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相关言论：薛福成认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1890相关言论：薛福成认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梁启超：薛福成著作乃“佳者也” 维新旗手梁启超对薛福成的论著推崇备至。梁曾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介绍说：“中国人所著言西事之书，所见者如曾惠敏之文集，薛叔耘之筹洋备议、四国曰记、海外文集，黎纯斋之文集，……皆佳者也。”将薛的许多著作列为近代中国“言西事之书”的佳作，号召国人认真阅读。 梁后开列《西学书目表附卷》中，更将薛福成的《筹洋备议》和《海外文编》二书，同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和《四上书记》置于同等地位，用于宣传维新。 黄遵宪：西方近代学术源自《墨子》 晚清维新名士黄遵宪早年出使日本，著有《日本国志》一书。黄在书中写道：“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认为西方政治、宗教、科技无不出自墨学：“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 撰写此书时，黄遵宪自称“余足迹未及欧洲。又不通其语言文字，未由考其详。”但1890年与薛福成同往欧洲，归国后其西学墨源论仍未改变。 薛福成：凡兹西学，实本东来 当年与郭嵩焘一同出洋的副使刘锡鸿曾得出西方文明乃中国“圣教”之果实的荒谬结论。薛福成出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不但西方工艺、数学等来自中国，连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在薛氏的“严密”考证下，成了中国的发明。薛氏最终得出了所有西学“莫不自中国开之”的结论。 这种行为，实是一种文明在另一种文明面前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后所致。不同的是，刘锡鸿得出了西方只学到“圣教”皮毛，中国无需向其学习，更无需改革的结论，薛福成以这种荒诞的方式重构了文化自信心之后，仍然坚持中国需要“变法”。

谭嗣同：薛福成乃洞彻洋务的楷模   薛福成的著作对晚清维新变法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谭嗣同即曾从薛福成的论著中得到许多启迪。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谭嗣同对薛福成早年关于日本必“为中国之大患”的告诫感慨万千。谭更将薛视为“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的楷模，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叹薛氏的思想转变： “郭筠仙侍郎归自泰西，拟西国于唐虞三代之盛，几为士论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抑扬太过，后身使四国，始叹斯言不诬。夫阅历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护前，不自讳过，复何难寤之有？即嗣同少时，何尝不随波逐流，弹抵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久之渐知怨艾……” 谭遂将薛氏出使四国日记视为了解西学、认识世界的入门之书。执教南学会期间，探氏即多次引用薛福成的论述以助讲学，譬如讲授《论中国情形危急》时，便直接引用了薛福成的观点，谭写道： “暹罗者，亦亚洲弱小之南国也；土地人民财赋，远不及中国，自从翻然变化，国势居然日盛。昔薛叔耘钦使日记中，已称为宇宙内第三等国。今其国君游历泰西各国，共倡实学，各国爱之重之，国势由此更见兴盛，且将升为第二等国矣。我中国以十八省之大，乃不能比一暹罗，其耻又何如也?” 薛福成对晚清维新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 钟叔河主编《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薛福成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