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史游之谈东晋名相王导的成功方略
南京是六朝古都，到南京旅游，南京的文物古迹和历史故事，常常引发人深思，在参观南京古都文化古迹时，东晋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特别让人感兴趣，这个人就是王导（276—339年），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东晋王朝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可以说，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位显赫的人物。王导在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朝中任辅政高官，他是东晋的三朝元老，甚至有人认为，其实，他就是东晋政权的实际奠基者。
在南京经常可以听到关于王谢世家的传说，古诗云：“旧时王谢庭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王谢”指的就是东晋的王导和谢安两个大家族。
谢安是极为典型的名门之后，其曾祖谢缵，曹魏时任过长安典农中郎将；其祖父谢衡，是西晋有名的儒学家，学识渊博，曾任博士祭酒、太子少傅、散骑常侍等；其父谢裒，永嘉之乱时携家南渡，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谢安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在德行、学问、风度等方面都是相当出众的。但是，谢安早年无意仕宦，朝廷屡次召他，他皆以各种借口谢辞，常年隐于会稽东山上，与王羲之、支道林、许询等名士游山玩水，吟诗咏文，悠闲自在。咸康中期，扬州刺史庾冰强令谢安当他的幕僚，但不久，谢安便辞职。吏部尚书范汪也曾提名谢安为部郎，但他写信婉言谢绝。御史中丞周闵奏谢安历年不任，谢安遭禁锢，后经皇帝下诏方才赦免。当时，谢安堂兄谢尚任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军事，手握军政大权。不过，升平元年（357年）谢尚死，由谢安的哥哥谢奕接任豫州刺史，可是，次年，谢奕也去世，由谢安的弟弟谢万接任。谢氏一家，屡出大官，名门望族，只有谢安一人在闲游隐居。后来，谢万在一次战斗中兵败而遭废黜，为保家族地位，谢安只好出山，初任桓温征西大将军府的司马，后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最后成赫赫有名的东晋宰相。
公元383年，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东晋8万士卒一举打败了前秦80多万大军，这次著名战役，东晋一方运筹帷幄的领军总指挥就是谢安，而且，这场战争几乎是由谢氏家族领兵打赢的。谢安的弟弟谢石由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谢安的侄子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的儿子谢琰是为辅国将军统兵阵前。淝水之战大获全胜使谢氏家族更为显赫，谢家可不是一般的名门，是连皇帝都得惧怕三分的名门望族。
在当时的东晋王朝，能与谢家能相媲美的可能只有王导家族了。
王导属琅琊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历任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其父王裁，曾任镇军司马，东晋建立后，身居多种要职，咸康五年（339年）病逝，终年岁，谥文献。王导承袭王裁的爵位。
据史籍记载，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当时的陈留高士张公曾对王导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王导后来果真为司空刘寔所知，被委任他为东阁祭酒，拟迁秘书郎、太子舍人，不就。后参与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来和司马懿的曾孙、琅琊王司马睿关系很好。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司马炽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这里顺带说明一下，280年，西晋灭吴后将原来的建业改名为建邺，但公元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即位，为避其讳，建邺改名为建康，317年，晋元帝司马睿即位，东晋正式建立，定都建康。420年，刘裕代晋称帝，立宋国，定都建康。除宋外，南朝的齐、梁、陈等，亦以建康为都。永嘉年间，王导随司马睿南渡，任安东将军司马。西晋末的混乱局势使司马氏政权危危可及，镇守建康的司马睿幸好有王导的出谋划策，方能联合南北士族，即位为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他的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手握重兵，权势显赫。王导出身于中原著名士族，又是东晋朝的开国元勋，也可以说东晋朝的实际缔造者。司马睿的才能和声望平平，又是晋室中不太受重视的一支，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是靠王导的鼎力支持。元帝曾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其实，王导对于东晋朝，其作用一点也不比比萧何在汉时的作用小。东晋时，北方非常乱，而南方长江流域却相对平稳安定，曾有晋墓砖铭赞道：“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王导辅助晋元帝定都建康，其功劳是十分显赫的。
王导作为东晋的名相，很有政治谋略，他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使司马睿治下的东晋朝能有比较稳定安宁的发展。
首先，王导善于“绥抚新旧”，即非常重视调和来自北方（中原）的士族和旧居南方（江东）的士族之间的矛盾，使其和平共处，协调共荣。
西晋末东晋初，南方虽然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建邺几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是，北方的战乱也波及着南方，政局非常不稳，在司马睿初镇建邺时，王导就为他制定了治理方略，他提出：谦以纳士；俭以持日；为政清静；安抚南北。司马睿正是以此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南北士族的拥戴。
