够的水量使盆地积水。 京杭大运河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平原地区,这一地区的湖泊形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处于沿海平原低地,由于沿岸带的泥沙运动和海面波动,在河口、三角洲和海岸沙堤不断发展扩大的条件下使古代的海湾演变为澙湖,澙湖进一步发展,和海洋完全隔离,逐渐淡化演变成淡水湖;另一类是由河床摆动残留的河迹湖或随河流天然堤伴生的河间洼地湖等。但实际上在自然界中,湖泊形成一般都具有多因素混成特点。 一、海成湖泊 这类湖泊系海岸带变迁过程中,由于泥沙的沉积使得部分海湾与海洋分离而成,通常称澙湖。上古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澙湖,数不胜数,但在历经沧桑巨变之后基本已看不出它们最初形成时的形态,更有甚者已消失在了历史的遗迹当中,在这里,我们只介绍其中最为著名的几个。 1、 杭州西湖 西湖究竟怎样形成?经过地质工作者的多年勘测研究,“澙湖”说流传最广。约在数千年以前,西湖还是一片浅海海湾,以后由于海潮与钱塘江挟带的泥沙不断在湾口附近沉积,使湾内海水与海洋完全分离,海水经逐渐淡化才形成今天的西湖。最早用地质学观点解释西湖成因者是日本地质学家石井八万次郎。1909年,他在东京《地质学杂志》中撰文称,西湖与日本的中禅寺湖相似,南山为古生代岩层的山坡,溪水北流,为西湖北山的火山岩堵塞而成。1920年,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首先提出西湖原是一礁湖,是钱塘江口一小湾,后来由于钱塘江夹带的砂土堵塞其湾口于12000aBP而成的假说。这一假说认为,至少距今两千多年前,西湖还是一个浅海湾,除个别山岭外全部淹没在海水之中。随着海水的冲刷,海湾四周的岩石逐渐变成泥沙沉积,使海湾变浅,钱塘江也带来泥沙,在入海口沉积。泥沙越积越多,最终将海水截断,内侧的海水形成一个澙湖。起初,澙湖还随着潮水出没。后来,经过劳动人民多次筑海塘阻拦海水,再加上海平面下降,西湖才正式形成。 2、太湖 太湖及周围的湖群,是第三纪以来的断块差异运动所形成的一个凹陷,即太湖--吴淞凹陷,当时是个嵌入陆地的浅海海湾。对于太湖的形成,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主要有构造成湖论、泻湖成因说、陨石冲击坑说等等。构造成湖论认为,太湖平原原是一个大的海湾,以后不断为水和沉积物所填充,演化成现在的湖泊。泻湖成因说认为,太湖平原原是一个大的海湾,在全新世高海面时,曾受到广泛的海侵,以后随海水退却形成封闭的湖泊。陨石冲击坑说认为,距今50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北东侧方向撞击地面,造成相当于1000万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巨大冲击,留下了2300多平方千米的陨石坑,即现在的太湖。 30年代,有学者提出长江代角洲地区的湖群原光是一个与海相通的大海湾,由于扬子江与钱塘江的向东延伸与反曲,使部分海面环抱于内,及至两岸江岸相遇,逐成内海,其两侧诸山水水流注入,久之盐分消失而成淡水湖(丁文江、汪胡祯,1936年);50年代,又有学者指出被长江南岸沙咀和钱塘江北岸沙咀包围下的太湖地区,曾以最初的海湾形态逐渐形成为澙湖,最后从澙湖变为与海洋完全隔绝的湖泊。时代约在6000 aBP。并据钻孔资料,指出海湾时代的海相沉积距地面仅2--5m,并发现海湾时代的丛生牡蛎。太湖与海隔绝以后,与海洋之间主要有娄江、吴淞江和东江条通道相联系。太湖大型碟形洼地形成后,发生地貌分化现象。分别形成淀泖湖群、阳澄湖群、洮滆湖群和历史上被消亡的芙蓉湖群等儿个小型碟形洼地,现代太湖系由古澙湖演化而来(陈吉余,1959年)。实际上,太湖及其水网地区从第三纪上新世晚期即沿太湖--吴淞断陷的西界发生沉陷,开始海浸,并接受沉积。更新世早期,太湖盆地尽管不很完整,但终究已贮水成湖,沉积数十米的湖积层,这就是太湖最初一外泄淡水湖的雏形。中更新世,发生了第四纪以来的第一次海侵,使之有滨海相沉积,太湖成为一个岛海。晚更新世晚期,因世界各地沿海发生大规模海退,当时低海面的位置大致退至今海面下100--130m,这已由世界各海区采集到的生物化石经14C年龄测定所证实。此时长江口也向大陆架延伸,遥指冲绳海槽,太湖地区成为河流泛滥平原,或许在晚期出现过谈水湖泊。全新世早期,随着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的消退,海面迅速上升,长江三角洲发生第四纪以来的第二次海浸,太湖地区大约在12000aBP。海面约在今海面以下40m左右;10000aBP,约在今海面以下20m左右;7000aBP,由于世界气候达到冰后期最暖时期,海面已基本接近现在海面。所以,太湖系由构造断陷--海陆交特--出流堰塞--经淡化而成的澙湖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太湖的底部及整个太湖平原湖泊底部,全部是黄土层硬底,湖水直接覆盖在黄土之上,未发现海相化石及海相沉积物,相反,却发现大量的古代人类生活的文化遗址,因而太湖不属于构造成因的湖泊。同时据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太湖平原除东部上海地区和南部嘉兴以南地区,曾受到过全新世海侵外,整个中部广大湖荡平原区并未受到海水侵袭,因此也就不存在泻湖成因问题。关于陨石冲击坑说,南京地理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如果湖泊是陨石冲击而成,,湖底多少要保存有撞击坑的痕迹,然而太湖湖底却十分平坦,平均坡度仅为19.66",而且湖中尚分布有51个岛屿,在平坦的湖底上,至今尚保存有完好的河道,自西向东穿过。因此,认为太湖的最后形成主要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洪涝灾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泥沙淤积、人类围垦,引起河道宣泄不畅。太湖是在原河道基础上,因洪泛而扩展成湖,与长江中下游其他湖泊基本类同,如洪泽湖、鄱阳湖等。 3、 射阳湖 射阳湖地处江苏里下河平原区的腹地,在今苏北里运河与串场河之间,跨扬州、淮安、泰州、盐城四市,古称射陂,俗作谢阳湖,古时曾是苏北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湖深且阔,“承受扬州、兴化、高邮、宝应、泰州、盐城诸州邑水,东流入海”现仅存湖身残迹马家荡和入海河流射阳河。据地学者们从微地貌、钻孔资料、若性岩相、孢粉、海相生物和微体古生物化石等资料的综合分析,确认射阳湖由全新世高海面时苏北平原上的澙湖演化而成淡水湖泊。 射阳湖,在构造上属苏北凹陷区。第四纪时期多次遭受海侵。7000aBP左右,长江、淮河挟带泥沙在此产生堆积,区内河口砂坝及贝壳砂堤极为发育。至6000a--5000aBP之间,淮河南岸砂坝、长江北岸砂坝及苏北中部最大的南北向岸外砂堤相继出露水面,海岸线东迁至阜宁羊寨至盐城大冈一线的西冈一带。西冈形成后,其西侧则成为较封闭的澙湖区,古射阳湖所在地区也渐由高海面初期的浅水海湾演变为古澙湖环境。古澙湖经过2000年冲刷,水体明显淡化,逐步演变成为淡水湖。 4、 硕项湖 硕项湖,古称大湖,地处江苏北部废黄河以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其“在沭阳县东八十里,与朐山、涟水三分湖界” ,“沭阳、海州、安东各隶三分之” ,曾经是淮北湖群中著名的湖泊之一。全新世以来,由于海面变化、黄河夺淮、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湖区经历了由浅海演变为潟湖,由潟湖演变为淡水湖,直至严重淤积、日渐缩小,最终成为平原陆地的过程。 早全新世时期(10000a--7500aBP),大理晚冰期渐告结束,冰川后退,海面回升。早全新世海面上升速度较快,成为我国东部海面的主要上升期。因受气候波动的影响,海面上升也时有起伏及短暂的停顿,但总的趋势为海侵。至7000aBP,苏北海侵达到极盛,形成了全新世高海面。苏北海岸线北起赣榆,南经海州、灌云、涟水、高邮、扬中一线,海水直抵洪泽湖东低山丘陵地带。根据钻孔资料及其它相关资料分析得知:早全新世古淮河口西端位于苏北西部山前地带,大约在盱眙附近入海,古硕项湖尚未形成,属于古淮河口浅水海湾的一部分。由于淮河挟有一定的泥沙量入海,因此古淮口海湾的堆积作用较为活跃,滨海砂堤及河口砂咀较为发育。其砂堤可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经涟水向东延伸至羊寨、北沙,北支经涟水、新安延伸至连云港境内。对硕项湖古潟湖形成影响最大的古砂堤有两道,即青莲冈古砂堤及淮北贝壳砂堤群。青莲冈古砂堤位于该区南隅,自淮安青莲冈经淮阴向西南延伸,是淮河流域与里下河洼地之间一高度达10--15m的高冈,其东北段将硕项湖区与古淮口隔开;淮北贝壳砂堤自淮口向东北延伸,经涟水、新安、灌云延伸至连云港境内,据该砂堤14C测年资料,该砂堤形成年代为4600aBP,使原为古海湾一部分的硕项湖地区逐渐封闭,成为一潟湖。中全新世,海平面呈波动式下降,故海岸在东迁的过程中在硕项湖潟湖区东隅留下了数道大致平行的古砂堤。数道砂堤的阻隔作用,使硕项湖古潟湖区受海洋的影响渐弱。由于有古灌河、古游水 ( 在今涟水县北入海) 、古涟河、古沭 河等河流汇入湖区,不仅使湖区保持广袤的水面,而且有冲淡卤水、排盐洗碱的功能,促进了潟湖向淡水湖转化的过程。3000--2000aBP之间,由于海岸东迁渐远,数道砂堤将硕项湖区与海洋相隔,卤水难侵。加之沂、沭、涟等众多陆地河流汇集湖区,冲刷盐卤,湖水淡化过程加剧,古潟湖逐渐演变为淡水湖泊。 5、 桑墟湖--青伊湖 关于桑墟湖,历史记载见于明代隆庆《海州志》:“桑墟湖去州治南九十里。昔因银山坝废,通海,夏则潴水,冬为陆地”,又言该湖“上源引沂、沭及桑墟之水,经石湫及黑土湾入海”。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桑墟湖在“州西南九十里……上接沭河,下游入海”,“桑墟湖在硕项湖西北”,硕项湖“其西接桑墟期,为涟水之上源”。桑墟湖也是由海湾泻湖转变为滨海内湖的。湖区中心位置的沭阳县红灯附近,地面以下几米即出现含海相化石的沉积地层。桑墟湖成陆年代较硕项湖更早,大体在湖东沿岸砂堤形成之后,当时,桑墟湖水是直接入海的。在硕项湖形成之后,桑墟湖成为上承沂、沭、桑墟之水,东连硕项湖的过境湖。 青伊湖实际上是桑墟湖的淤填、解体后的残遗部分。在硕项湖形成之后,桑墟湖成为上承沂、沭、桑墟之水,东连硕项湖的过境湖,黄河夺淮之后,淮北诸河流的河床普遍增高。十二世纪后期,黄河之水,全部经由淮河入海之后,淤积日甚,不但河床本身抬高了26米,而且沂、沭、六塘诸水系全部打乱,桑墟湖亦逐渐淤浅,失去了行洪“水柜”的作用。因此,洪水散漫乱流,在其东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形成新的溢洪区,这就是青伊湖。与之类似的桑墟湖的孑遗还有沭阳、灌云、灌南交界处的陆湖、梁荡;灌云的戴洼;灌南的曹洼;青伊湖西南角的淀湖等。 6、艾塘湖 艾塘湖又名义塘,亦称武强湖,其位置在今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交界处。