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东亚经济体”的文化解读

“日圆先生”榊原英资在一场论坛中表示，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从西方移向东方，全球经济版图大洗牌，15到20年内，中国大陆即可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他又认为，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与韩国等应整合为“东亚经济体”，而且由于同受中华文化浸淫，甚至可称为“汉字经济体”。他也建议，应设立共同的货币清算机制，发明以人民币为主体的“亚元”。 

　　台湾经济日报社论指出，有关“东亚经济体”及“亚元”之说，前已有之，但凸显汉字，并强调“汉字东亚经济体”的概念倒很新鲜，值得一评。 

　　首先，所谓“汉字经济体”的范围，严格地说，包括中国大陆、除韩国以外的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日本；但是，若不拘泥于“汉字”的形式，仅着重于中华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影响，则韩国甚至东南亚部分地区，例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亦可被包括在内；再广义一点，就是整个东亚了。 

　　其次，所谓“汉字”概念或“中华文化”概念，作为一个经济体的连系或基础或共同元素，有意义吗？意义又何在？ 

　　这就不能不谈到文化与经济、文明与国富之间的关系了。西方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在构思撰写他那本《国富论》时，以他的智慧，当不至于忽略掉除了市场机制及那一只看不见的手之外的一些其他的重要的“非经济因素”。人们很清楚，他甚至在《国富论》之前，就已经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了。但是，要论到凸显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最精采之作，无疑还是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最着称于世。 

　　韦伯的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新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等号关系。新教伦理是颠覆性的，它把人们长久以来“为生活而工作”的态度，彻底地扭转为“为工作而活”──工作成了一种天职，工作就是终极价值。于是，体现在新教伦理之外的行为，就是敬业、储蓄（累积资本）和广泛学习。 

　　韦伯的新教伦理的论点，首先就在近代西方的经济发展史中得到了印证。新教的诞生，是导源于16世纪使基督教一分为二（分成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改革。新教兴起之后，经济力量及财富就慢慢地从天主教国家（像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转移到那些信奉新教的国家（像英国、苏格兰、德国、荷兰等）。 

　　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论点，接着又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佐证。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以前，经济发展在西方国家的表现普遍优于东方国家。韦伯的著作与论点因此受到了更高的推崇。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及四小龙杰出的发展却开始挑战新教伦理的发展论。日本及四小龙的表现，证明即使没有新教伦理，也可以有快速的经济发展。 

　　是真的如此吗？现在看来，恐怕又有商榷余地了，主要就是榊原英资所谓的“汉字经济体”现象。相较于一般常用的“东亚经济体”的概念，“汉字”这两个字也许才真正点中了要害。东亚经济的快速崛兴，与其说更多地是由于“东亚”，不如说更多地是由于“汉字”──一种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图腾。 

　　仔细观察，新教伦理强调的努力工作、积极储蓄、认真学习，哪一种没出现在深受中华文明浸淫的东亚地区？如不以文害义，新教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与儒教儒理有着高度的同质性。 

　　“汉字经济体”概念的提出，看似无稽，其实却有深意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