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匈奴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疯狂杀戮，北方陷入空前大战。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十之六七渡江南迁，王导劝司马睿及时收罗有才德之人，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积极收集人才。一些有名望的人随即被司马睿委以重任，如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以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以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頵为行参军；以前太守庚亮为西曹掾等。当然，来自北方的名士不少对东晋的前途还是很悲观的。王导劝说他们，对其讲明形势，后来，有人说，见了江左“管仲”（指王导）就不再忧虑了。当时，一些东晋名士性好清谈，都以为清谈会误国，王导在重要场合，申明匡扶晋室的决心，使由中原而来的流亡士族，能稳住心情，对东晋王朝更有信心，对前景更乐观。
西晋时，当吴被灭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途艰难，升迁无望，存在很大的不满情绪。司马睿初到建邺时，南方士族都不理睬他。王导深知，在原东吴境内要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务必要联络南方土族，方可成就大事，所以，他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极力提高司马睿的威信，如，在三月初三，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由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仪仗隆重，甚为威严，这让南方士族感到司马睿是北方士族拥戴的江东之主。于是，很有“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敬惧，相率拜于道左。另一方面，王导劝司马睿，要想成就霸业，就须礼敬故老，招揽贤俊。在司马睿的批准下，王导亲自去招顾荣、纪瞻，两人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王导的努力使江南士族逐步认可和配合司马政权，从此，南方士族归附东晋王室，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王导为了能调解南北方士族的矛盾，他自己甚至勤学吴语，以便与南方的望族沟通。当时，掌权的毕竟是北方来的，北方士族多居于显位，而南方士族虽有官职，但多是居于虚位。南方士族还是有怨恨的，王导积极采取措施，拉近与南方士族的距离，如向南方士族要求结为婚姻，加强和睦关系；还有，对于江南望族中的武力强宗，有造反者，尽量不用北方的人领兵去镇压，而让江南望族中的人，甚至让造反者同族中人领兵去平叛。例如，南方望族中的周勰、周续聚众造反，元帝拟发兵征讨，王导却劝说，让周续族弟周莛领兵去平叛，周莛果真用计杀了周续。事后，晋室任周续、周莛的族叔周札为吴兴太守，任命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并未穷追，而是抚之如旧。王导对江南士族的忍让和信任，有效地博取了南方士族的欢心，使南北士族能相对平等地相处。
此外，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的矛盾还采取了一个另一个重要的措施，那就是“侨寄法”。当时，南方望族最担心的就是北方来的士族侵犯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南方各级士族，大都是各级地主，其中有一些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强宗大族，其利益是不容侵犯的。王导采取的办法是，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以安置北方南逃的士族和民众为名，聚集奴隶或佃客，发展新产业，也就是说，侨寄于南方望族领地的边缘，建立新产业。对于东晋政权说来，“侨寄法”是安置流亡士族和逃难民众的好去处，而同时又不会侵犯南方士族的经济利益，这能缓和南北士族的矛盾。而且，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能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的经济作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据说，当时的“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更是为数繁多。
其次，王导善于“维系伦纪，义固君臣”，调解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之间的矛盾，防止东晋朝大乱，避免魏晋时篡权悲剧的重演。
从汉末到西晋，宫廷政治斗争不断，高层的倾轧和争斗频繁，如，曹氏篡了刘汉之权，司马氏又篡了曹氏之权，当时，防止帝权旁落是政坛记忆犹新又十分敏感的政治话题，对此，即位后的司马睿是不会不警惕的。可是，晋元帝除了名义上有皇族血统，其他任何称帝的实力都不具备。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也基本上依靠王导的从兄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所占有，对此司马睿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不得不尊重和依靠王导，据说，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座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同坐受贺。这也是王导的明智之处。
晋元帝登帝位后，对王氏势力也是非常警惕的，他很不满意王氏一族某些家族成员如王敦等的骄横跋扈，暗中采取措施，想方设法削弱王氏势力。比如，他引用刘隗、刁协作心腹，悄悄地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他释放扬州区内沦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令他们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上讨伐石勒，实际上，其矛头是对准手握兵权的王敦。这时，王导在朝中，也有些被元帝疏远，但王导保持平静心态，并与其多计较。而他的从兄王敦，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他见王导被疏远，自己的军权受到威胁，就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申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迫使刘隗逃奔石勒，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王敦之乱”。
