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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捷）： 日本地震，所谓“杨贵妃墓”岌岌可危。中国沈阳一位学者听了日方文化界的惊慌，哈哈大笑。接着，出示了他在1983年发现的关于杨贵妃之死的珍贵史料。杨贵妃与唐玄宗临别都说了哪些话？玄宗又是如何回答的？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一句“吾一门富贵倾天下，今以死谢又何恨也。”让我们看到了重大义轻生死的杨贵妃。一句“愿得帝送妾数步，妾死无憾矣。”让我们看到了爱情至上的杨贵妃。那么，谁是这份史料的发现者？ 沈阳学者发现杨贵妃之死真相的史料 沈阳的一位七旬老者听了，轻蔑地一笑，他说：“那是日本人的胡扯。什么山口百惠是杨贵妃的后裔，更是胡扯！”。 说这话的老人，就是原辽宁省原图书馆副馆长韩锡铎先生。 那么，他有什么权力嘲笑日本的杨贵妃墓吗？ 当然有！ 正是这位古籍鉴定大师，在1983年发现了杨贵妃之死的最新资料。 在日本的传说中，杨贵妃在马嵬驿是诈死，然后逃到了日本。日本人说，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并没有被逼自缢身亡，真正死的是其替身侍女。杨贵妃在皇帝亲信的护送下，从海上乘船逃走，漂流到日本向津县半岛的唐渡口，不久之后因病身亡。当地人为了哀悼她，将她葬于二尊院。后来，杨贵妃托梦于唐玄宗。唐玄宗命人制作了释迦如来和阿弥陀如来两尊佛像，命陈安带到日本安放在杨贵妃的墓地。陈安多处寻找，未能找到杨贵妃墓地的下落，就暂时将两尊佛像安置于京都的清凉寺后回国。后来，人们得知杨贵妃漂流身死的地点是山口县，但清凉寺众僧对两尊佛像爱不释手，就又制作了完全相同的两尊佛像，并将新旧佛像各一尊分别安置在京都的清凉寺和山口县的二尊院。 关于杨贵妃逃到日本去的种种传说，根本顶不住韩老先生发现的资料中的一句话，这就是“左右以帛缢之，陈其尸于寺门，乃解其帛。俄而气复来，其喘绵绵。遽用帛缢之乃绝……”看来，根本是不“自缢”而是“左右以帛缢之……遽用帛缢之乃绝” 既然“乃绝”了，那还怎么逃向日本？ 只因多看了一眼，韩锡铎颠覆了一个历史结论（小标题） 韩锡铎，1940年7月生，辽宁省海城市人。1959年海城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64年分配到辽宁省图书馆工作。曾历任善本组长、特藏部主任、业务副馆长等职。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进行中国古籍的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出版专著3部、主编书3部、参编多部、校点古籍书近20部。参加过《中国书籍善本分目》的全国总编工作，曾任《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主编。是东北地区图书馆古籍工作的学科带头人，也是这个领域少数的专家之一。 韩锡铎在辽宁省图书馆工作了36年，发现的珍宝数不胜数。仅2008年以来的三年中，他就以自己火眼金睛的惊人发现，一再震惊中外图书界。 2008年，他发现了《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三卷》，为北宋晚期本。2009年，这本佛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后，在2010年、2011年，他仍不时地发现价值一页一两黄金的宋版书，到目前为止已发现30多本。此外，还有珍稀本的《大清一统志》等。 关于杨贵妃之死的最丰富的资料，他是1983年发现的。 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文献，过了无数人的手，过了无数人的眼，很多问题解决了，也有很多问题悬而未解。唐代大诗人杜牧著的《樊川文集夹注》就是一桩疑案。