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人物结构关系分析----以田小娥为例 [原]默认分类 2006-05-28  摘要 女性描写是文学探测人性深度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特别向人们展示出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时期的真实处境。 田小娥，这个白鹿原家族变迁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人与白鹿原上的两代男人之间的纠葛，使之最终成为了性与欲望的指涉，但田小娥人物形象的内涵并不止于此。在人性上，在宗法制度上，在文化上，田小娥是一个牺牲品。 关键词：人物 结构 关系 田小娥 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描写始终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不仅由于女性作为人类重要的组成部分，女性描写是文学探测人性深度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由于女性的解放是衡量现代社会进步的尺度，女性描写也特别向人们展示出一个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换时期的真实处境，当然在一定程度，那也是女性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 小说《白鹿原》开宗明义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表现了渭河平原上白鹿两家的变迁史。作品中与白鹿两姓家族的争斗都发生密切联系的是田小娥：与黑娃相恋成家而进入白鹿原，“风搅雪”的农民运动失败后，她转向鹿子霖的怀抱，又受鹿子霖的唆使与白孝文鬼混，后赤条条的在祠堂前和白孝文被白嘉轩毒打，最后被鹿三用梭标从背后杀死，死后化为瘟疫为祸乡里，被白嘉轩用砖塔镇住等等。 纵观田小娥的一生，她固然有被生活逼迫无奈的一面，而这一点却也被本文环绕她的大量的性描写所冲淡，她的感情线索已被性的快感分割的七零八落。于是，这个在家族变迁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人最终成为性与欲望的指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成为了女人“水性杨花”的注脚，因为最终决定女人命运的是性的欲望，与决定男人命运的政治角逐和历史上的功败垂成完全不同。本文拟从田小娥与《白鹿原》作品中的最为主要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来分析《白鹿原》小说的人物结构关系，以此来进一步分析田小娥人物形象的深层内涵。 一 田小娥与白鹿原上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都有着很明显和直接的关系：她和郭举人、鹿兆谦（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关系是最直接最赤裸裸的性的关系;与鹿三是翁媳关系，但却死在鹿三的梭镖之下；所有的恩怨纠葛又都是白嘉轩而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是耐人寻味。通观这一结构，把握住田小娥的人物形象意义就会较为系统的把握住文中主要男人形象的概况 二 田小娥与鹿黑娃. 我认为，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颇具有撒旦意味。 田小娥与黑娃的结合是贫瘠土壤上开出的一朵绚烂的人性之花。他俩的结合首先并不是起始于情爱，而是性的饥渴，在性的交媾与满足中才最终产生了两厢情愿的感情。田小娥对于黑娃的诱惑虽说是一种肉欲的放纵，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她并不是纯粹为性欲而性欲，而是为了有一个真实男人，有一个地道的家。所以，当她被前夫休掉，又被她父亲所不耻时，她就义无返顾地跟随黑娃来到了白鹿原。黑娃一意要与田小娥结合的举动震撼了白鹿原。初始是得不到父亲鹿三的体谅，被迫放逐到村外田野上的一孔破窑里栖身；继而又被白嘉轩拒之于宗族祠堂门外，亦即拒之于白鹿原正统的礼义符号秩序之外，成了较为典型的游民。 在这里，我们讨论田小峨就需要关注一下把她带到白鹿原的鹿黑娃。如果我们将上述黑娃的叙述学流程所承担的角色依次排出并列出在担当这个角色时期他的附属女人的话，是：长工（田小娥），家长（田小娥），农协主任（田小娥），警卫（田小娥），土匪（黑、白玫瑰），营长（高玉凤），副县长。结合本文我们可以分析出这样的内容：田小娥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她想要的就是一个真实的男人和一个稳定的家，而这又与鹿黑娃的前两个角色的行动元的内在要求（稳定）相一致，所以她不顾礼俗，义无返顾的和鹿黑娃走到了一起。假若没有后来的鹿黑娃烧粮台，闹农协，农协失败参军，军队理想破灭当土匪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话，田小娥会很安分的和鹿黑娃生活在那个简陋的土窑里。也许在我们的印象里，田小娥至多就是一个乐于床第之欢，但仍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田小娥在本质上是很淫荡，但这表现在自家男人面前，并无坏的影响；但可悲的是她表现成了放荡。