王导一方面忍定是刘隗、刁协等佞臣扰乱朝纲，赞同王敦“清君侧”的举动，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王敦兵权在手，王导不得不对他的从兄作出妥协，要不然就很难收拾混乱局面。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所谓的“佞臣”们被杀逐之后，帝室势力大大减弱，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就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他出面来维护帝室。当时，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王敦对篡国专权跃跃欲试，正想更议所立，王导坚决不赞同。王敦攻入建康后，曾对王导说：“你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是，王导始终不赞同王敦篡位，他还劝王敦别酿成大错，王敦只好领兵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仍辅政。手握重兵的王敦以为又有机可乘了，加紧图谋篡夺，王导仍然站在维护帝室的立场坚决反击。恰好这时王敦病重，不能亲自领兵，便由其长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两军共五万，陈兵于江宁南岸。王导及时致信王含，说：“这番举动实似于当年王敦所为，但形势已大不相同，当年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当时连我都想外移以求自保，而今先帝虽去世，但仍有遗爱在民，新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你等妄萌逆念，反叛朝廷，非人臣之道，定会引起共愤。”王导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而且，他及时部署兵力于健康周围布防，当他得知王敦病重时，故意率子弟为敦发丧，防城的将士以为王敦已死，士气大增。王导乘机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渡江偷袭王含营寨，王含没有防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知，气极病更重，不久便死了。王敦无子，以王含之子王应为嗣。后王含父子兵败逃奔荆州，为其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本来，王敦因谋反而死，该灭族，但王导保卫帝室有功，仍稳居朝中高位，使琅砑王氏保住东晋最大望族的地位，同时也避免了东晋篡权悲剧混乱局面的产生。王导尽可能地调节了王氏与司马氏的矛盾，防止因激化而酿成局势大乱。
再次，王导坚持以偏安江左、清静为政的方针，尽量以兼容、忍让的方式来处理与当时统治阶层中望族的关系，以息事宁人来求得安定。
王导在主政期间，深知偏安江左实属不易，他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式来处理与东晋统治集团中世家豪族的关系。他注重的是清静为政，尽量不去激化与望族的矛盾。有人说王导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有相当道理的。他维护望族的利益，尽量让望族的士人能有升迁的机会，而对权贵过失的责罚确非常谨慎。比如，王导作扬州刺史时，派其属下到州属各郡去考察政绩，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各郡守的得失，望族顾荣的族子顾和默不作声，王导问其原由，顾和说：“您身为宰辅，当让吞舟大鱼，能漏网而去，何必与郡守计较？”王导听后，连声表示赞同。这其实很能说明，王导对望族的妥协方式。王导晚年时常说：“人们常说他糊涂，其实，我知道，将来会有人记念我这‘糊涂’的。”确实，王导主政东晋，就是以“糊涂”求安静，也曾有人，如陈頵，曾致信王导陈述不满，说：“西晋之所以败亡，起因在用人不当，重虚重实，看门第不看才学，政事败坏，不可挽救，今该改变陋习，赏罚分明，拔贤任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并不听其劝告，他反而坚持自己的“糊涂”主政方式。
王导的“糊涂”或清静的主政方式，实际上是对望族的妥协、退让，有时，甚至是以牺牲大众的利益来博得世家望族的欢心，而这，其实并不是真“糊涂”。王导心里明白，在当时的建康，西晋刚亡不久，北方混乱，好不容易图个江左之安，江南虽较为富裕和安宁，但王权不是很稳固，南北士族潜在的矛盾很难一时解决，维护其暂时安定的局面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也就不得不有时“让吞舟大鱼，能漏网而去”。这种“清静”的处事方式，虽然看起来是太窝囊了，但在当时却是很管用的。
总之，王导当时为政的基本点，就是以北方士族为骨干，并招揽笼络南方士族作辅助，他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尽量能兼顾南方士族的利益，他对上维护司马睿的帝位，自己作为宰相，聪明地采取种种谋略，调解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矛盾，化解王氏家族与司马氏皇族之间的矛盾，他深知，这两大矛盾如果不能调解好，如果不能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东晋朝就必然败亡，王氏家族也必然召来大灾难，北方士族也将没有立足之地。王导一生，主要就是在调解这些矛盾，正是由于的出色调节，方能使东晋能拥有偏安江左，一度安宁的局面。
王导死后多年，东晋又遇到一次危机，那就是恒温图谋篡位事件，但是，当时有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由谢安执掌朝政，同时，桓温之弟桓冲任荆州刺史，政治结构相对稳定，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这可以说是谢安继承了王导的政治策略，继续平衡各大士族的势力，从而图得东晋继续偏安稳定。
历史上，常有人将王导与汉代的霍光相比较，说他们同是权倾朝野，又同属辅政的名相，杰出的中兴名臣，这，或许有相当的道理。
南京乌衣巷
王导谢安纪念馆
(2011-04-28 11:2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