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为自己的“反教”行为作辩护
1897年,周汉在供词中如此陈述自己“反教”的思想基础:
“大清未定鼎中国以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称大清臣子。今我大清虽受各邻国侵欺,然一日未灭,我非大清臣子,何国之臣子哉?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万国万世所共恶;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尤万团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守自立哉!”
“各邻国之教,我不之知。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大清皇帝身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于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万国万世所应尊仰者也。此法不定,各邻国虽强虽大,何以自立自守哉。”
周汉将自己的“反教”行为与维护帝国的儒家意识形态(“忠义立国”)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清廷无法从正面对其进行批判,故而只能将他“被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