这本书标明的是朝鲜刻本，注释却没有写署名，国内外研究一直认为这本书没有中国自己的刻本。而且，似乎还是个定论。而因为是朝鲜版，过去的研究者也都没细看这本书。 1983年，韩锡铎在整理古籍时，仔细看了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时，本来要合上书了，可是，他眼睛的余光在封底看到了书牌记。书牌记，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这个书牌记，用的是中国明代正统的年号，也就是说它是依据中国明代的正统版编辑而成的。 他大为惊喜。 这个发现，意味着过去的所谓定论站不住脚了。《樊川文集夹注》现在不但有了，而且还是我国杜牧文集最早的刻本，比以前发现的正德刻本早了七十年。 韩锡铎对这本《樊川文集夹注》进一步进行研究。结果，他又发现了“新大陆” 过去，人们对杜牧诗注释的认识，只知道最早的是清代的冯集梧。可是，这本书的注释时却记载了南宋人无名氏作的注。而正是这个注释的引文的出现，在唐史研究中、在杨贵妃的研究中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 生动形象的“杨贵妃之死”的现场再现（小标题） 这位无名氏居然还在注释中引用了1000多字描写杨贵妃之死的材料。这也是过去从未见过的来自与唐朝相邻的宋朝的珍贵信息。 在卷二《华清宫三十韵》中，杜牧写道：“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在这一句的下面，无名氏做了注释，他引用了《翰府名谈》、《玄宗编遗录》中的一千余字，这段资料前所未见。文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杨贵妃之死前前后后的情形，玄宗的性格、高力士的性格、杨贵妃的性格全部凸现出来。 请看—— 玄宗一日坐朝，闻宫中奏霓裳曲，听之甚久，已而免首不适者。后刻朝起，愿近侍取笔，私书于殿柱，又命取纸副其上，意不欲人见也。高力士跪膝前请：“臣晨侍立帝右，帝听宫乐何圣颜不怡之甚也?又宸翰亲书后楹，副以外封，不使人见，臣窃惑之，是以敢有请也。”帝仰面长吁曰：“非汝所知也。”上谓力士曰：“朕所书殿柱，乃半月后当有叛者而志之也。朕早来听宫乐知之也。吾忧边臣之将叛，天下之将乱也。”力士曰：“日近台谏继有封章，言渔阳事，陛下尚未处置，岂非此乎?”上曰：“天下精兵所聚无如渔田，朕旦暮忧之，事以胶固，无计可解。”力士曰： “禄山吐蕃奴也，无奇谋远略，其所以叛者，臣知之矣。”上曰：“汝无再言，令人愤然不乐。”翌日，渔阳叛书至，帝及御前殿诏高力士护六宫，意留贵妃守宫。力士奏曰，‘陛下留贵妃消患乎?天下谓之如何也?”帝许贵妃从驾。由承天门西去。至马嵬，前锋不进，六师回合，侍卫周旋。帝欲揽辔，近侍奏曰：“帝且待之，恐生不测。’力士前曰：“外议籍籍，皆曰杨国忠久盗天机持国柄，结患边臣，几倾神器，至天步西游，蒙尘万里，皆国忠一门之所致也，是以六军不进。请图之。”俄顷，有持国忠首奏曰：“国忠谋叛，以军法诛之。’帝曰：‘国忠非叛也。”力士遽蹑帝足曰：“军情万变，不可有此言。”帝悟，顾左右曰：“国忠族矣。”不久，国忠弟妹少长皆为所杀。帝曰：“一门死矣，军尚不进，何为也?”力士奏曰：“军中皆言祸胎尚在行宫。”帝曰：“朕不惜一人以谢天下，但恐后世之切讥后宫也。”神卫军挥使侯元吉前奏：愿斩贵妃首悬之于大白旗以令诸军。帝怒叱元吉曰：“妃子后宫之贵人，位亚元后之尊，古者投鼠尚忌器，何必悬首而军中方知也，但令之死则可矣。”力士曰：“此西有古佛庙，诸军之历由路也，愿令妃予死其中，贵诸军知也。”帝曰：“汝引妃子从他路去，无使我见而悲戚也。’力士曰：‘陛下不见，左右不知，未为便也。愿陛下面赐妃子死，贵左右知而慰众军之心也。”帝可其奏。贵妃泣曰：“吾一门富贵倾天下，今以死谢又何恨也。”遽索朝服见帝曰：“夫上帝之尊，其势岂不能庇一妇人使之生乎！一门俱族而及臣妾，得无甚乎！且妾居处深宫，事陛下未尝有过失，外家事妾则不知也！” 帝曰；“万口一辞，牢不可破，国忠等虽死，军师犹未发备，子死以塞天下之谤。”