通过多次调查,在古艾塘湖的四周分布有不少古城遗址,如北岸的“张城子”、“申城子”、“李城子”,西北岸的“寺后”,西南岸的“沙河城子”等。在这些古城听包围的部分即古艾塘湖区却未发现任何隋唐以前的文化遗址和遗迹。钻探揭露,该区下部为陆相河流泛滥堆积,内含许多钙质结核(砂姜),上部为湖相或海相淤泥、粘土层,可见隋唐以前,这里确系一片水域。 关于艾塘湖的成湖代,根据前屯附近,海、湖相淤泥粘土层之下的细砂层中生物化石14C测年数据为4800aBP左右,故湖的形成要稍晚于4800aBP。其成因,与赣榆境内最西一道砂堤的形成有关,即艾塘湖原为古海州湾向陆地凹进的一部分,可能是古青口河的河口湾。艾塘湖形成后的1000年左右,湖面一直相对稳定,并逐渐淡化成为淡水湖。 7、七里海--黄庄洼 关于七里海--黄庄注湖淀群,历史文献中习称其为“雍奴薮”。对于雍奴薮的记述,较为详尽者最早见于《水经注》,其鲍丘水注云:“鲍丘水又东,巨梁水注之……(巨梁水的最后一条支流五里水)东南流注巨粱河,乱流人于鲍丘水。自是水之南,南极滹沱,西至泉州雍奴,东极于海,谓之雍奴薮。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条分,往往径通,非唯梁河鲍丘归海者也。” 古雍奴薮的大致范围应是:北起鲍丘河,南到今海河,西至今北运河,东到今宁河--七里海--天津东郊。这正是今日的七里海--黄庄注湖沼注地区。 七里海--黄庄洼地区在全新世期间经历了一个陆--海--陆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在全新世中期,当渤海湾西北岸海侵到达高潮时,本区曾一度沦为滨岸浅 海。而且这些大型洼地,基本上属于海退遗留的产物。清光绪六年宁河县志载,七里海“水本无源,地势洼下,行潦归焉。当夏秋雨多水汇,沧波浩渺,极目无涯,汪洋如海,故以海名。”古来青龙湾河由西北向东南穿越三海,即后七里海、前七里海、曲里海,其中前七里海就是现七里海的前身。虽然其前身为古代海浸遗留下来的澙湖洼地,但是长期以来未能摆脱海的影响。只是在近代入工开挖了潮白新河、青龙湾河等排水河渠之后,才将其分隔为七里海、里自沽洼、黄庄洼和大黄铺洼等名称虽异、实则连片的许多洼地。 二、河成湖泊 这类湖泊的形成往往与河流的发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是由于河流挟沙在泛滥平原上堆积不匀,造成天然堤间洼地积水而形成的湖泊;一种是支流水系因泥沙淤塞,不能排入干流壅水形成的湖泊;还有一种是洪水泛滥时,主流浸入两岸高地间的低洼地,形成河湾,在湾口处沉积大量泥沙,洪水退后形成堰塞湖;也有由于河堤决口时,水流猛烈侵蚀形成的河堤决口湖;此外,还有一类是因河道横向摆动,在废弃的古河道上形成的湖泊,也有河流自然截弯取直,在原来弯曲河道上形成牛轭湖。 在黄河干流以南至徐州间的运河线上,有一条呈近南北向的狭长湖群,沿鲁南山区西侧断层线分布,此系1194年黄河南徙后,泗水下游被壅塞,流水渲泄不及,潴水形成的一系列湖泊,由北而南为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微山湖,总称南四湖。黄河夺泗入淮不仅打乱了淮北水系,与此同时,也使得泗、淮二河渲泄不畅,再加上一系列人为因素的强烈影响,如借黄济运、人工筑堤等等,遂又在淮河中下游形成洪泽和高邮、宝应、邵伯诸湖。华北平原的海河流域,沿着 大运河两侧的,广阔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季节性洼淀和湖泊。这些洼淀和湖泊,系海河干支流在河流演变过程中因泥沙堆积不匀、河流改道,而在一些堤间洼地或被废弃的河槽中经潴水形成的。在历史时期,这些洼淀和湖泊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后因泥沙的不断淤积,使不少湖泊被淤为平地。 1、 鉴湖 鉴湖又称镜湖,还有南湖、长湖、大湖、贺监湖等别名。位于杭州湾之南的肖绍平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由于其对古代山会平原农田水利上的重要作用,因而成为我国东南地区历史上的著名湖泊。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于主持创建大型灌概工程,是与今安徽寿县的芍皮陂和河南息县以北的鸿隙陂齐名的我国古代最大的灌溉陂塘之一。古代鉴湖分布在山阴和会稽两县境内,古代的山、会两县,幅员略大于今日的绍兴县境。境内从东南到西北,为会稽山脉所盘踞。北部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即山会平原。东小江(曹娥江)掠过会稽东境,西小江(浦阳江)流震山阴西境和北境,二江均在北部的三江口附近注人后海(杭州湾)。稽北丘陵的广大集水面积和众多源流;曹娥、浦阳二江的山洪和潮汐的影响;而钱塘江江道的通过南大台,都是古鉴湖形成的基础。古代鉴湖形成以前,山会平原为一片泽国,越王勾践所说的“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即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在这样的情况下,山会平原的农业生产就必须围堤筑塘,用以抗拒河湖泛滥,排斥内涝;也用以御咸蓄淡,进行灌溉。 2、 骆马湖 骆马湖又名乐马湖、落马湖、马乐湖,位于江苏省北部宿迁、新沂县境内。北汇沂、武等蒙沂诸水,是汇集沂、沭、泗水系面积最大的湖泊,对上游诸水有较大的消纳容量,具防洪涝患害之利;南有骆马湖口等闸坝与黄河、运河相通、对运河有济水调蓄之功。骆马湖盆地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华北台块山东台背斜鲁中断裂带,著名的郯城一庐江深大断裂带从本区穿过。根据钻孔显示,在34000a—40000aBP左右,骆马湖洼地可能由于古水文网变化,使出口堰塞而一度成湖;而在11000a --17000aBP又有一次明显的成湖过程。这说明郯庐断裂带活动断层性质和强度造成了骆马湖盆地为一构造沉陷区,成为发源于沂蒙山区河流的汇水通道,当下游出口被堰塞或不畅时,积水成湖。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 黄河改道南徙袭泗夺淮后屡屡决口,尤其到了明代后,邳宿地区的泗、沂、沭、淮等水系均甚为紊乱,各河宣泄不畅,屡屡壅涨、漫溢。沂河下游因地壳沉陷而成的原骆马湖盆,其东有马陵山屏障,南因黄河夺泗之河道加积的情况下,黄河、蒙沂诸水屡屡涨溢壅塞,于是在湖盆洼地逐渐储积,汇集而成骆马湖。 3、 洪泽湖 是唐宋之前在淮河下游原已存在的一些小型湖荡基础上,经黄河长期南徙夺淮以及筑堤蓄水形成的水库型湖泊,故洪泽之名不见于古籍。唐宋之前,在淮河下游见诸于文字记载的湖荡有阜陵湖(富陵湖、麻湖),破釜塘(破釜洞)、白水塘、 泥墩湖和万家湖等,分布于淮河右岸。《宋史·李孟传》载:“湖西为淮,本不相连”。说明古时在淮河下游未有大的湖泊存在。十二世纪前,淮河独流人海,其下游从现在的盱眙龟山起,过淮阴而东,在涟水梯关注人黄海。龟山候潮,淮源顺归,畅出石梯,纲纪井然,很少有泛滥现象发生。海潮也可溯河口而上,抵达盱眙。据记载,“洪泽”之名始得于隋,是破釜涧异名。唐《元和郡县志》载:“洪泽浦在盯胎县北三十里,本名破釜涧,炀帝幸江都,经此浦宿,时亢早,至是降雨流泛,因改破釜为洪泽”。由此可见,洪泽得名,迄今尚不过1400年。洪泽浦(破釜涧)等诸湖荡,自东汉建安年间(196年--220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大规模南泛之前,在将近1000年时间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北宋时,曾在淮阴、盱眙之间的淮河南岸开凿过洪泽运河和龟山运河,以避长淮之险,可见那时淮河和南岸诸湖泊是不相通连的。十二世纪,黄河夺泗入淮后,黄河泥沙垫高了淮河下游的入海故道,河、淮交会的清口淤塞,下流不畅,洪水倒灌,淮阴以上的洪泽浦等湖荡低洼地区,洪流汇聚,连成一片,洪泽湖由此形成。 4、 南四湖与北五湖 东部平原湖区的鲁中丘陵西侧沿运河线亦分布着一系列狭长的湖泊,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平原的接触带上,有西北--东南的带状湖群,通常称为鲁西湖带,南四湖和北五湖的形成是在鲁南断裂带基础上,由于黄河南徙,汶、泗河下游被塞潴水而成。以济宁为界,南面的称为南四湖,分别由南阳、独山、昭阳、微山等湖组成;北部称为北五湖,分别由东平、马踏、南旺、蜀山、马场等五湖组成。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从湖群中穿过,把鲁西湖带同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沟通在一起。 南四湖,地处山东省西南部,沿大运河呈带状分布。北起济宁市南的小口门,南至徐州市北的蔺家坝,南北长约110km。四湖实为一体,是梁山泊消失后渐成的新湖。湖区处于山东古地台西南边缘的凹陷地带上,呈断裂构造发育,这一断裂带自新生代以来,以下陷作用占优势,尤其是近一百万年来下沉作用更为显著。但因上层堆积着深厚的沉积层,断裂构造在地表已消失殆尽。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发源于蒙山的古泗水河道,即经流于此南注入淮河。自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泗水下游河道即有所壅塞。最初黄河决于阳武,入梁山滦(泊)分流南北,及至明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筑断黄陵岗,大修太行堤,黄河北流断绝,全部沿汴水夺泗入淮。徐州以下的泗水成了黄河的正流,河床淤高,使徐州以上的泗水下泄不畅,便在鲁西南凹陷带的背河洼地上,壅塞成一片狭长湖带,即由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组成的南四湖。其中北部南阳、独山两湖形成较早,水系多集中于南阳湖四周,南部的微山湖形成最晚。 北五湖,相对于南四湖而得名。源于古代大野泽,五代到宋朝是梁山泊的一部分,元明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发利用相继形成,起着蓄水济运、调节运河水量的作用。安山湖,于元代开挖会通河“引汶绝济”致古济水与汶水交汇屯滞于安山脚下而形成,初时“萦回百里无一定湖界”。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决原武黑洋山”,“漫入东平之安山,淤安山湖”。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宋礼重浚运河时创筑安山湖堤,“引济渎入柳长河为湖源,蓄水最盛,并建两闸,出水济运”。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500年)“踏四界周长八十四里三分”。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公元1588~1589年),“筑安山湖堤四千三百丈”。自明中叶,“许民耕种,然低洼之区周三十八里,湖形尚存”。明泰昌元年(1620年),重修水柜,“诸湖水柜已复,安山湖且复五十五里”,“建有八里湾、十里堡、蛇沟、通湖四闸济运。明末淤废”。