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鹿黑娃的人生理想的改变，他又萌生了童年时的“冰糖”理想，这与田小娥的人生理想背道而驰。“黑娃哥呀，要是不闹农协，咱们像先前那样安安宁宁过日子，吃糠咽菜我都高兴。……”①但是作为那个时代下的女人，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黑娃离自己越来越远。当黑娃落难，她还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包括被鹿子霖蹂躏来挽救她，在她的眼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她的名节，而是她的亲蛋蛋黑娃，尽管她已经“越礼”。但是田小娥这一形象在文本语义结构上已经成为负面的东西，被人否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田小娥与黑娃一样，本可成为传统礼义符号秩序的坚定叛逆者，作者本可凭藉她的不幸遭遇向人们暗示某种令人寒冽的忧思。但是，作者却让这种富有强烈人文批判精神的文本结构失之交臂，田小娥的遭际不仅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在文本中成了非正义与非道德的象征，白鹿原指斥她与黑娃的结合也就成了一种符合礼义规范的合理性必然。这种貌似合理性的指斥一直流贯在文本中。譬如，黑娃第二次婚娶后，面对眼前知书达理柔弱温驯的新婚妻子高玉凤，他不仅没有回想起与小娥交媾时的那种酣畅淋漓的生命激情，反而懊悔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并使他陷入自责之地。这一细节具有多重意味，但最基本的一层在于表达叙述者对于田小娥的厌倦与否定。 三 田小娥与鹿子霖 田小娥和鹿子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打击白嘉轩上。 鹿子霖是白鹿原上唯一可在地位、财产、声望上与白嘉轩相抗衡的人物。他的自私自利、好色贪财、作恶多端、无赖痞气，都可以从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他先是不让黑娃带着私奔的田小娥回村居住，尔后是乘人之危对田小娥的性占有，接着是纵容田小娥“扒下白孝文的裤子”来给白嘉轩以致命的打击。 鹿子霖既是宗法家族制度和思想的维护者，又是它的破坏者。作为勺勺客的后代，他始终牢记“让人伺候你才算荣宗耀祖”的祖训，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根据白鹿两姓创始人的决定，他无缘充任白鹿家族族长，强烈的忌妒心推动他千方百计另寻途径以压倒白嘉轩。小说紧紧抓住他的这一隐蔽的思想动机写他怎样在修祠堂办学修围墙中大显身手而博得村民的赞赏，怎样策划田小娥勾引白孝文给白嘉轩以精神上的打击，怎样在白嘉轩惩罚白孝文，拒绝为田小娥修庙等事件中向白嘉轩长跪不起，既收买人心又使白嘉轩难堪，怎样几次三番投靠田福贤，利用机会中饱私囊。他阴险狡诈又为人平易随和，他贪得无厌却又常常解囊助公。作恶一世的鹿子霖，晚年却陷入了疯痴的病态，这种天报应式的描述给其命运结局蒙上了的凄凉色彩。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田小娥开始为救黑娃被霸占，继而为报仇甘愿沉沦，和鹿子霖走到了一起，成为了鹿子霖自己解决兽欲的性工具和进攻白嘉轩的性武器；但田小娥也有自己的意识，并没有从复仇得逞中得到乐趣，还有一点良知，她陷入了一种自责与内疚。她对鹿子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烦，尿了鹿子霖一脸的尿，这是本文中最为充满讽刺意味的痛快之笔。 四 田小娥与白孝文 田小娥与白孝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白孝文的堕落上。 田小娥引诱白孝文目的只是报仇，打击白嘉轩。她并没有想到白孝文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从她装做拾柴眺望村口，到后来教白孝文吸食鸦片。她的本意是要减轻白孝文的痛苦，却使他在欲望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在白孝文被逐出家门，与白嘉轩分家另过到白孝文讨饭，在野地坐待野狗分尸这段时间里，田小娥和白孝文是有爱的，但是这种爱是一种病态的爱情。两个人同时被白鹿原遗弃，拒绝，田小娥的破土窑成为了两个“天涯沦落人”的乐土，在这里没有苦恼，没有荣耀，有的只是性欲的放纵。黑娃后来被白孝文设计冤杀，与田小娥的死亡关系不能说不大。 白孝文的堕落是封建文化的糟粕对人本性的腐蚀而导致的美质的泯灭与恶质的浮泛。他曾是白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继承人，知书达礼，非礼勿亲，俨然一副继任族长的派头。但在田小娥的诱骗下，他致糟糠之妻于不顾，嗜毒偷欢，败落家业，沦为乞丐。他堕落了。堕落后他又甘于堕落，尽管不无丑恶，但对他来说，他失去的是封建宗法文化给予的全部脸面，得到的是纵欲中的个人生命欲望的勃兴；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精神自由。他与田小娥事发前和事发后的“不行”与“行”，深刻地喻示着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灵魂的桎梏。他后来的命运也是不测的历史留给人们的深思。 