妃子曰： 读罢这篇小文，唐玄宗的优柔寡断理胜于情、高力士的圆滑老练奸诈多谋、杨贵妃视死如归爱情至上，如影视一般清晰，真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白居易等人的遗憾，以及后世文学史家的幸运（小标题） 那么，这段文字的真实性如何呢？ 韩锡铎先生说：“这要分析《翰府名谈》、《玄宗编遗录》这两部书。” 《夹注》引用书，很少有两个书名并列引用的。上面这段引文将两个书名并列，可能是这段故事同时见于这两部书。按说，两部书内容不可能会完全一致。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应当以年代最早的书为主，这就是《玄宗编遗录》。 南宋的无名氏在做夹注时，一定是看见了陆贽的《玄宗编遗录》。陆贽生于公元754年，他两岁时，即公元756年发生了马嵬之变。那么，在他有记忆时，他应该听得到关于这场震惊全国的事变的讲述，甚至是现场目击者的讲述。 这些细节在以往的书中都没有记载，《夹注》的上述引文则作了相当的充实。推敲起来这些充实的细节也不是荒诞不经，而是合乎情理可信的。如果说这些细节陆贽确实曾作过描述的话，那末应该说是历史的真实。当然，要寻究其历史的绝对真实性，那还要做进一步考证。 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中国，千百年来，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以这个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几乎汗牛充栋，记载二人故事的稗官野史也几乎随处可见，甚至在正史中也有记载，比如《新唐书》、《旧唐书》。 《翰府名谈》《玄宗编遗录》记载杨玉环之死的上述文字，其史实轮廓与其他各种书的记载基本相同。但在细节上却是异常的丰富，比如杨玉环死前对李隆基说的一段话，还有她要求李隆基送她几步，还有缢而未死又再缢、拥顶罗上的泪痕皆若淡血等，则是其他各种书上所绝对没有的。最为细腻的描写李杨爱情的戏剧《长生殿》，还有以演义见称的《隋唐演义》，也都没有这些细节。 杨玉环与李隆基有多年的爱情生活，受到极其特殊的宠爱，她绝不仅仅是仰仗自己的天生丽质，而更多的还是智慧和情商。所以，一旦被迫走上绝路，在生离死别的关头，她绝不会是一般女人的哭哭啼啼，而一定是要有贵妃的不俗表现。在没有发现这些细节之前，历史学家、作家艺术家也只能是推测而已。 马嵬事变过去了五十年，白居易的《长恨歌》才问世。小陆贽18岁的生于公元772年的白居易，可能没有陆贽那样幸运，一来是年代毕竟太久了，二来朝廷对这个事件的封锁，所以，他只能写道“宛转蛾眉马前死”的模糊程度。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的遗憾，也不能不说是《长恨歌》的遗憾。和白居易一样，清代的剧作家洪升也没有看到这份珍贵资料，因此，他的剧本《长生殿》也和《长恨歌》一样存在着遗憾。 也就是说，从韩锡铎先生往后，文学艺术家再以杨贵妃、李隆基的爱情题材进行创作，那么创作自由空间就要比白居易、洪升等人大多了。这些细节将会有助于表现杨玉环的性格，更能展示她对李隆基有一腔深沉的爱。事实上，近年来一二部电视剧，就吸收了这些资料。 “如果要说价值，这些资料对文艺创作是起码的参照价值。它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将越来越显示出来。我的这一发现，经常被专家就者们引用。”韩锡铎老先生这样说。 谈到日本的杨贵妃墓，韩先生又一次笑了，他说：“我发现的这份资料说明了一切。如果一定要我评论，我作为中国的学者，我只能对他们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态度，说声谢谢。”(图为韩锡铎老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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