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97年),“靳辅提请安山湖听民开垦佃种,输租充饷,此水柜遂废。凡开地九百余顷”。南旺湖,“湖即巨野泽之东端”,“宋时与梁山泺合而为一,亦名张泽泺(泺为泊之古体)”。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开挖济州河时南北穿湖而过,将南旺湖一分为二,运西部分称南旺湖,周45公里,运东部分称南旺东湖,周近50公里。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疏浚会通河筑戴村坝引汶水经小汶河至南旺分水济运,小汶河穿南旺东湖入运,又将南旺东湖一分为二,小汶河以北称马踏湖,周17公里,小汶河以南谓蜀山湖,周32.5公里。运河西岸的南旺西湖则独享南旺湖之名。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筑南旺湖堤,周25.05公里。因蜀山湖容纳不了小汶河水,经冯家坝滚水入济宁西,沿运河洼地形成马场湖。“为蓄调济运水源,各堤线上都修有斗门和泄水闸,斗门用以收蓄余水,水闸用以放水济漕。”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将大运河在十里堡村北拦腰截断。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漕运停罢,南运河弃置不用,具有济运功能的北五湖逐渐涸为农田。又由于黄河夺大清河入海,横截汶水归海之路,加之汶水济运功能已失而全部越过戴村坝西泄,在黄河南岸,汶河汇流入黄处,安山湖以北,腊山、昆山、金山一系列残丘和东北丘陵之间,形成了后来称为东平湖的新积水区。 第二节 历史时期湖沼的变迁 自古以来我国的湖泊就有天然和人工之分,史料记载中湖泊名称众多,较常见的有湖、池、荡、漾、淀、洼、潭、氿、泊、塘等。但由于文献记载通常比较简略,历史上的一些天然湖泊和人工湖泊,有时难以判别。而现代被称为“沼泽”的泥炭洼地,史料中也有如沮泽、沮洳、薮泽、斥泽、泽国、皋等名称,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沼泽这一名称,由于查阅的历史资料有限,还很难说出确切的时间,但从历代的史书记载来看,直到清代还没有查到沼泽这个名词。因此为了方便起见,将其统称为湖沼。 根据历史时期的资料,结合钻孔和孢粉的研究,可以看出,历史时期的运河流域湖沼密布,其中有全新世中期海浸时滨岸浅海因海退残留的产物,有废弃的河床和牛轭湖,有山前洪积--冲积扇和河道自然堤之间的洼地,也有河流之间的洼地等等。这些星罗棋布的湖沼,构成了与今日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按照现今水系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区域:海河流域湖沼区、黄淮下游湖沼区以及太湖流域(长江下游)湖沼区。而从时间历程上来看,这些湖沼随着不同时期运河的变迁而发生着相应的变迁。 1 运河存在之前的上古湖沼 早全新世时期,黄河冲积扇迅速向东北、东、东南三个方向推进,前缘已达今东明至宁陵一线,此线以东不少地方分布着代表湖沼环境的灰黑色淤泥质粘土层,如曹县、成武、单县、定陶、巨野等地。至中全新世前期,黄河冲积扇前缘已经延伸至鄄城县左荣--巨野县柳林--单县李丰庄一线。大量泥沙虽然掩埋了早全新世的部分古湖,但由于中全新世气候温湿多雨,我国东部沿海普遍发生海浸,黄河冲积扇的前缘地带,湖沼随之迅速扩展,当时的湖相地层分布广泛而且具有连续性。 长江下游有名的古泽薮震泽,又名具区、笠泽。它位于长江、钱塘江下游三角洲上。古震泽泻湖初形成时范围很大。根据历史及地质调查资料分析,它的北岸大致在常州经江阴至常熟一线,南达杭州湾北岸,东至昆山、金山一带,西临溧阳、宜兴、长兴的丘陵地区。以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的不断东伸,大量泥沙沉积下来,使原来相连的古泻湖逐渐淤积,形成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太湖平原,也就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后来随着陆地的不断沉降,而沉降中心即在太湖及其周围地区,形成四面略高而中部低洼的盆地,接纳发源于茅山、天目山荆、苕二溪的来水,潴水成湖,并在与外海隔绝以后,转入湖水淡化过程,慢慢地形成为内陆淡水湖泊。震泽周围群星捧月一般分布着淀泖湖群、阳澄湖群、洮滆湖群等。纵横交织的江、河、溪、渎,把太湖与周围的大小湖荡串连起来,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江南湖群。 2 运河萌芽时期的湖沼分布 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在扬州开凿邗沟,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省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这是运河开凿的第一阶段,也被称为京杭大运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内,今运河流域地区分布着很多湖泊洼淀,平原地区的水面面积远较今天为大。这些广泛分布的湖泊洼淀,与纵横交错的河网一起,形成了与今日明显不同的面貌。 2.1 海河流域 此时期内黄河下游流经现在的海河流域,在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与太行山东麓冲击扇之间,是一个自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巨型洼地,有浩瀚的大湖和辽阔的水域。大量地质钻孔资料研究表明,在这个巨型洼地下,普遍存在着相当于中全新世沉积的湖沼相沉积物,说明在7000a--4500aBP时这一带曾是一个巨大的湖泊。由于当时气候温湿多雨,海平面上升,这一巨型洼地形成一个断续相联的统一湖群。后来,由于气候逐渐变干,海平面下降,湖沼变浅,并在滹沱河与永定河两大冲击扇向前推进的背景下,相对统一的湖群逐渐瓦解为三个大型湖群:大陆泽--宁晋泊湖群、白洋淀--文安洼湖群、七里海--黄庄洼湖群。 通过现存的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春秋战国时期海河流域共有莹泽、鸡泽、大陆泽、泜泽、皋泽、海泽、黄泽、大泽、澶渊等十多处湖泊洼淀。从表2-1可以看出先秦时代海河流域湖泊、沼泽分布的基本轮廓。它们都位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与太行山东麓冲积扇之间,处于自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巨型洼地范围之内。而实际数量应该远超过文献记载。例如,据地质钻探资料,在全新世中期距今一年,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就是一个很大的湖泊洼淀区,遥感资料也印证当时湖泊洼地分布范围很宽泛。这在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原因可能是当时这里土地尚未开发,人迹罕至,这里的地理、环境状况没有记录下来。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关于这些湖泊、沼泽的大小和水文状况很难确定。据钻井资料分析,大陆泽的范围很大,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宽可达20余公里。《左传》等历史文献中都有描述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些湖泊洼淀旁诸侯狩猎麋鹿等野生动物的情景,因此可以肯定,当时的总体环境与现在差异很大。 表2-1 先秦文献记载海河流域湖泊、洼淀分布表
2.2 黄淮平原 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广大平原上,湖泊众多。《尔雅·释地》中记载有所谓“十薮”:“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周有焦获”。“十薮”中除云梦、具区在长江流域外,其余均在黄河中、下游。《周礼·职方》作九薮,少大陆、海隅、焦获,多雍州的弦蒲、幽州的貕养。《吕氏春秋·有始览》及《淮南子·坠形训》亦作九薮。少大野、焦获,多赵的巨鹿。此外见于《左传》、《国语》以及诸子百家之书,称为湖、泽、浸、薮的,多至不可胜计。 此时期的淮河下游平原上,是一个湖荡纷歧的区域。在淮河及其支流泗、沂、沭等河下游,由于流速减缓,沉积加剧,河床增加高度,在泄水不畅的洼地,潴水而成许多小湖沼。从表2-2可以看出此时期黄淮平原湖沼的分布情况。 表2-2先秦文献记载黄淮平原湖泊、洼淀分布表
2.3 太湖流域 春秋战国时期,气候温暖,雨水较多。地处太湖之滨的吴国,为了讨伐楚国,开凿了荆溪上游的青溪运河,长江洪水直接排入太湖,太湖水面扩大。今日淀泖湖群至浙江平湖一带,原为一低洼地区,由于冰后期海面上升,太湖平原的东缘在泥沙加积形成天然的沙堤冈身之后,今淀山湖上游一带就形成湖沼群和沼泽低地。由于海潮经常倒灌,这些沼泽地带常被海水淹没,在古代的记录中对这样形成的沼泽,就通称为谷水。上游太湖的水就通过自规湖,淀山湖和三柳湖群出海。 3 运河发展时期的湖沼变迁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自山阳至江都入长江,沟通江、淮。大业三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成为隋代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到隋炀帝杨广时,据说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开凿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沟通长江、钱塘江及太湖平原诸水系。至此时,隋代京杭大运河的主体部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已全部完成,这一时期被称为运河的第二阶段,即发展阶段。从春秋时期邗沟的开通到运河系统成熟的唐宋时期,期间的一千多年,运河流域的湖沼在不同地区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了不同的天然河流域之间。 3.1 稳定发展的汉唐时期 3.1.1 海河流域 东汉至北魏时期(公元25年--534年)是海河流域湖泊洼淀稳定发展时期。先秦时期已有的湖泊洼淀在这个阶段大都依然存在。东汉王景治河之后,黄河下游改向东流,从今利津一带入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下游河道比较稳定。当时黄河下游支流众多,故道纵横,黄河下游洪水泛滥时就会通过这些支流或故道,进入河北平原的湖泊、洼淀。同时,太行山东麓河流水量丰沛,也使河北平原的湖泊、洼淀得以稳定发育。 