五 田小娥与白嘉轩 田小娥和白嘉轩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上。 族长白嘉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全部复杂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一方面是个“仁义”长者，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宗法文化的维护者。宗法文化首先体现在他的婚恋与性爱观上。作品一开篇写道：“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白嘉轩的雄健的性爱追求，其实不然，事实上，前六个女人给他留下的只是痛苦的记忆，因为从宗法制的角度来看，结婚只是传宗接代与建家立业的环节，而这六个女人都未为他留下一男半女，并且花掉了他的大半家产。娶下第七个妻子仙草后，相处日渐融洽，原因在于她为他生了三个儿子，起了传宗接代的作用，又带来罂粟种子，起到了振兴家业的效能。然而，这个给他带来人财两旺的女人在他心目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女人作为“人”在白嘉轩意识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他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发泄的对象以及做事时的帮手而已。（这一点在他为白孝文兄弟张罗婚事可以证实。）作为两性相悦的情爱在白嘉轩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可以说，宗法文化的禁欲主义已经深入到白嘉轩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的主观的内在的道德要求。于是他不但自己去严格遵守，而且竭力维护宗法观念，严厉惩治违背宗法制的叛逆者。他看不惯儿子与儿媳妇的过分缠绵，教唆儿子使出“炕上的那一点豪情”不要“贪色”，认为小娥是“不会居家过日子”的“灾星”。 白嘉轩心中有一座无形的塔，这座塔压抑着他自己；同时他自身又是一座塔，这座塔立得很正，有棱有角，以其超稳定的结构树立在族人心中并对族人构成一种文化压迫。 封建宗法文化强化了宗族的观念，而宗族的观念又延展了宗法的概念。田小娥与白嘉轩的关系正是体现在反宗法文化和宗法文化的斗争上。他们之间交锋有如下几次：第一次就是“入祠堂”。。田小娥从郭举人家逃出来后就应该知道她入不了白鹿两家的祠堂，但她还是满怀希望的和黑娃来到了白鹿原。她的希望是黑娃能和她过日子。白嘉轩用的手段是：诱之以利。“你不要操心丢开她寻不下媳妇。你只管丢开她。你的媳妇我包了，连订带娶全由叔给你包了。”②但可喜的是她的黑娃没辜负她，安心的和她在破窑里过日月。第二次是“祠堂挨刺”。田小娥为了给黑娃免罪，不惜被鹿子霖霸占，后被性骚扰的白狗蛋撞见。鹿子霖为免丢丑，舍军保将，把田小娥与白狗蛋供出绑在祠堂槐树上用刺刑。这个情节加深了田小娥与白嘉轩的矛盾，使田小娥彻底的沦为了鹿子霖的手枪和弓箭。第三次是：“抹孝文裤子”。这次她彻彻底底的打了一场胜仗，在精神上沉重的打击了白嘉轩。“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到了”③这应该说是田小娥和白嘉轩关系的最高潮，白嘉轩内心的崩溃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这场战争，田小娥没有得到愉悦，而是内疚。也恰恰是这次事后的种种后果带来了自己的灭亡。塔庙之战是田小娥和白嘉轩的最后一战。田小娥冤死后化为一场大瘟疫，为剪除瘟疫，在给田小娥建塔镇压还是建庙供奉上，白嘉轩及其支持者们坚定的采用前者，田小娥败在了宗法制度的面前。 田小娥显然是白嘉轩所憧憬的乡村牧歌中的不和谐音，是威胁祠堂戒律与道德准则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任何出自本文对白嘉轩精神的褒扬，都可以说是对田小娥的贬抑。因为作为秩序化与反秩序化的两种象征，他们注定会成为对立的双方 尽管白嘉轩以“仁义”支撑着的腰杆挺得很直，但他所维护的祠堂却摇摇欲坠，这是白嘉轩的悲剧，是传统封建文化的悲剧，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砖塔所压迫的只能是死去的小娥儿，活着的最终是要摆脱精神的“砖塔”，走向人性的辉煌的。 六 田小娥与鹿三 在《白鹿原》中，鬼魂附体这种神秘、异常的现象，成功而集中地体现在鹿三身上。陈忠实把这一神秘现象发生的心理过程，揭示得非常充分，即把鹿三杀死小娥以后的不安、惊恐的复杂心理写得真实而细致。这样，就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公公刃杀儿媳的这一悲剧事件所包含的文化及人性内涵的深思方面来了。另外，小娥的“鬼魂”依附到鹿三身上，也反讽性地替小娥鸣了冤，或者说，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构成了人物间的一种强烈的冲突关系，并使冲突的力量间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 按理说，鹿三是最不可能杀小娥的，因为他是那样善良、那样忠厚，但鹿三又是最有可能杀小娥的人，因为他是那样爱面子，那么自尊，对他的主人白嘉轩所垂范的仁义道德是那么推崇。