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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旁边的人全乐了：既然是“哄寡妇”，还持刀干什么？持刀就变性质了，摆明了是犯罪，还用哄吗？问得好！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宋代的寡妇与其他时代的寡妇有哪些不同。 在我们的固有思维里，古代寡妇是一个极为弱势的群体，身上背负着社会歧视与家族压迫的双重枷锁，嫁不得人，涉不得性，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实际上，这种情形只是明清两朝延续下来并影响至今的。宋代的寡妇完全不是这回事，她们牛得很。 在宋代，寡妇改嫁是不成问题的，政府对婚姻的管理相对比较宽容。 结婚就不说了，只要男女双方你情我愿，父母不反对，又符合三媒六证的宗法礼仪，这就成了；在离婚方面，朝廷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过不下去了，那就离吧。离异女子与寡妇的定义不同，但在独身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在涉及男女情事上几乎完全一致。离异女子可以再嫁，寡妇同样可以再嫁，且有宋刑律未作任何约束。 我们说，一个社会阶层的地位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在经济上是否独立，这很关键，当某群体无法解决生存问题时，他们还能要求什么？一个乞丐跟人要个馒头吃，顺便还提出要酒喝，显然属于奢求了，别人通常不会予以满足。 宋代的寡妇之所以牛得很，正是因为她们在经济上的基本独立。 宋代法律规定：妻子从娘家带来的陪嫁财产、及婚后得自娘家、及自己陪嫁财产的增值部分，改嫁时可以带走，未改嫁时亦可归自己自由支配。 另外，《丧葬令》还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即丈夫遗产，除丧葬费用外，其余根据遗嘱分配，没有遗嘱的，一般亦归寡妇所有。 这两条法律对寡妇极其重要，有娘家的嫁妆做后盾，有丈夫的遗产为资本，使得她们有条件成为一方“富婆”，比起没有经济大权、命运掌握在家族长者手里的明清寡妇，无疑是有一定地位和话语权的。 在社交领域，宋代的寡妇亦比较自由。 她们可以走出家门，参加田间地头的劳动，与邻里街坊把酒聊天，甚至还可以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游园祭祀活动。这就为她们寻找人生另一半创造了条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梦梁录》，里面有着详细的记载。也就是说，宋代寡妇在具备经济独立的条件下，有自由恋爱的可能。 面对这么牛气的寡妇，持刀入室的歹徒，焉能不心里直打嗝？ 一方面，手里持刀，不见得就能让寡妇就范，若不就范，势必有一场搏斗，闹出动静来，后果很严重；另一方面，单凭说几句好听的话，哄一哄，寡妇也不见得就会迷失自我。在正常情况下，她们不缺少与异性交往的机会，身边好男人或许多得是，荷尔蒙蒙不住她们。所以，宋代的歹徒大概是学乖了，对付寡妇得做两手准备，软硬兼施，方能奏效。 但也不能高兴太早，因为歹徒毕竟持刀了，刀是凶器，是实施犯罪行为的最主要物证，即使寡妇后来同意了歹徒的性侵犯，宋代的法律依然要追究歹徒的刑事责任：国家要保护寡妇的正当权益，包括性权益。如果歹徒手里拿的是玫瑰花，那就没事了，而且歹徒的称呼也要改一改。 查过不少宋代的资料，就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案例，不过，读宋人邢居实的《拊掌录》，里面确实提到了这个事情。说是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以助兴，要求每人作的令必须跟刑律有关，而且罪在徒刑以上。其中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他慢条斯理地说：“酒黏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一听，大惑不解，问他为何令中没有犯罪内容，他说：“到了这种时候，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 从这个记录里，我们可以发现，持刀哄寡妇，在宋代是异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居然与“索马里海盗”一般了，且还与黑夜杀人相提并论。而欧阳修等人皆为朝廷命官，律法是必修课，亦不会缺乏审案子的经历，能在游戏中作为谈资随口道来，足见这种犯罪乃是常规犯罪行为，至少不少什么大新闻了。 对照《宋刑统》的条款，持刀哄寡妇，类似于暴力强奸，确实该判徒刑：“徒三年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先役后决。”和现在的劳改服刑犯差不多，只多了一点，期满后，还要再打二十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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