根据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载,6世纪前海河流域共有大小湖泊、洼淀51个,其中大部分是天然湖沼,通常面积较大;也有一些在天然湖沼基础上修治而成的陂、塘、池、堰,一般都面积比较小。由于这一阶段海河流域各方面自然条件变化不大,因此《水经注》记述的内容也大体反映了此前和此后相当长时间里湖泊洼淀的分布情况。 在今北京、天津一带,当时有许多比较大的湖泊和沼泽。如在今通县以东、宝坻县西北有一个夏谦泽,由夏泽和谦泽两部分组成,《水经注》称其“渺望无垠”,面积相当大。在鲍邱水(今潮河)下游有一个更大的淀泊,它“南极滹沱,西至泉州、壅奴,东极于海,谓之壅奴薮。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条分,往往迳通”。其范围大致北起今蓟运河下游,南至河北省的文安、大成县,西起天津武清县以西至河北安次、永清县南境,东至渤海湾西岸。其中包含了众多的大小淀泊,河汊纵横,深水与浅滩交错,相互之间有水道相通。曹操曾利用这一地貌特点,在其中开凿名为泉州渠的人工运河,“历水泽百八十里”,以通河海。可见这片沼泽洼地范围之大。 在河北平原北部和中南部,当时有督亢泽、护淀、西淀、大埿淀、小埿淀、阳城淀、大浦淀、狐狸淀、范阳陂、梁门陂、蒲泽、天井泽、大陆泽、泜泽、鸡泽、博广池等40多个大小不等的湖泊、洼淀,其中以大陆泽、阳城淀和督亢泽等最为著名。 据《元和郡县志》等有关文献记载,唐代海河流域有大陆泽、鸡泽、黄塘陂、康台泽、平泉陂、黄泽、鸬鹚陂、百门陂、武强湖、广阿泽、天井泽、仵清池、萨摩陂等十几个湖泊洼淀。与北魏《水经注》记载相比,唐代湖泊洼淀情况总体上变化不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莫今河北任丘北有九十九淀”,所说的“九十九淀”虽不一定为确数,但也说明当时在河北平原中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的淀泊之多。 唐代湖泊洼淀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许多大湖沼的面貌继续得以保持。《元和郡县志》对一些湖沼的范围有明确的记载。如平泉陂“周回二十五里”、萨摩陂“周回五十里”、天井泽“周回六十二里”、鸬鹚陂“周回八十里”。面积分别为12平方千米、50平方千米、76平方千米和127平方千米。先秦已经存在的督亢泽,因为人工不断加固、改造,唐初又称督亢陂,“径五十余里”,有490多平方千米。在今通州南部的延芳淀“方圆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茨。” 在宝坻、天津之间的壅奴薮由于地势低洼,盐碱较重,不宜垦殖,因此在唐宋时代变化不大。在河北平原南部的大陆泽,先秦时代是一个地跨数州县的大湖沼,唐代以后由于河道变迁和泥沙淤积,呈逐步萎缩趋势。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大陆泽的主体部分已显著缩小,仅“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芦、菱莲、鱼蟹之类充初其中”,呈现出一片沼泽化的景象,面积在150平方千米左右。 表2-3 唐代海河流域湖泊洼淀面积一览表
3.1.2 黄淮平原 汉唐期间(公元前206年--公元907年),尤其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治河之后的800余年内,由于黄河相对稳定、泛滥次数减少,黄河挟带的泥沙大量沉积于固定的河堤之内,先秦文献所载的大量天然湖沼,在这一阶段大部分依然存在,它们不但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而且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和以唐末五代资料为素材的《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中,仍然大多见在。根据反映六世纪前后我国湖沼详细情况的《水经注》所记载的湖沼,计有湖、泽、薮、淀、渚、渊、坑和陂、塘、池、潭、堰等十二种类型。大致上说,前七种可划为天然湖沼,后五种基本上属利用自然洼地蓄水的人工湖泊。《水经注》记载的黄淮平原两大类型的大小湖沼,共有145个之多。但其中湖沼所属今地,只是一个大致的方位。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黄淮平原在汉唐时代,湖沼星罗棋布,类型众多,而且大范围的湖沼不少,与今天的地貌形态有很大的差异。但当时145个湖沼的成因、类型和平面分布,在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两个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在蒗荡渠、汴水一线以南的淮河流域地区,湖沼分布最为稠密,共有110个之多,占黄淮平原湖招总数的76%。其中,80%属人工陂塘,鸿郤陂和芍陂还是当时黄淮平原上最大的人工陂塘,它们绝大部分是利用淮河支流间的河间洼地或小支流的适当河段修建而成的;天然湖沼仅占20%,以圃田泽为著名。圃田泽又名甫田,春秋时名原圃,战国时又名圃中。在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北魏时“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因泥沙淤积,“中有沙罔”,被分隔成二十四个浅狭湖泊,其间各有“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它北通黄河,东连济水、蒗荡渠,“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成为黄河和鸿沟水系之间调节流量的水库。宋代继续起着调节汴河流量的作用。 清河、汴水之间的黄河流域地区,面积最大,湖沼却较少,总数只有35个,仅占黄淮平原湖沼总数的24%,其中人工陂塘仅占20%。80%属天然湖沼,大多集中在鲁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巨野泽。巨野泽又名大野泽,《尚书·禹贡》徐州:“大野既潴”;《周礼·职方》兖州:“其泽薮曰大野”;《尔雅·释地》:“鲁有大野”;《左传》:哀公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史记·彭越列传》:“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均指此泽。位于今山东巨野县东北,古时为济、濮二水所汇。汉武帝时,河决瓠子,东南注于巨野,泽面曾一度扩展。唐时湖面“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 汉唐时代,黄淮平原湖沼成因类型与平面分布所存在的地域差异,是由自然条件与人为因素两方面共同造成的。淮河流域在汉唐时代受黄河决溢干扰较少,鸿沟系统运转基本正常,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农田水利的大发展,使得人工陂塘因之遍地开花。黄河流域受黄河决溢影响最为严重,由于泥沙的大量堆积,洼地普遍被充填,人工陂塘难以长期维持,所以流域之内湖沼极少。 表2-4 汉唐时期黄淮流域天然湖沼与人工陂塘比照表
3.1.3 太湖流域 唐代以前,与太湖水系湖沼变迁有关的是运河的开凿,海塘的修建,以及塘浦圩田制的创立。早在春秋时间的吴国,就已开凿了自苏州经望亭至孟河通长江的河道,秦统一全国以后,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又开凿了丹徒曲阿(即云阳北冈),为丹徒运河的沟通建立了基础。晋时为了在运河蓄水,曾兴建堰堤形成练塘,后名练湖。运河的开凿,对于太湖水系的沟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唐时苏州以南的运河,因受湖水东流影响,风涛较大,南北陆路交通常受阻断,在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修筑了吴江塘路,阻断了太湖和运河之间的沟通,为湖东地区的围湖排涝进行垦殖提供了条件。 此时太湖东部平原直接分支入海的河道较多,同时这些道大多又很宽广,例如松江旧志称唐时河口处宽达二十里。当时太湖接受西部山区的来水,足以通过三江排入大海,故古代太湖平原很少泛滥。湖区面积远较目前为小,今太湖以东,以北诸湖荡大都不存在。据成书于战国至东汉时期的《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太湖周三万六千顷”,汉制每顷当今七十亩,共折含二百五十二万亩,一千六百八十平方千米,只相当于今日太湖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随着唐代经济中心的转移,江南地区人口迅速增加,追切要求有更多的耕地,因此,太湖地区的开发更是日趋紧要,为了多产粮食,围田和屯田已由较高地带推进到下游广大沼泽地区。中唐以后,初级的分散零星的筑堤围田也已发展为有规格的成片的塘浦圩田,太湖流域的广大天然湿地大幅度向人工湿地方向演变。 3.2 波折变化的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是运河流域湖泊洼淀出现较大变化的一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多次向北决口、改道,对沿线的湖泊、洼淀造成很大影响。由于来水变化和泥沙淤积,有的位置发生了迁移,有的面积出现了扩大或缩小。从总体来看,呈现了萎缩的趋势,但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水域仍然比今天大得多。 3.2.1 海河流域塘泺的形成 宋代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人为改变湖沼生态成为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特点。在人为因素干扰下,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湖群发生了重大变化。北宋与北方的辽国在这一带形成对峙,以拒马河下游白沟河为界(即界河)。界河以南是一个带状的湖沼洼淀带,为了防御辽的骑兵南下,北宋初年开始逐步人为地将界河以南许多河流引入这一低洼地带,筑塘蓄水,“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胡卢、永济等河,皆汇于塘”,形成一条西起今保定市以西,东到海滨黑龙港的屈曲900里的淀泊带,当时称为“塘泺”,后世称之为“水长城”。 当时塘泺共分9区,每个区内有许多大小淀泊。史书对其范围、方位、深度以及区内大小淀泊名称记载得十分详尽。北宋专门设置河北屯田司和缘边安抚司负责对塘泺的管理,按照“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的要求进行水量调度,屯田司每季度要向工部报告塘泺的水深变化和控制情况。塘泺南北最宽处达130--150里,最窄的地方也有8--10里,水深3尺至1丈3尺不等。塘泺之内,有名可查的湖泊洼淀就有31处。依据《宋史·河渠志》记载的塘泺最大和最小变幅,九区塘泊总面积至少有7022.7平方千米,最大有10051.3平方千米;总容积至少有141亿立方米,最大有248.2亿立方米,而今天海河流域1900座水库的总库容才298亿立方米。可见当时这一带塘泺蓄水量之大。这是历史上人为改造利用洼淀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白洋淀--文安洼洼淀群人为扩展的时期。尽管塘泺是通过水利措施形成的,但也说明公元10世纪时华北水资源要比现在充沛得多。 由于界河以南的各种水源都陆续被引入塘泺,因此河北平原南部的一些湖沼水源大幅减少,有些甚至干涸。庆历八年(1048年)以后,黄河三次北决,流经平原中部夺御河入海,前后60余年,对沿线湖泊洼淀产生巨大影响,“浊水所经,即为平陆。”大陆泽、宁晋泊和塘泺内的许多湖沼都受到严重淤积。宋徽宗以后,由于战争形势变化,界河失去限制作用,塘泺“淤淀干涸,不复开浚,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自是堤防坏矣。”从而,塘泺解体,周围涸出的土地不断被围垦,经过人工大规模扩展的淀泊群逐渐恢复到自然的状态。 表2-5 北宋塘泺分区洼淀情况一览表
