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教授
中国收入分配的制度性调整已开始
4亿5000万，100年基本没有增长，1959年增加到6亿多。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这10年却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大量农民进城变为工人，这是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以后人口继续增长，计划经济限制农民进城，过剩劳动力积压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农民进城做工但不解决户口，家属不能进城，数亿农民离土不离乡，劳动力成本被认为压低，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扩张，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现在农民工的待遇要全面改善，不仅是社会和政府关心的福利问题，本身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1997年城市农民工3900万，2005年13000万，2009年15000万。2004年沿海城市出现“民工荒“，农村劳务市场价格猛增，说明劳动力供给有不足迹象。近几年农村和中西部的发展了，许多农民就不出来打工。新一代农民工对生活和工资要求比较高，可利用手机谈判。各方面因素都决定了，农民工工资是要涨的。随着物价的上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资也要随之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是要逐年降低的，而工资和物价是要逐年上升的。在改善收入分配的时候，要注意宏观经济的平衡，关键是促进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真正改善，提高效率，以免陷入停滞膨胀的陷阱。
改革开放初期所遵循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原则，是针对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提出的，只具有阶段性意义。在市场经济基本确立以后，我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就必须把社会公平放在首位。所谓让少数人先富，带动大多数人后富，没有达到目的。我们低估了资本造就两极分化的力量，低估了资本与权力结合力量。先富者形成了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公平政策的出台，把改革变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两极分化，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原则，影响社会稳定，内需也不能启动。富人边际投资倾向高，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新增加的收人，富人用于投资，穷人用于消费。因此制度性地进行收入分配调整，就成为下一阶段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个税免征额调至3000元，即将出台的大范围涨工资方案，说明收入分配调整不限于再分配，且深入到初次分配。再分配是指对富人征收遗产税所得税，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扶助穷人，建设社会公共设施；还有一种办法是鼓励捐赠，捐赠者免税。初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强制规定工资水平，包括保障最低工资，全面提高工资标准，实际是把工资与物价挂钩，保障实际工资逐年提高，至少不降低，在物价快速上升的年代，往往被迫如此，这是政府直接干预企事业单位的微观行为。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政府对大多数低收入者让利，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这是改革深化的表现，从经济到社会，涉及全社会的利益格局调整。
，现在已有满意归宿。 问题在于30年以后问题的恶化。广州开发区有一家台湾商人开办电脑笔记本厂家，比手表具有上千倍增加值，但装配工的工资增加没有超过物价增加的幅度，就是说实际工资20年没有提高，增加的财富基本被发明者，技术管理人员和投资者所攫取。 这样的分配格局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上万装配工所做的仍是简单劳动，其熟练程度还不如装配手表，除非找不到装配工人，工资就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值得欣慰的是，电脑工厂比30年前的手表工厂多了上千名技术工人，他们是国内培养的大中专生，工资比农民工高一倍，但比起国际水平，差距还要大。这说明提高劳动者工资，其前提之一是提高其熟练程度，特别是提高技术水平。有人说，提高劳动工资会降低中国国际竞争力，这是把比较利益静态化得出的错误结论。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创新来提高的。中国不能停留在以简单劳动力的低工资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大学生比起农民工，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科技人员竞争力更强，因为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工大得多，工资收入比国际水平差距更大。关键在于我们要进行民族产业升级，才能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优势。我们在前一阶段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幻想长期依靠外国资本进行科技创新，依靠劳动密集型出口拉动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科技进步速度。无论在价值创造还是价值分配上，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的深层次原因。可做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对劳动者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能；二是尽快进行产业升级，使中国人参与更多的价值创造，这才能在价值的分配中得到更大的份额。民工荒是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客观基础 新自由主义一贯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市场调节。我们退一步讲即使政府不干预，市场供求关系也已出现有利于劳动者的转变。 前30年的低工资，劳动密集型出口战略是建立在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前提上的。人们没想到的是，60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30年来20%的出口增长，可消化4亿过剩农村劳动力。 1840年中国人口是4亿，1949年人口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才能提高工资
贫富差距是全球性的问题，原因及其复杂，必须采取综合对策，进行长期努力。限制腐败是第一要务。第二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技能。1985年我考察过蛇口三洋电子手表厂，数百名女工在电子手表装配线上拼命工作12---15小时；吃住条件很差，月收入包括加班的双工资在内不超过700元。长期批判资本主义的国内舆论，把它和《野麦岭》包身工联系起来。这一段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农村过剩人口毕竟变成了工人。蛇口工业区为农民工进行免费培训，相信这第一代走出山沟接受工业文明熏陶的年轻农民，现在已有满意归宿。
问题在于30年以后问题的恶化。广州开发区有一家台湾商人开办电脑笔记本厂家，比手表具有上千倍增加值，但装配工的工资增加没有超过物价增加的幅度，就是说实际工资20年没有提高，增加的财富基本被发明者，技术管理人员和投资者所攫取。
这样的分配格局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上万装配工所做的仍是简单劳动，其熟练程度还不如装配手表，除非找不到装配工人，工资就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值得欣慰的是，电脑工厂比30年前的手表工厂多了上千名技术工人，他们是国内培养的大中专生，工资比农民工高一倍，但比起国际水平，差距还要大。这说明提高劳动者工资，其前提之一是提高其熟练程度，特别是提高技术水平。
有人说，提高劳动工资会降低中国国际竞争力，这是把比较利益静态化得出的错误结论。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创新来提高的。中国不能停留在以简单劳动力的低工资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大学生比起农民工，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科技人员竞争力更强，因为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工大得多，工资收入比国际水平差距更大。关键在于我们要进行民族产业升级，才能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优势。
我们在前一阶段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幻想长期依靠外国资本进行科技创新，依靠劳动密集型出口拉动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科技进步速度。无论在价值创造还是价值分配上，我们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劳动者收入不能提高的深层次原因。
可做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对劳动者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能；二是尽快进行产业升级，使中国人参与更多的价值创造，这才能在价值的分配中得到更大的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