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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最伟大的和亲公主——江都翁主刘细君
史海杂贝 2008-06-10 07:15:24 阅读31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刘细君(前130?--前87?)，汉朝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她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汉武帝刘彻的侄孙女。以其生于江都，史称江都公主；又因远嫁乌孙，别称乌孙公主。她饱读诗书，雅好文学，妙解音律，深得汉武帝的喜爱。元狩二年(前121)，其父刘建因谋反事发，畏罪自杀，武帝不忍殃及无辜，便令细君留居江都。年幼的刘细君在家难与皇恩交相缠结的环境中刻苦自励，逐步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意志、明达大体的品性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为尔后成就其人生大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武帝元封六年(前105)，细君以皇室公主的身份远嫁乌孙，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车队从江都出发，行经安徽灵璧时，刘细君停车驻马，在一处山岩前悄然伫立，手抚巨石，东望乡关，久久不忍离去，以致于石上留下一枚清晰的手印。这手印后来经匠人摹刻，遂成一方景观，名为"灵璧手印"。元代钱塘诗人钱惟善有《灵璧手印篇》纪其事，诗前《序》云："汉以江都王女细君嫁乌孙王，女过灵璧，尝扶以石，后人镌石为模，腕节分明，故述其事而为之辞。"诗中"万里穷愁天一方，曾驻鸣镳倚灵璧，灵璧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烂胭脂节"等句，倾注了诗人对这位前贤的景仰之情和缅怀之思。 细君到了长安，受到汉武帝的亲切接见。西行之日，武帝又"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汉书·西域传》)。刘细君在汉宫威仪的簇拥下，度越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乌孙，成为昆莫(乌孙王号)猎骄靡的右夫人。几年以后，昆莫自觉年已老迈，出于对王位传承的考虑和对汉朝的亲善友好，他按照乌孙的风俗，意将细君下嫁其长孙和王位继承人岑陬(官号)军须靡。此事若以汉俗言之，确是大悖人伦，细君深感为难，便上书向武帝陈情，武帝报书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汉书·西域传》)细君谨遵令谕，在昆莫死后，与军须靡结为夫妇，生下一女，名叫少夫。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承欢膝下，历尽艰辛的刘细君方始感受到天伦之乐。大约在武帝后元二年(前87)，刘细君结束了人生之旅的最后途程，在乌孙瞑目长逝。 刘细君的一生，充满浓烈的传奇色彩。她由藩国郡主沦为罪臣之女，再由罪臣之女骤升为大汉王朝的皇室公主，又由皇室公主成为乌孙王祖孙两代的夫人。她历经几番浮沉，也饱尝了人间的荣宠和酸楚。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心中所记念的，只是祖国的利益和民族的团结，她为此终身奋斗，留下许多骄人的成就和业绩，也留下她对祖国人民的一片赤诚。 汉代边患严重，以北方的匈奴为患最烈。汉初与匈奴和亲，冀收羁縻之效，但匈奴屡次背约，战事依然不断。武帝决意用武，征战连年，双方互有杀伤，而汉朝损失尤重。其时散居 煌以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 的乌孙日益强大，拥有骑兵18万众，为西域诸国中的头等强国，俨然与汉、匈奴成鼎立之局。大外交家张骞审时度势，根据他出使西域的考察结果，及时向武帝提出了"结交乌孙"，"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兄弟，以制匈奴"(《汉书·西域传》)的建议，得到了武帝的重视和采纳。刘细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着祖国同胞的庄严使命，踏上了远嫁乌孙的途程。 细君到乌孙不久，匈奴亦遣宗室女至乌孙，为昆莫左夫人，企图瓦解汉、乌联盟。在复杂微妙的形势面前，刘细君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汉书·西域传》)，凭藉她的机敏、练达和真诚，逐步赢得昆莫的信赖和臣民的尊敬，使匈奴的阴谋未能得逞。细君在乌孙生活了18年，坐主后宫，先后襄佐两朝，通权达变而不失礼法，风仪所向，举国钦服。细君死后，汉朝又以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遣嫁军须靡，继续保持两国的联盟。 宣帝本始二年(前72)，匈奴怒乌孙亲汉，出兵攻袭。乌孙遣使向汉朝求援，汉发兵15万骑，分5 路进击匈奴。乌孙昆弥亲率5万骑从西方突人，成合击之势，匈奴被创远遁。匈奴势力自此转衰，汉朝北方获得了和平与安宁。作为汉、乌联盟的奠基人和实施者，刘细君的心血和劳绩，终于结出了胜利的果实。 根据《汉书》的记载，西汉和亲的女子其姓名可考者尚有数人，但真正获得成功的，刘细君是第一人。文帝时，曾遣宗人女刘翁主为匈奴单于阏氏 (犹如汉朝皇后)，由于汉使中行说的叛卖，这次和亲归于失败。在刘细君出嫁乌孙72年后，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又以宫女王昭君赐嫁匈奴单于呼韩邪。当时匈奴分裂已久，王权日蹙，呼韩邪卑辞求亲，执子婿礼以事汉，汉朝准其所请，已纯然属于安抚的性质了。