3.2.2 黄淮流域的动荡 据《水经注》记载,南北朝时代,黄淮平原的大小湖沼总数可达160个左右,尤其是今郑州--商丘--徐州一线以南,更可谓湖沼密积、星罗棋布。其中的天然湖沼,如巨野泽、荷泽、雷夏泽、盂诸泽、圃田泽、蒙泽、逢泽等等,皆为先秦西汉以来的著名湖沼,而且大多数至唐代后期依然存在,它们皆见于《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就人工陂塘而言,演化速度虽然通常较快,如鸿郤陂在唐代后期即已淤废,但《水经注》所载黄淮平原的陂塘,不少至唐代后期也依然存在。如高陂、潼陂、葛陂、鸬鹚陂、百门陂等等。黄淮平原湖沼演变的转折点,是从宋金之际黄河南泛开始的。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企图以水代兵,阻止金兵南下,在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堤上,人工扒口,使滔滔洪水漫流于豫东南、鲁西南地区,拉开了黄河长期南泛的序幕。从此黄河离开了《山经》、《禹贡》、《汉志》中流经浚、滑地区的故道,改为夺泗入淮。金代开始,黄河下游河道逐渐向南摆动,同时分为数股,漫流于豫东南、鲁西南地区。 3.3.3 太湖洪范的开端 唐以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的下沉以及泥沙在河口地带大量堆积,原来渲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也在海潮的倒灌下“向之欲东导于海者反西流,欲北导于江者反南下”。东江和娄江相继淤塞,吴淞江也日趋束狭,堵塞了太湖水的入海去路。于是发生泛滥,使太湖中部平原洼地沼泽化。不仅太湖本身水体面积扩大,并在其东、北部先后形成了大小零星的湖泊,今太湖以东的澄湖(旧作陈湖),传说为唐天宝六年(747年)陆地下陷而成,故一作淀山湖(又名薜淀湖)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郏侨的《水利书》,都是在东江湮没以后形成的。苏州与昆山之间的阳澄湖则与娄江的湮塞有关。这就是说,三江的淤塞与阻滞,使太湖的面积扩大,并在其尾闾一带出现了湖泊广布的局面。 北宋初,江南经济更趋发达,当时太湖地区已取得“国之仓庚”的誉称。有的圩区在原 有基础上续有发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围田与治水,灌溉与漕运的矛盾日趋严重,宋王朝唯以漕运为重,以转运使代替了都水营田使,治水治田分割,撩浅组织废弛,致使太湖自唐、宋三江日渐淤塞以后,每当洪水季节,常因排泄不畅而酿成洪涝灾害。 南宋偏安江南,因军国所需,注重太期地区的治理。在疏浚塘浦、开通入海河浦、建置 堰闸等方面,一度有所起色。这些措施对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系统起到了一定的恢复作用,可惜仅局限于疏浚太湖下游地区河道。同时,盲目围湖对圩田系统危害尤烈,而且产生了严重后果,盲目围湖始于北宋中期,至南宋愈演愈烈。起初,被围垦的湖泊,大多是山区和丘陵地区的陂塘。此后,延及平原地区湖泊。因湖田土质肥沃,灌溉便利,产量丰硕,引起封建地主阶级馋涎,不惜侵夺濒湖浅滩,甚至围湖为田。据考,太湖地区被废的湖泊有10个,被围的有11个,如此众多湖泊、陂塘被围、被废,均为历史上罕见,甚至时处苏松嘉湖四府地域的太湖,也因围裹,湖面日整。盲目围湖虽说扩展了部分陆地面积,但结果所造成的损失,远过局部利益。 据统计,从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开始,有关“太湖溢”的记载即达三十一次,其间十一、十四、十五、十七世纪都在五次以上。1931年7月的一次大水,受淹农田达五百九十二万亩,损失极为严重。 4 运河成熟时期的湖沼变迁 元代运河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开济州河,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长75公里;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长125公里;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白河,长25公里;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这一时期被称为运河的第三阶段,即成熟时期。元初至清末的七百多年间,运河经历了由鼎盛至衰退的阶段,此时期内,由于气候总体上呈现寒冷、干燥,在自然淤积和人为围垦的作用下,运河流域湖泊洼淀进一步走向萎缩、消亡。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为因素在改变水环境方面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4.1 海河流域 4.1.1 京津地区湖沼的演变 历史上位于今固安、新城之间的督亢泽,在元代以前己经消失。据元代《都水监事记》的作者说“古燕赵之壤,吾尝行雄、莫、镇、定间,求所谓督亢陂者,则因已废,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渔阳燕郡戾陵诸堨,则又并其名未闻。豪杰之意有作兴废补弊者,恒慨惜之”。说明当时不仅督亢陂已经淤没,而且邻近地区的水源情况也变化很大。位于今北京市通县东南,在辽代有一个方圆数百里的延芳淀,到了明代仅剩下数百亩,清代乾隆以后则完全淤废了。在今北京城南的南苑一带,辽金时期有一处很大的水面,是永定河改道以后留下的河道洼地,由泉水、河水和雨水汇集而成,当时称为南海子。辽金时期在这里修建行宫别馆,成为皇家游幸之处。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元明以来南海子,周环一百六十里。”元代皇家常到这里走马纵鹰打猎,因此又将这一带湖沼称之为飞放泊。当时飞放泊不止一处。据史料记载“下马飞放泊在大兴县正南,广四十顷,北城店飞放泊、黄埃店飞放泊俱广三十顷。”明清时期仍为皇家游乐打猎场所,水面不断缩小,清末以后被耕垦为农田。 原来在今在宝坻、天津之间壅奴薮,在公元6世纪以后相当长时间里,由于这一带地势低洼,开发较晚,其位置和范围变化不大。明代这里己改称大三角淀。其中主体部分是七里海,“计二百二十五里,有荒地二万一千五百余顷”。清代随着筐儿港减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青龙湾减河(雍正七年,1729年)的开挖,淀区被分割为许多独立洼淀,由于沥水随减河向东南汇集,一些新的沿海洼地相继蓄水。据记载,雍正年间七里海(前七里海)宽20里,长40里;后海(后七里海)宽8里,长18里;曲里海宽4里,长10里。塌河淀“周百里,南北广十五、六里,东西长二十余里”。这几个淀泊加起来有320多平方千米。另外还有鲫鱼淀、香油淀、宁车沽等。其中以七里海和塌河淀较为有名,清代可与南北二泊和东西二淀相提并论。这些洼淀蓄水情况季节性变化比较大,“雨多水汇,则极目无涯;旱干之年,则诸淀皆涸。唯七里海尚有宁车沽一道,下通北塘,潮汐往来,水常不竭,然亦盈盈浅濑而己。”在来水少的年份和季节,“附近居民常占耕为业,报垦升科”,而地方官员出于“开荒增赋”的需要,不加禁止,造成淀区被大量围垦,不断缩小。 清代末年,天津以东有七十二沽的记载。其中有大直沽、小直沽、咸水沽、丁字沽等,均位于海河两岸。“沽”原为水名,后演变为对河型洼地的称呼,一般与河道相连。据考证,清末在天津县有贾家沽、元沽、三汊沽、四里沽、盘沽等21沽,在宝坻县有剪子沽、南寨沽、五道沽、小塔沽等29沽,在宁河县有齐家沽、南沽、江石沽、大麦沽等22沽,共计72沽。当然,也有人认为,所谓七十二沽并非实数,只是形容水多而己。 4.1.2 塘泺的演变 北宋末年塘泺解体以后,由于金元时期永定河南徙和滹沱河北泛,这一带淀泊逐渐被泥沙淤填,阳城淀、清梁淀、西塘泊、沈苑等基本消失,边吴淀面积大大缩小。今白洋淀一带在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之前已被淤平,“其地可耕而食,中央为牧马场”。正德十二年(1517年) “杨村河(今潴龙河)决入,始成泽国”。同时永定河、子牙河等河流都汇注这里,扩大了一些淀泊的淹浸范围,还形成了许多新的淀泊。白洋淀在宋代称为白羊淀,本是高阳和雄县之间一个比较小的湖泊,明代中期以后面积扩大了好几倍,跨任丘、新安、高阳三县境,方圆有60里,“深广四通,芰荷交匝,望之若江湖焉。”听其他还有高桥淀、三角淀、五官淀、苍耳淀、马务淀、烧车淀、莲花淀、矛儿湾等,规模都不小,大的方圆三、四百里,小的也有三四十里。仅雄县境内就有淀泊29处。表明代地方志记述这一带水环境时说“若白洋、石丘、平洋、烧车东南西北之淀,环几十聚落,一望孤芦,杂以菱藕,网竿置丽所在,而是民虽出入沮洳之场,作息风波之间,然习而安焉,稍食其利而忘其苦,至于渊平波浅,蒲绿荷红,渔歌菱唱,差可拟西湖、洞庭也。” 清代这一带淀泊仍然星罗棋布,不胜枚举。北魏、隋唐时期文献所称的九十九淀,经历代复杂演变,有的被淤平,有的位置有改移、面积有盈缩,有的原来水面广阔,因淤积而分化、离析为若干小淀,获得新的名称,因此清代文献所记的洼淀名目繁多。《畿辅安澜志》进行了统计,罗列的淀泊有130多处。虽然其中有“一水而今昔异名,一地而称谓各别,难免误窜复收之弊”,但也能大体反映淀泊的基本情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御制《淀神祠碑文》中认为,前人所说的九十九淀,“今或淤废,或传闻讹舛,所可指者,不过四十余,其他或曰泊、曰洼、曰窝、曰港,随方俗所称。而统言之,则东、西两淀。”指出当时这一带明确以淀为名的有40多个,其他还有一些以泊、洼、窝、港等为名的,都在东西两淀的范围之内。光绪《畿辅通志》对诸淀的记载,“惟就河流所穿行或旁径者载之,以明水道,又指其近相接者,以证方隅。至于远不相涉,则从网略。”。但即使如此,据大致统计,所记载的永定河、大清河中下游大小洼淀仍有60多处。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划定西淀和东淀的界线,以保定张青口为界,张青口以西为西淀,以东为东淀。东西二淀“跨雄、霸等十余州县,广裹百余里。