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白毛女》诞生的历史意义与创作成就“鲁艺”——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
由“鲁艺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可以称作解放区的文艺标志物，它唱红了延安、陕北、解放区甚至全中国。
1944年4月，“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区）由周巍峙同志带队，奉调回到延安。1944年5月27日，“鲁艺”为此召开欢迎会。作为“鲁艺”的院长，周扬在演出结束后很自然地会见了“西战团”的编辑邵子南，很自然地问了一句“最近在忙点啥？”邵子南告诉他：“搞了一个戏曲剧本，想请周扬同志指教。”周扬说：“好呀，拿来看看呀！” 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周扬决定《白毛仙姑》由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至于作曲则几乎汇集了音乐系所有的精兵强将：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曲作者们按照剧本赋予的戏曲形式，以秦腔为基调为剧本配了曲。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 《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其他人马一律不动。 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完成了新的剧本（丁毅创作了最后一场）。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而这恰恰正是创作之初周扬看到但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那个“新的东西”。周扬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创作的《白毛女》新剧本。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 《白毛女》的定位是歌剧。《白毛女》的五位曲作者，对于“歌剧”却完全是陌生的。一个多月下来，五个人写了一大堆曲子，试唱的结果，没有一首能够采用。张庚绞尽了脑汁。一段思索之后，他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关键：《白毛女》创作开始以来，反复强调了这是一部歌剧，而没有强调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几个从来没有搞过洋歌剧的作曲家拼命往洋歌剧身上靠，哪有不碰钉子的道理？张庚立即把五个年轻人召集起来，要求作曲家们别的都别考虑了，集中精力先把开场曲“北风吹”谱出来。他并且明确告诉作曲家：《白毛女》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北风吹”一开口就应该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苦熬三天三夜之后，5个年轻人又写出了二十几首“北风吹”，但是一试唱，又让张庚否定了。怏怏而归的张鲁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民歌“小白菜”作基调。顺着这个思路，在经过了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否定之后，他终于揣摸到了喜儿在等待爹爹回家时那种又急又喜的感觉，一串串音符奔涌而出，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他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 周扬、张庚们在调兵遣将组织《白毛女》创作班子时，一点也不敢放松对于导演、演员、舞美、服装、化妆……等成员的选拔。 在《白毛女》创作组中，几乎包含了延安文艺界大部的精英。人才荟萃，群贤毕至，歌剧《白毛女》进入了最后的冲刺。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几乎全都赶来。毛泽东来晚了些，他不声不响地进入自己的座位。朱德来了，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陈毅来了，叶剑英来了……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情怀的悲剧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啊！”可等到说完，他的声音中也已经充满了悲怆。 首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 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智仁就被当场枪毙了，观众于是人心大快。人心大快的观众于是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一部戏能那样深入那样普及那样脍炙人口，对历史发展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白毛女》肯定是当之无愧地首屈一指。 《白毛女》新歌剧真正上演时间是5月2日。
《白毛女》歌剧版的歌词雪花那个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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