总之，就历史事实而言，王昭君的出塞和亲，实乃刘细君所从事事业的余波和遗响，无论时间的先后，还是处境的难易，或是贡献和影响的大小，都是难以同刘细君相比匹的。因此，当人们在怀念王昭君的时候，决不应忘记她的先行者刘细君的名字和功绩。 刘细君是西汉杰出的女诗人，也是扬州诗歌的先驱者。《汉书·西域传》全文收录了她的《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开篇点明奉命和亲、远居乌孙的经过，继写独处异域的生活和苦况，末写刻骨铭心的乡国之思。全诗以爱国思乡为主调，从生活起居说到化鹤思归，一以"悲愁"贯之，表现了诗人内心痛苦又甘于奉献的复杂心境。此诗传到长安，立刻在文人中引起震动，汉武帝阅后也为之动容，《汉书·西域传》载："天子闻而'冷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足见此诗感动人心的力量。 在当时诗坛上，《悲愁歌》的出现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它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已开始由 "言 志"向"抒情"的回归。抒情性本是诗歌的基本特征，《诗经》中即有许多抒情的作品。但是，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以来，言诗者必以抒写怀抱、理想为旨归，"诗言志"便成为参赞教化的儒家信条和指导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从此抒情诗在诗坛上悄然隐去，言志诗取得一统天下。降至汉代，传世的名篇如高祖的《大风歌》，武帝的《瓠子歌》、《秋风辞》，无一不是言志之作，都有浓厚的政治功利的色彩。惟独刘细君的《悲愁歌》，通过对周边事物的描写和叙说，着重抒发自己真切深挚、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它率先突破了"诗言志"的樊篱，给沉闷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空气。从《悲愁歌》开始，抒情诗为收复它在诗国中失去的领地，进行了跨越世纪的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刘细君生于扬州，扬州旧属楚地，故此诗以楚声骚体为制。80年后，班婕妤的《怨歌行》完成了抒情诗由骚体向五言的转变。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又沿着《悲愁歌》的轨迹继续前进，把抒情诗推向了新的高峰。耐人寻味的是，抒情诗在汉代的复苏和兴起，都由女诗人扮演了担纲的角色，她们共同开辟了诗歌创作思想解放的道路，刘细君就是她们中披荆斩棘的先锋和继往开来的旗手。晋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的理论，《悲愁歌》则从创作实践的角度为这一理论开了先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细君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琵琶与音乐文化结缘甚深，是文人诗词歌赋中经常吟咏的对象。它在古代乐器中较为晚出，东汉的刘熙说它"本于胡中"(《释名·释乐器》)，应劭以为是"近世乐家所作"(《风俗通义·声音》)，曹魏的杜挚又说它 "兴秦之末"(《太平御览》卷583"乐部"引)。诸家皆不著作者姓名，然综其所说，制作的时间可圈定为秦朝末年至东汉之前。晋人傅玄《琵琶赋·序》对之考论甚详，《序》云："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四弦，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曰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这里的"乌孙"，即指乌孙公主刘细君。石崇《明君词·序》申傅之说："昔公主(刘细君)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王昭君)亦必尔也。"细味傅玄、石崇的说法，都与刘细君远嫁乌孙有关，正好与刘熙的"胡中"说、应劭的"近世乐家说"互为印证。乌孙地处西域，自是"胡中"；刘细君为西汉武帝时人，应劭为东汉灵帝时人，以东汉人目西汉，自当以"近世"称之。后代诗人吟咏琵琶，亦多采用傅、石之说。隋陈叔达《听邻人琵琶诗》："本自龙门桐，因妍人汉家。"宋苏轼《宋叔达家听琵琶诗》："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行高。"或是隐指，或是明言，他们都认为刘细君去乌孙和亲，乃是琵琶产生的客观背景。而琵琶创制的直接原因，在于细君出塞万里，武帝"念其行道思慕"，"作马上之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刘细君精通音律，妙解乐理，所谓"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即兼采众长而别创新声，当是出于细君的本意，因为只有体现她音乐欣赏的审美意向，才能收到慰其"行道思慕"的效果。可以说，琵琶的工艺流程是出于匠人之手，刘细君却是它音乐原理的设计者和审定者。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明确指出："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刘细君，作为乐器琵琶的首创者，她为人类文明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PS： 细君公主【悲愁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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