畿内六十余河之水,会于西淀,经霸州之苑家口会同河,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汇为东淀,盖群水之所潴蓄也”。具体地说,东淀位于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等州县境内,“周四百里有赢”’,“东西亘一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及六七十里不等”工,面积最小有800--1200平方千米,最大有2400--2800平方千米。西淀“周三百余里川,跨雄、新数邑之境,既广且深,西北诸山之水皆汇焉。”东淀大体上即今文安洼和东淀,西淀大体上即以今白洋淀为主体的洼淀群。 明清时期,随着降水的年际分配与年内分配不均,东西二淀湖区“水涨则波远浮天,水涸则蒹葭弥望”。由于泥沙的充填,淀泊日渐淤浅,又由于围垦的加剧,水面逐步缩小。清朝前期永定河的泛滥与治理对这一带淀泊影响很大。康熙三十七年以前,东淀仍是森然巨浸,周二三百里。但自康熙三十七年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将永定河水引入三角淀以后,虽然永定河泛滥暂时得到平息,“自是浑流改注东北,无迁徙者垂四十年”,康熙皇帝亲自将无定河改为永定河,但由于大量泥沙入淀,“泥沙、败草填淤一平”,“黑母、柴伙、胜涝、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赵家、策城、辛张等泊,或仅存浅濑,或竟变桑田”,“数年以来,各淀大半淤塞”。雍正年间,允祥、朱轼提出“治直隶之水,必自淀始”。在淀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治理行动,如开挖减河,疏通淀泊之间的连接沟渠,排除沥水,修筑堤防等,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减少灾害的作用。但排水条件的改善加速了淀泊的收缩,刺激了围淀造田的兴盛,加快了淀泊的消亡。 明末清初三角淀,“周回二百余里川”,“袤延霸州、永清、武清,南至静海,西及文安、大城,绵亘七州县”,是东淀的主体部分。到清代中期,三角淀只剩下“东西五六里,南北十余里”了。清雍正四年(1726年)以后,由于“放永定河下流全归三角淀,经行既久,淤塞过半,其淀形可指者,不过王庆坨一角十余里耳。”随着不断淤积、垦殖,经乾隆七年(1742年)丈量,三角淀区己严重收缩,“实止地百余顷,分给附近贫民耕种”。乾隆二十年(1756年)以后三角淀更所剩无几,基本被淤没。从三角淀分离出来的叶淀,原来也是“周一百三十余里”的一个很大的淀泊,由于永定河尾闾泥沙不断灌注、淤填,到乾隆年间“强半为泥沙所淤,其中积成横埂无数,遂分析为诸小淀,迥异从前景象矣”。到清末就只有“宽长约五六里”了。绵延40里的柴伙淀到雍正年间已“涸为桑田者十三四矣”。光绪七年李鸿章在报告检查、清理东淀情况时说,“东淀本甚宽广,东西一百四十五里,南北六七十里”,由于“附近乡民逐渐侵种,百数十年来竟已占去淀地大半,现存不及三分之一”,他“往来津沽,亲见丛芦密苇,弥望无涯,不特难容多水,即淀中旧有河道亦因而淤垫”。至20世纪初,东淀湖群先淤为文安洼,后又分割成许多小洼淀,目前早己干涸。西淀的白洋淀,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的237年间,由于大规模筑堤围垦,湖区面积缩小了。 表2-6 明代中期海河流域中部部分淀泊一览表
4.1.3 大陆泽--宁晋泊的演变 元明时期,大陆泽的范围大体上在任县、巨鹿、隆平(今隆尧)、宁晋一带,“广袤数十里”,周围有众多中小河流汇注其中。明朝初年,北面的滹沱河多次南徙进入宁晋、新河一带,使原来的大陆泽以北的宁晋泊水面有所扩大。此时宁晋泊仍是大陆泽的一部分。明代中期以后,在洪水季节宁晋泊与大陆泽尚可连成一片,枯水季节湖面则缩窄形成南北走向的狭长水面。由于北面的水面大,南部的水面小,中间以河道相通,故又称葫芦河。于是判为南北二泊,北部的宁晋泊称为北泊,南部的大陆泽称为南泊,又称张家泊。据隆庆《赵州志》 记载:“大陆泽在宁晋县东南,……东西径三十里,南接隆平、任县百余里”,面积约750平方千米。但蓄水的情况受漳河和滹沱河的影响较大,两河汇入则一片汪洋,两河改道别流,水面就收缩,涸出的很多耕地“亦可耕种”。明代石珤《大陆泽记》记载:“珤尝浮清源,道出宁晋,问渡于所谓葫芦河者。平波曼衍,一碧千顷,芡蒲、菱藕、鱼鲑之利,民咸取之供赋税,皆谓之五社,盖五社之民沮洳弗田,力胥此出故也。”说明当时大陆泽水面很大,水不太深,水产很多,许多渔民靠水谋生。 清代,由于北面滹沱河冲积扇向南扩展,大陆泽的面积由南、北向中间逐渐缩小,被局限在任县、隆尧、宁晋、巨鹿之间。清初顺治年间,任县知县吴怀忠曾“乘扁舟泛陆泽之浦,自台南抵达家庄、东盟台、骆庄、程二寨、吴家庄、于盟庄,浩浩五十余里,回翔上下,寻察九河之情状。”可见当时大陆泽还有“浩浩五十余里”。雍正年间,导南泊之水注于北泊,南泊缩小。以后二泊周围一带引水灌溉,发展稻田,使淀泊面积继续缩小。到清代中后期,大陆泽“南北袤三十五里,东西广十三里”,面积100多平方千米;北面的宁晋泊“宽广三十余里”,“袤长亦三十余里”,面积200多平方千米。“所受诸河,各有渠渎,水涨成泊,水落归槽”。水落时涸出许多土地“则为民间占耕,仅有经流交午其间”。在自然淤积和人为围垦的双重作用之下,大陆泽和宁晋泊快速收缩。到清末宣统时期,大陆泽缩小到南北长二十余里,东西宽十三四里。民国十八年(1929年),宁晋泊也己缩小到纵横20余里了。两者相加只有100多平方千米。 海河流域湖泊变化示意图 4.2 黄淮平原 元代黄河河道更向南摆,进入淮北平原,屡屡夺颖、涡、濉、浍等河入淮。通常数股同时并存,互为主次,决口频繁,漫流无定。明代前期黄河时而北决冲毁运河,时而东决和南决夺汴、顾、涡、滩、泅(即运河)入淮。明万历以后,经活季驯治理,黄河河道基本上被固定至今废黄河一线,但南北决口仍时有发生。1855年铜瓦厢决口,黄河改走大清河于山东利津入海,在1876年下游河道全线堤防告成以前的20年内,黄河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今黄河稍北的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大运河的三角形冲积扇上自由漫流。1876年后,从铜瓦厢至陶城埠一段河道也常有决口。在公元十二至十九世纪黄、淮合流的六百六十年期间,淮河河床因黄河携带泥沙的淤积而逐渐抬高,洪水宣泄不及,于是干支流两侧原来可以泄水的洼地,被洪水浸没而汇为湖泊。其中主要的有淮、运交汇处以西的洪泽湖,运河西侧的高、宝诸湖,淮河中游的瓦埠诸湖以及泗水流域的南四湖。 4.2.1 圃田--巨野二泽的消亡 今郑州、中牟间著名的圃田泽,先秦以来即为中原地区一大泽薮。《水经注》时代虽然已经严重沼泽化,统一大湖瓦解成20多个湖沼,但至唐代后期周围东西仍有50里,南北26里。宋代开始继续淤浅,并再次瓦解为数十处大小不一的积水陂塘,称为“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并起着调节汴河流量的作用。故北宋政府对圃田泽的淤填十分关注。金代开始,汴河淤废,黄河南岸也修了堤防,圃田泽洼地来水骤减,渐被辟为农田。元明时期黄河曾多次夺贾鲁河、颖河入淮,原圃田泽洼地又成为黄水倾注之处,再度积成大片浅水陂塘。明万历时,圃田泽洼地有陂塘150余处,大的周围20里,小的二三里,秋汛时仍一片汪洋。其后水退沙留,淤高的湖滩被垦为田,唯洼地中心仍有积水。清乾隆时分为东西二泽,周围尚有不少陂塘。晚清以后,随着农垦的扩展,东西泽最终也被垦为耕地。著名的圃田泽终于最后消亡。其他如河南商丘东北的孟诸泽、蒙泽,开封附近的逢泽、好草陂、雾泽陂、西贾陂,都是由于黄河南泛,所过之处,“使陂泺悉为陆地”。它们先后都在地面上消失了。此外,鲁西南西部的菏泽、雷夏泽等湖沼,苏北地区的硕濩湖、射阳湖沼等湖沼,在金元之际也同样遭受黄河泛滥淤积物的普遍复盖。连云港与涟水之间的唐代硕濩湖区,在湖沼相的粘土、淤泥,泥炭层之上,普遍加积了一层黄河冲淤的亚沙土或亚粘土。在海州城里于黄泛层下的湖相黑土层中,还发现有唐代的开元通宝,说明金元之时,硕濩湖已趋淤废。至清代初期由于泥沙的继续加积,硕濩湖已完全消亡。《水经注》记载的射阳湖群,在1194年黄河夺淮入海之后,因泥沙来源增加,湖群也逐步淤浅、缩小,直至基本消亡。总之,由于黄河长期南泛,携带大量泥沙将地面普遍淤高,原有的湖沼洼地均遭淤填与消亡。 巨野泽,历史上与黄河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湖泊,唐代以后因主要水源济水的枯断,西南面的岸线内缩,十世纪初以来河水曾多次从浚、滑一带决入鲁西南的曹、濮、单、郓州地区,巨野泽的西南部因受黄河泥沙的淤高,湖区向东北面相对低洼处推移。五代后晋开运元年 (公元944年)黄河在滑州决口,侵入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地,洪水环梁山合于汶水。梁山原在巨野泽东北岸的陆地上,因巨野南部淤高,梁山周围相对低洼,故决水来时即蓄集于此,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梁山泊。宋代天禧三年(1019年)、熙宁十年(1077年)两次河决,都从澶(今濮阳)、滑东注梁山泊,湖面不断扩大,“绵亘数百里”。但河徙沙留,宋代中叶人们已经指出梁山泊淤淀事实。金代黄河逐渐南摆,梁山泊水退,泥沙淤出的滩地被附近居民所开垦。宋大定二十年(1180年)以后金朝政府曾遣使招徕流民,在梁山泊安置屯田。可见已有一片湖面淤成平地。宋明昌年间(1190-95年)为处置黄河的洪水,曾有决河入梁山泊之议,因湖面缩小、蓄水不多而作罢。元时黄河多次决入,“有复巨野、梁山之意”。梁山泊又被扩展成为“量深恣包藏”,“碧阔渺无津”的汪洋巨浸。元末河决白茅,“水势北侵安山”。安山在梁山之北,可见由于梁山泊湖底淤高,水体又向北推移。但至明代前期,梁山泊还是一大片浅水洼地,曾考虑作为黄河北决的滞洪区。自弘治年间吴大复筑太行堤后,黄河多南决入淮,梁山泊后来水短缺,湖床涸露。清康熙时梁山周围全成平陆,“村落比密,畴交错。居人以枯槔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曾经八百里水泊梁山的胜景,终究一去不返。 4.2.2 北五湖的形成与消亡 北五湖形成于明永乐初,即十五世纪初。最北的安山湖,系元末梁山泊湖水下移至安山以东洼地而形成的湖沼。“湖形如盆碟,高下不相悬。”明初重修会通河,围湖筑堤,以为水柜。南旺以北至卫河的一段运河,“全赖安山一湖以济运,”地位十分重要。南旺湖是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修会通河时,听从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引汶水注入南旺高地,围地束水成湖。南旺地势高亢,汶水在此分流南北济运,因运河中贯,将湖分成东西二部分,西湖称南旺湖或南旺西湖,东湖又为汶水划分为南北二部,北部称马蹋湖,南部称蜀山湖。最南马场湖是元初开济州河引汶泗水至济州(今山东济宁)城东会合,环城西南流至城西分水,作为济州河的水柜,形成于分水处的西侧。明初会通河沿线设置的四大水柜,即汶上县境内的南旺湖(包括马踏、蜀山)、东平县境内安山湖,济宁境内的马场湖和沛县境内的昭阳湖。 安山、南旺、马场、马踏、蜀山五湖形成后不久,淤浅之势接踵而来。安山湖潴汇时周围约一百余里。明中叶许民佃种。