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零一中学副校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长期引领学生读书，关注学生的深度阅读和有效阅读。
■获奖理由
严寅贤是一位一直上着高中语文课的副校长。他不仅读过叶圣陶、苏霍姆林斯基等教育家的著作，还研究过脑原理，并在这些教育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阅读主张：“阅读、思考与表达必须同步进行。”
１０年前严寅贤就和同事们开展语文阅读实验，让学生在藏书达1.5万册的语文学习室读书、做读书摘抄、写读书笔记。同时编辑每周一期的《语文读写周报》，一版编印总量5000字左右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美文”，另一版要求学生紧扣所编印的文章写800字以上的“自由作文”。调入北京一零一中学至今，他仍和同事们继续坚持编印《语文读写周报》，学生们一边阅读一边写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实施新课程改革之后，面对课时紧张和新课程标准提高对学生课外阅读要求之间的矛盾，他和同事们组织学生开展“四一·一展”读书活动，即每学期在寒暑假之前布置任务，要求学生读一本书，在原著中进行从头至尾的点评，并写出不少于2000字的读书笔记，有效激活了学生的思考力以及思考之后的写作行为。在活动结束后集体展出学生的点评和读书笔记，邀请全体语文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参加反馈活动。借助这种形式，不仅老师和学生开阔了思路、倍受鼓舞，家长更是在展台前流连忘返，一些家长在留言簿上写道：“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会让智慧更丰富”、“用文化充实自己的心灵。”
严寅贤用科学的方式帮助学生真正实现了深度阅读和有效阅读。
■读书故事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我出生在美丽、清秀而宁静的苏州中部一个幸福的农民家庭。家父曾是家乡一带德高望重的私塾老先生，老人家戴着老花镜，轻声诵读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很好玩的一行大字下面两行小字的古书（后来知道叫“线装书”）时的形象，他学富五车的底蕴，都极大地激发了我的读书兴趣。由于家世的原因，我记得家里古代典籍收藏颇丰。我至今都能隐约回味，每逢南方梅雨时节过后，我的家人帮父亲在门口“晒书”（以防发霉、虫蛀）时的忙碌、温馨与快乐；回味从家里搬出来的“故纸堆”在初夏太阳下溢出的淡淡的“霉香”；回味趁晒书之机，我把三哥若干本高中作文本上用剩下的方格纸撕下来，组装成新的作文本时的心理满足。
在我读小学高年级和中学时，当时的红色经典，诸如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陈立德的《前驱》，李颉人的《大波》，以及《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红日》等，简直让我废寝忘食。此外，当年流行的大量的“小人书”也让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记忆中，当时买一本“小人书”，我满足与兴奋的程度，绝不亚于今日农村普通家庭的少年获得一台高档笔记本电脑。当年，父亲隔三岔五总能给个三五角钱，每当那时，我便会约几个小伙伴，买几本心仪已久的“小人书”一口气读完，然后就在小伙伴中间很神秘、很神圣地互借互传。要知道，在当时，买几本“小人书”也是一种奢侈的文化消费。
我“文革”期间参加工作，当时的读书条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我通过各种关系，读到不少“内部发行”的图书，《红楼梦》、《斯巴达克起义》等书就是我当年在“秘密状态”下读完的。
当时，我觉得最有意思、最有收获的就是抄报、抄书。先说抄报，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各大报纸纷纷恢复文学专栏，里面有很多在当时看来很抢眼的文学作品，诸如一些老牌作家创作的诗歌、散文等。那时既无条件复印，又不能剪报，于是，我就抄，我至今珍藏着七八本日记本，全都是手抄本。再说抄书。1977年—1979年，我有幸在山东滨州学院图书馆工作近３年，随后又考入这所学校的中文系，这是我一生中读书的黄金季节。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1-12卷，我简直如获至宝！莎翁剧作中许多气势如火山喷发般、激情如潮水汹涌般、哲理如大海深邃般的经典句子和文段，至今仍在我的手抄本里熠熠生辉。
当教师之后，是我读书的又一高峰期。不过，此时读书的范围有了战略性转移：文学作品读得少了，教育类图书、报刊明显地多了，家里的藏书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选购大量的工具书自不待言，一些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教育类、文化类、哲学类、历史类、艺术类图书大量、陆续地走上我的书架。初为人师的我，读完《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中学语文卷》，提笔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读叶老文集可以提高理论素养，读特级教师的宏论可以提高教学能力，二者相得益彰，岂不快哉！”
我不仅读，更热衷于积累，我至今积累的资料少说也有几千万字了。我把所有资料都进行了详尽的、分类明确又便于查阅的目录索引。同时，书读得多，忘得也快了。怎么办？好办，一是边读边作点评，二是在一些有价值的书的扉页前后增添若干张白纸，我戏称为“图书增肥工程”。凡读到精彩之处，立刻在新增的空白页上记下来，同时注明所记内容在书中的页码。这样一来，既便于温故知新，又利于写文章时随时、准确地引用，还可以加深阅读记忆。
同时，我也致力于在学校引领学生读书。在2008年开展的第二届“优秀读书成果展示活动”中，学生对著名作家梁衡的《觅渡》表现出浓厚兴趣，不少同学对全书作了很详细、深入的点评。我们将此事告诉梁衡先生，他即要求我们将学生点评的电子文档发给他。后来，在他出版的《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中，破例收入我校两位同学的点评。梁先生曾在《教材的力量》一文中深情回忆：“北京一零一中学的师生请我去与他们见面，他们兴奋地与我交流着对课文的理解。在小礼堂里，老师在台上问：‘同学们，谁手里有梁老师的书？’台下人手一本《觅渡》，高高举起，红红的一片。当时我眼睛一热，原来这已形成惯例，一开学，学生先到书店买一本《觅渡》。”
2009年年末，期末考试前，我到初一年级检查考场布置情况，发现每个教室都有一些书橱模样的小柜子。我问年级组长，她说是教室的书柜，然后她详细向我讲述了全年级学生的读书情况，让我大受感动。这种活动是年级组自行组织的，一直坚持到现在，效果非常好，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普遍欢迎，我当即表示非常感谢和欣赏。
我们每学期都要请当代著名作家来学校和学生面对面，让他们接受高端文化的熏陶，这在我校已成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