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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郁达夫的一生，入世是其生命际遇的主流，虽然他在一生的仕途上走得并不顺利，甚至痛恨做官带兵的，但在这同时他却又在极力的寻求和渴望入世为官。致使他产生这种矛盾的入世情怀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包括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的形成和取向问题以及个人的爱情婚姻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郁达夫 入世情怀 从仕做官，对于郁达夫来说本来就是不合适的，从他一生的入世经历便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之际，他为自己“呆立大风圈外”而空滴哑泪，因为欲要冲锋陷阵、为众舍身而不能，感到痛悔。他的出国求学，看似偶然，但据其自述：即使无此偶然，他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多少带有鲁迅式的走异路、逃异地，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志向与宏愿。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于1919年9月回国参加外交官与高等文官考试，试图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施展入世抱负。然而这一抱负也最终因名落孙山而告破产，郁达夫自从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失败之后，是最恨做官的人的，在日记中说“我平生最恨的是做官”，而后也屡屡在日记中要把“做官的”“带兵的”都杀尽了！但是从他之后的际遇来看，这些说法显然是极为矛盾的。后来他又联合朋辈，缔造文学社团创造社，积极投身“左联”，高张启蒙理性，提倡阶级斗争学说，而后因为“左翼”对其“冷淡”，而表现出对“左联”的疏离以及憎恶，1930年郁达夫致周作人两信中曾经这样说：“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无恶不作，弟与鲁迅，空被利用了一场，倒受了一层无形的损失……”。他还曾经南下广州，意欲投身革命，直到最后在民族战争中为国捐躯，舍身成仁。 郁达夫一方面因官场失利而痛恨官场，一方面又积极寻求入世，这一矛盾心态表现似乎让人颇为费解。可是，如果仔细了解了他当时所受中西方文化环境的影响，和与王映霞的爱情故事之后，相信就可以理解了。
 江南第一美女：王映霞
首先，作为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主动接受并推崇先进的西方文化，甚至为了寻求新思想而不惜漂流国外，并且要忍受着外国人对“弱小国民”的歧视与羞辱，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新思想的传播来从思想意识层面唤醒国民，达到推翻腐朽统治、救国强兵的效果。作为最早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第一批人，他们因此有着不可推卸的时代重任。而郁达夫身为其中的一份子，自然免不了也要全力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其次，虽然郁达夫是以一个新时期的接受和推崇西方启蒙思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但是骨子里却有着极深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伦理意识，尤其入世情怀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本土文化的伦理原则最早化入郁达夫的理性生命。他是沿习士大夫的正规渠道，从书塾开始传统文化的发蒙的。他进入书塾的方式带有严格的宗教仪式的意味。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我的初上书塾去念书的年龄，却说不清楚了，大约总在七八岁的样子……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我开笔的。我跟着他上了香，对孔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立起来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子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第二年的春天，我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摆着身体，成了那册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了。”宗教仪式般的肃穆、虔诚、神圣给予幼年郁达夫的，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本土文化的敬畏感和神秘感，他就在这样的感觉中去亲近和拥有了自己的文化血脉。可以说郁达夫“一开始就被纳入了传统士大夫的培养轨道”，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本土文化最先契入其文化心理结构。儒家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它既是政治伦理，又是生活伦理；既关心王道历史，又关注君子人格。这样，由于这种政治伦理的影响，出于对王道历史的关心，使得郁达夫错踏在了仕途的道路上，继而一再的不肯回头，直至舍身取义。以上两点便是当时社会的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价值形成的主导因素。 如果说以上的两种因素是造就出郁达夫入世心态的客观因素的话，那么他与王映霞的爱情便可以成为郁达夫寻求入世为官的主观因素了。 1927年1月14 日，郁达夫在上海尚贤里孙百刚家中遇见了王映霞。从郁达夫的日记看，郁达夫是从遇见她的当天就爱上了她。几乎可以说，郁达夫是遇见了王映霞才改变了自己的后半生的。至少，如果没有王映霞，郁达夫不会离开上海去杭州居住，以及在抗战中离开祖国去南洋。郁达夫甚至为了能够和王映霞结成为合法的夫妻关系，而不惜站在郁氏家族的对立面，也要与原配妻子孙荃离婚，当然因为家族的原因并没能成为现实，这一点和鲁迅倒是十分的相似。郁达夫认识王映霞两个月，有一日在见过王映霞后，在日记中记到：“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比阿特丽斯公主，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孙女、安德鲁王子和前妻约克公爵夫人莎拉·弗格森的长女，在英国王位继承人顺序中排名第5，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未嫁公主”）。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这里郁达夫把王映霞比作是自己的纯洁的“世界上最美丽的未嫁公主”，足可见他对于王映霞的深挚爱情，为了这份感情，说郁达夫为之郁结终身也不为过。 郁达夫爱王映霞，但是他的爱却有着极强的独占欲望，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而王映霞作为当时一个有名的交际花，非常喜欢结交上流社会的高层和名人，其中不乏许多异性的仰慕者，而且还与他们常有接触，因为这个原因，让郁达夫这个敏感多疑的痴情人陷入了纠结之中。比如在1935年，戴笠去杭州郁达夫家，就是只为慕名去接近王映霞。戴笠在杭州对王映霞说过可以请她游福建，但郁达夫觉察到戴笠之不良用心，因此便坚决阻止。又如1938年1月郁达夫离闽回丽水，王映霞拒绝“同房”却“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7月在武汉，又“在屋角捡得遗落之许君寄来的情书三封”两事件，使得深爱王映霞而又生性敏感的郁达夫感到极度不安和痛苦，这里的“许君”是指许绍棣。当年在杭州艺专任过教授的刘开渠曾说，王映霞当时“系杭州三美之一，所来往者都系有汽车阶级的阔太太老爷们，当然虚荣心也就愈涨愈高了。”郁达夫也在《毁家诗纪》中屡屡说：“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姬(指王映霞)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的荣名，每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于以取乐”。从郁达夫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王映霞对郁达夫在行政上的要求是极高的。 在这里，不论是许绍棣，还是戴笠，在当时的社会都是名望与地位颇高的人物。基于对这两个人物的不满，使郁达夫更加痛恨做官的人。同时，为了迎合王映霞的要求，并且向王映霞证明自己并非不能够做官，而又极力寻求和渴望入世为官的心态便可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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