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勘查时,滩地为民垦占,湖区周围止八十里。以后东平县民以湖地“投献德府,隐占地亩”,故嘉靖年间,湖周围虽有七十三里,而平水时中心水域仅止十佘里。明隆庆四年(1570年)时明政府为增加租税收入,竟决定将济汶以北各湖田,“宜募民田”。至明万历三年(1575年)再次丈量时,湖面高亢处被垦为田地有770余顷,而低卑处可作水柜的仅400余顷,三分之二被垦为田。至万历末年满湖成田,禾黍弥望。崇祯末年安山湖已“久化平陆”。清雍正年间曾一度想复安山湖为水柜,重筑湖堤,因测得运河淤高,不能放入水运,且又无水源,“不堪复作水柜”,遂听民耕种,“湖内遂无隐地”。北五湖中安山湖淤废得最早。 南旺湖初作水柜时,南旺西湖周93里,马踏湖周34里,蜀山湖周65里。由于汶水含沙量较高,南旺三湖沿边很快淤出浅滩,“率皆侵占耕稼其上”。但南旺湖是会通河主要水源,对运河通航关系至大。所以明清二代规定每二年大挑一次,每年小挑一次,并三令五申禁民佃种,然而围垦仍在所不免。万历年间勘查时,南旺西湖四分之一已为民田,蜀山湖九分之一为民田,马踏湖大部分已为官民占田,可柜者无几。明政府不得不承认现状,在南旺等湖中高下相承之地,筑一束湖小堤,堤内永为水柜,堤外听民耕种。清初沿湖又涨出不少新滩,康熙十七年又划出高亢的280顷为农田。蜀山湖被垦速度较慢,因其在运河之东,作为主要水柜之故。清康熙时周围65里,计地1890余顷,除其中20顷为民田外,其余均可蓄水。清末漕运停止后,南旺西湖和马踏湖全淤为平地。仅蜀山湖保留至今。解放后曾培修南旺西湖堤作为滞洪之用。 马场湖是汶、泗二水通过洸、府二河所汇。明代又从冯家坝承受蜀山湖的余水,周围四十里,内有高阜地93顷为民佃种。万历年间责令退田还湖,修堤蓄水。至清初时周回六十里,是南旺高地以南重要水柜。后冯家坝被堵闭,府河又淤浅,泗水入湖不及原来十分之一,湖滩淤出为官役所侵占。至康熙中叶时湖区“尽成民田”。总之,至清末北五湖中除蜀山湖外,都废为低洼平地。来水缺乏和泥沙淤积是其主要原因,而人为垦种加速了淤废的进程。 4.2.3 洪泽湖与南四湖的形成 黄淮平原东南部的洪泽湖的形成与黄河变迁的关系最大。古代淮河南岸淮阴、盱眙之间原分布着一些星罗棋布的小湖荡群,其中知名的有破釜塘、富陵湖、白水陂、万家湖、泥墩湖、成子湖等,被称为富陵诸湖。隋炀帝时,较大的破釜塘改名为洪泽浦,以后洪泽湖即由此而得名。北宋时,曾在淮阴、盱眙之间的淮河南岸开凿过洪泽运河和龟山运河,以避长淮之险,可见那时淮河和南岸诸湖泊是不相通连的。十二世纪,黄河夺泗入淮后,黄河泥沙垫高了淮河下游的入海故道,河、淮交会的清口淤塞,下流不畅,洪水倒灌,淮阴以上的洪泽浦等湖荡低洼地区,洪流汇聚,连成一片,洪泽湖由此形成。 南四湖的演变与运河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南四湖湖区处于山东古地台西南边缘的凹陷地带上,呈断裂构造发育,这一断裂带自新生代以来,以下陷作用占优势,尤其是近一百万年来下沉作用更为显著。但因上层堆积着深厚的沉积层,断裂构造在地表已消失殆尽。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发源于蒙山的古泗水河道,即经流于此南注入淮河。自金、元以后,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泗水下游河道即有所壅塞。初河决阳武,入梁山滦(泊)分流南北,及至明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筑断黄陵岗,大修太行堤,黄河北流断绝,全部沿汴水夺泗入淮。徐州以下的泗水成了黄河的正流,河床淤高,使徐州以上的泗水下泄不畅,便在鲁西南凹陷带的背河洼地上,壅塞成一片狭长湖带,即由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组成的南四湖。此后,运河受黄河泛滥、淤沙的冲击,几经改造,而南四湖的演变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中北部南阳、独山两湖形成较早,水系多集中于南阳湖四周,南部的微山湖形成最晚。元、明时期,利用泗水河道开凿会通河,运河东岸的昭阳湖曾与济宁以北的安山、南旺、马场湖同作为四大水柜(水库)以调节运河流量。运河两岸地势是东高西低,水源来自东岸山东丘陵的汶、泗诸水,因将水柜设在运东,而以运西的一部分洼地作为“水壑”,水柜拦以蓄水,水壑备以泄洪。明嘉靖初,黄河连续在徐州、曹县、单县、城武等处决口,水漫沛县以北,洪水冲毁运河河道,灌入昭阳湖,使湖底淤高,湖面扩大。清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开南阳新河,运河自南阳镇以下,改经昭阳湖东,经夏镇抵沛县留城。新河脱离泗水故道,地势较高,从此昭阳湖由水柜变成水壑,它东承运河余水,西有黄河决流汇注,湖区日益扩大,沛县、鱼台大片地区均为所浸。万历年间,黄河北决频繁,特别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河决苏家庄,水淹丰、沛,下流壅滞,黄水倒灌,济宁、鱼台平地成湖”,大片陆地均成为湖区。是年,李化龙疏请开泇河,由昭阳湖穿夏镇李家口,出镇口,达邳州直河口,于是在运河以西的微山一带,原介于运河和山东丘陵之间的背河洼地也变成水壑,又形成了北与昭阳湖相连的微山湖。它上承昭阳湖水,东面受运河余水宣泄,西有黄河决水的汇注,而其南面却受丘陵地带的阻限,尾闾宣泄不畅,便向东西两面扩展,但最宽处也仅23公里。清初微山湖周围百余里,已成为“兖、徐间一巨浸”。南四湖相互连接,宛如一湖,长约一百二十公里,总面积约一千三百多平方千米,其中又以微山湖为最大,约六百六十余平方千米,所以南四湖通常又称作微山湖。南四湖区承受湖东、湖西两部分的来水,共有河道三十多条。湖东的河流发源于鲁中南低山丘陵,主要有泗河、十字河、白马河、城漷河及洸府河等山溪性河流,源短流急,洪峰高,含沙量大,河槽宽浅,上大下小,中下游经常决口成灾;湖西的河流发源于黄河冲积平原,主要有赵王河、洙水河、万福河及复新河等坡水河道,因受黄泛影响,河床低浅,断面狭窄,泄水能力极低,经常处于内涝之中。由于入湖水系紊乱,堤防残缺不堪,每到汛期,入湖各河洪水倾注,滨湖地区一片汪洋,一到春夏之交枯水季节,湖水干涸。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宋到解放前的七百五十年间,每一百年发生涝灾七十余次,旱灾五十余次,成了有名的多灾地区。 4.3 太湖水系 明永乐初(1403年),夏原吉“掣淞入浏”,以增加浏河水势,浏河代替吴淞江成为太湖的“入海大道”,郑和下西洋即多由浏河口入海。中支吴淞江淤塞更加严重了,到明天顺二年(1458年)另辟新道,形成了今日的苏州河,其故道则为今日残存的“虬江”。南支东江自被封塞后,最初其水经淀泖湖区改向东流,经今闵行以东,从闸港经下沙至新场以东入海;一部分从闸港折向北流注入吴淞江,成了吴淞江的支流。以后随着吴淞江故道的淤废而日益扩大,成为黄浦早期的雏形。明永乐元年(1403年),夏元吉疏浚范家浜,上接黄浦引淀泖之水,自今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东的古南跄口入吴淞口,而成今日黄浦江入海的河道。入清以来,浏河日益束狭淤浅,黄浦江不断扩大,成了太湖入海的主要泄水道。《史记·河渠书》:“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对于五湖,历来各家解释不一。有以五湖即指太湖,如张勃《吴录》:“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余里,故以五湖为名”;有以五湖乃指以太湖为主的湖群,如韦昭即以为:“太湖边有游湖、莫湖、胥湖、贡湖,就太湖为五湖”,他所指的这几个湖都在太湖东岸的湾口;另一说:“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为五”。其中除太湖东岸湾口的胥湖外,蠡湖(一名漕湖)在今苏州市北;洮湖即今金坛县南长荡湖;滆湖即今太湖西北、常州市西南的滆湖。郦道元《水经注》的五湖还包括射贵湖,又名芙蓉湖,在今常州、无锡、江阴之间,已于明宣德(1426—1435年)年间湮废。 5 历史时期运河流域湖沼变迁的原因 历史时期运河流域湖沼的变迁,究其原因在运河的南北两端是不同的,但都不外乎除自然、人为两种因素的影响,共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秦以前,气侯比较温暖湿润,降水量较为丰富,海平面较高,在今运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河网系统,天然湖沼十分发育、湖沼面积较大;而且当时今运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森林植被良好,尚未遭受人为的严重破坏,因此水土流失并不剧烈,河流的含沙量相对较少,湖泊淤积较后世轻微,为众多湖沼的繁荣发育提供了自然条件。 (2)秦汉以后,运河流域的自然环境虽然已经有了不少变化,但影响河湖布局的自然因素变化并不剧烈。因此,平原湖沼虽有逐渐淤浅趋势,但总体布局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秦时期的天然湖沼,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尚存。但是由于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遍兴修水利,围湖屯田,人工陂塘大量涌现。此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人为因素的加入改变了湖沼的构成状况,许多天然湖沼逐渐向人工陂塘过渡。 (3)宋元以后,湖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运河北部的河北平原,经过千年的沧桑变化,众多的湖沼已被泥沙淤为平陆。其消亡的主要因素是人为的作用所促成的。这一阶段,黄河流域的森林植被遭受人为的严重破坏,致使黄河、滹沱河、漳河以及永定河含沙量急剧增多,河道因此决溢改徙十分频繁,淤填了不少平原湖沼,并迫使原先的湖沼水体向地势相对低洼的冀中地区的白洋淀、文安洼集中。北宋前期,人为地将河北平原北部的一些河流引入白洋淀、文安洼地,虽然扩大了这一湖沼带,但是也排干了相关地区一些湖沼的水体。宋以后,白洋淀、文安洼成为河北平原众水所汇场所,同时又是众水挟沙的放淤盆地,因此它的淤浅、干涸的趋势已是十分明显。在运河中部的平原上,湖沼的巨大变迁是从十二世纪黄河南泛开始的。以后的变化也主要是受黄河和运河变迁的影响。其结果是鲁西南西部以及淮北平原北部的湖沼,大都被黄河的泥沙所填平,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人为垦殖加速了淤废。上述地区湖沼淤废之后,平原上的沥水都集中到山东丘陵西侧、黄河冲击扇前缘的低洼地带,形成了今黄河以南、淮河以北长达数百公里的新生湖沼带。这一湖沼带在近百年又有逐渐淤浅的趋势。运河南部的太湖流域,其湖沼的变迁除了海退带来的水位下降以外,主要受到了水利工程建设和屯田的影响。太湖流域围湖屯田的历史较久,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期,至宋元以后,盲目屯田的状况越演越烈,造成大量湖泊消亡,水患频频。明清时期虽有治理,但都以疏浚宣洪为主,围湖造田仍是主要趋势,天然湖沼面积不断退化。 6 运河再发展时期的湖沼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大步腾飞,随之带来的生态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古老的大运河经历了随封建王朝的衰落而衰退之后,一度湮灭,而其沿线湿地,在近百年来特别是近50多年来也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变化。 海河流域主要淀泊水面加速萎缩,消失殆尽,现存的白洋淀己成为流域历史上众多淀泊的最后残迹。进入20世纪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海河流域湖沼洼淀主要有白洋淀、七里海、千顷洼、东淀、大港、大黄铺洼、黄庄洼、大陆泽、宁晋泊、永年洼等。由于当时处于丰水期,雨水相对比较丰沛,各河上游水库尚未修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因此这一时期流域湖沼洼淀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50年代的河北境内,面积6.67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沼洼淀共1.1万多平方千米,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9%。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黄庄洼--七里海三大洼淀群的基本格局仍得以基本保持。60年代,河北省内仅平原湿地就有30多处,洼淀内都存着水。60年代以后,海河流域洼淀呈现加速消亡的趋势。随着山区水库的大量修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加之气候变化、降水减少,洼淀面积大幅缩减。白洋淀等12个主要洼淀的水面面积50年代有2694平方千米,60年代下降到2178平方千米,70年代进一步减少到866平方千米,到2000年只有538平方千米,比50年代减少了80%。70年代初期,面积为1 000多平方千米的宁晋泊、大陆泽湿地还是常年有水。昌黎黄金海岸、滦河河口、白洋淀、北戴河沿海、沧州南大港、张家口坝上、衡水湖7处湿地还被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但由于多年来气候变化和生产生活用水的增加,众多湿地日渐萎缩,逐渐干涸,湿地面积减少至现在的600平方千米,很多湿地如东淀、文安洼、贾口洼、兰沟洼、盛庄洼等逐渐消失。 表1-5 海河流域50年代至2000年主要湿地水面面积变化(单位:km2)
由于受水资源短缺和人为活动的影响,黄淮流域湿地水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湿地面积锐减,部分河道断流或干枯、湖泊萎缩或干涸。近50年来,南四湖流域降水量以42.54mm/10a速率下降,湖泊泥沙淤积显著,加之湖内人工围垦活动及水生植物自生自灭地腐烂堆积,南四湖沼泽化趋势严峻;再加上农业垦殖、工农业用水的增加,南四湖在逐渐萎缩,目前损失库容已达2.27×108立方米。20世纪50年代,洪泽湖高程12.5米时有水面积达2069平方千米,由于盲目圈圩开发,使湖面和库容大量缩小,据1992年实测资料显示,12.5米高程时水面仅为巧1570平方千米,被围掉近1/4,减少蓄洪库容约11亿立方米。滩地11.5—16米高程内1 018 平方千米被围垦,其中12.5米以下高程198平方千米被围垦。湿地的缩减和破坏,使湿地生态功能、社会效益得不到正常发挥,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丧失。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采,致使入湖水量锐减,加上天气干早等自然原因,终于导致了2001年洪泽湖、2002年南四湖的干涸,对湖泊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耕地为主的土地资源紧缺称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围垦湖泊、河滩、沿海滩涂和沼泽等湿地成为缓解土地需求的主要手段。近几十年来,江苏围垦湖面约1 600 平方千米,占全省湖面的1/7。围垦的最高潮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1950--1985年太湖流域围垦建圩498个,占用湖泊面积528.5平方千米,占1949年初期湖泊面积3884.9平方千米的13.6%,平均每年因围湖而减少水面14.68平方千米。其中太湖、长荡湖、滆湖等湖泊沿岸共建圩218个,丧失湖泊面积299.2平方千米。涉及的围湖数量239个,占1949年初原有湖泊数量708个的33.8%,其中因围湖而消失或基本消失的湖荡165个,面积161.31平方千米,占该区原有湖泊数量的23.3%。以太湖为例,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太湖围垦面积83.21平方千米,建圩70座,占这期间太湖水域减少面积的95.5%。由于过度围垦,绍兴鉴湖东汉永和年间达172平方千米,现水面面积约24平方千米;在汉、唐时期,杭州西湖有10.8平方千米,现在仅为5.66平方千米。 相对于历史时期湖沼变化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20世纪以后,人为干扰对湖沼的影响显然成为了更加主导的因素。 (1)围垦的生态影响 由于人口和土地资源的增加不成比例,人们为了争夺土地资源便随意围湖造田,导致湖泊面积不断缩小。不止湖泊,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等大运河流域主要流域性河流的滩地也被大量围垦。围垦不仅使湿地面积急剧减少甚至消失,也直接减少了以湿地类型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如扬子鳄原广泛分布于长江三角洲湖沼、河滩、水塘等,主要由于栖息地被破坏,其野生种群现已不足150条,仅分布于皖南山系以北相互隔离的水体。 (2)淤积和沼泽化的生态威胁 淤积和沼泽化本是湿地正常的演替过程,但目前运河沿线湿地淤积和沼泽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正常演替过程。近30 a来长江北支河段严重淤塞,河床平均缩窄约2 千米;由于淮河携带的泥沙淤积,洪泽湖湖床明显沼泽化,湖床已增至10.5米;高邮湖泥沙年淤积量为101.5×104立方米,沼泽化趋势相当明显;东太湖42.8%的湖面已成为沼泽,39.5%的湖区正在向沼泽化演变,无沼泽化的湖区仅占湖区面积的17.7%。河床、湖底泥沙大量淤积、降低了湿地蓄水容量,使相同水量情况下,水位提高,降低了湿地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湿地功能退化。淤积使湖泊逐渐沼泽化,沼泽化又使湖泊泥沙淤积速度加快,如果没有外力恢复,湖泊消失速度将加快。 (3)生物入侵的生态问题 外来种的入侵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本土物种的繁衍和种群的安全。湿地生态系统中危害较大的入侵物种有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大米草(Spartina anglica)、空心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加拿大一支黄花(Solidgo canadensis)和作为食用或观赏用途引进的鱼类、虾类和贝类等。凤眼莲和空心莲子草大面积覆盖内陆河湖等湿地水域,造成河道阻塞,阻碍了排灌和泄洪,加剧水体富营养化,破坏湿地生态系统。运河山东段河道内遍布空心莲子草,严重影响了河水质量。加拿大一只黄花在稻田中肆意繁殖,抑制了其他作物和物种的生长。大米草在湖滨疯狂扩张,与本土植物竞争,破坏了湖内贝类、蟹类、藻类、鱼类等生物栖息环境,并使湖泊淤积加快。作为食用或观赏用途引进的鱼类、虾类和贝类,是对湿地原生生态系统的潜在威胁。 (4)点面源污染的生态危害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工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壮大,随之而来的营养物质富集、土地盐碱化、农药杀虫剂污染以及重金属污染的一系列点、面源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使湿地水体受损,水质恶化,生态系统结构受到破坏,湿地功能减弱,湿地系统不断退化。据调查显示,目前白洋淀淀内和淀边村直接向白洋淀内排放生活污水和垃圾的人口已超过10万,年排生产污水总量在7万吨以上,年排生产垃圾在1.5万吨以上,直接影响了水体质量。2005年3月,白洋淀8个淀内监测断面中,除北何庄干淀外,其他监测断面水质均为Ⅴ类和劣Ⅴ类;在监测的9个入淀河道中只有府河和漕河有水,流量分别为1.12、2.12 m3/s,均为劣Ⅴ类水质;潴龙河、唐河、孝义河、瀑河为干河。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而每日从河流排入洪泽湖的污水为108×104立方米,每年为4×108立方米左右。太湖全流域70%的河湖受到污染,80%的河流水质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地面Ⅲ类水标准,其水质平均每10 a下降1个等级,湖水仅有4成水体达到地表水Ⅲ类以上标准,而7成水体已达到富营养水平,蓝藻时有爆发。太湖水环境持续恶化,已导致整个太湖流域水质型严重缺水。湖泊湿地另一重要的污染源来自于高密度围网养殖。长江三角洲所有湖泊均开展围网养殖,太湖的网围养殖、圈圩养殖已经超过其承载能力,东太湖2003年实际网围养殖面积约67平方千米,而东太湖网围养殖可利用面积仅为10平方千米;洪泽湖仅洪泽县境内水产养殖面积达87平方千米;高邮湖大堤附近水体已全部被用于围网养殖。高密度围网养殖严重影响湖泊排洪泄洪,大量的饵料及排泄物加剧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水体严重缺氧,使鱼类、底栖动物和水生植物等大量死亡。湿地污染降低了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质量,影响依赖湿地生态系统的所有生物,甚至破坏整个湿地生态系统。 此外,不科学的河道湖泊治理工程也导致河流沿岸和湖滨湿地消失。河流、湖泊堤坝、护岸工程和防洪设施等更多地考虑了短期内的防洪或景观需要,但直接破坏了湿地生态系统和湿地自然景观,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破碎化和岛屿化,阻碍了生态系统之间特别是湿地生态系统之间物质、能量交换和生物信息交流,导致湿地严重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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