另外，鹿三性格中，其实也有极为粗豪、勇武、或者说冷硬、凶悍的一面，他在闹交农中的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以至于在交农取得胜利以后，白嘉轩在门口迎接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小娥在鹿三看来，是“烂货”、“婊子”、“祸害”，是断送了儿子前程的祸根，败坏了他家门风的荡妇，最主要的，是这个烂女人竟然把白嘉轩的接班人白孝文也拉下水，这是最让鹿三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觉得惭愧和愤怒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点，才最终促使他下了杀人的决心。他杀小娥前，最需要充分的心理勇气的，于是他想象着自己那年“交农”的情景，“他领着众人进逼县府又被五花大绑着投进县牢，没有后悔也没有害怕过。鹿三心里说：我要做成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了，去杀一个婊子去除一个祸害。”然而，尽管鹿三残杀一个“婊子”的行为，在白鹿村获得了普遍的道德支持，因为无论大人小孩“没有一个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但“鹿三完成了这个人人称快的壮举却陷入忧郁”，而且，这忧郁是回到马号以后就开始了的。他从水缸中看到小娥惊诧凄怆的眼睛。他的耳边想起小娥临死时那声“啊……大啊……”的声音。这个声音总是在他耳边想起。在他睡觉、干活、吃饭、甚至与别人聊天的时候，这个声音都会突然冒出来，并进一步把他“陷入无法排解的忧郁之中……在他把真相告诉前来找白嘉轩问罪的黑娃以后，他的忧郁也暂得到了“超脱”。④ 但作者反复交待鹿三在任何场合都产生对小娥临死那一声呼喊声的幻听这一细节，等于已经为情况的进一步恶化，提供了充分的情节推激因素和必然的逻辑关联因素。白嘉轩的妻子仙草在瘟疫中患病，进入弥留状态，出现幻视状况，说她看到被刺伤的小娥，来给她看自己的伤口。这个细切更是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这一个信息：一个屈死的冤魂，已开始了申冤和复仇的行动。她终于以令人毛骨耸然的方式缠住了鹿三，并借他的嘴来讲自己的话。小娥“通串”到鹿三身上以后所说的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己的冤屈进行辩白，另一类是对白嘉轩进行揶揄、嘲弄和威胁。前一类话是针对鹿三的：“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过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过旁人的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有搡截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哈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这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⑤这段话，其实是鹿三杀人以后，处于极度不安、痛苦的状态中会经常想到的问题。这段话具有两功能：一方面，它显然传达出了小娥真实的声音，说明了小娥其实不仅与人无害，而且值得同情，她是无辜的。她的惨死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话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田小娥，并进而从同情的角度，反思给她造成不幸的深层原因。这段话的另一个功能，是它以一种他者的话语，显示了鹿三的深在的意识活动，也就是说，这些从他者角度讲出来的话，其实可能正是鹿三心中曾经想过的、至少也是他应该想的，否则，我们就没法理解决定于他的内在心理活动的鬼魂附体这一复杂现象。因此，这段话正像A.C.布拉德雷在谈到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超自然的因素”时所说的那样“它对于已经出现并在发生影响的内心活动给予一种确认，并且提供一种明晰的形式”。⑥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小说家把两种声音包纳汇通在一起的双重话语。从小说修辞的角度看，它显示了陈忠实过人的才华，也可以见出他对人物复杂的深层心理活动的准确把握和成功表现。 小娥借鹿三之口讲的另一类话，是对白嘉轩、甚至整个的白鹿原社会表达她的愤怒、嘲弄和复仇愿望的：“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族长老先生给我待候饭食哩！族长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哩。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我是个啥人嘛族长？我是个婊子是个烂婆娘！族长你给婊子烂婆娘端饭送食儿，你不嫌委窝了你的高贵身份吗……”⑦这段话里有对白鹿原人辱骂她的话语的讽拟，有对白嘉轩的直接嘲讽；作者拟声模态，惟妙惟肖，既是个性化的口语，又极具戏剧语言的那种内在的冲突性和争辩气氛。总之，在小说的第二十五章中的类似话语，成功地营造出了神秘和恐惧的氛围，又蕴含了丰饶的意义内涵，从而使这一章成为《白鹿原》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持久影响的章节之一，也为整个《白鹿原》增加了一个让人含茹吐弃的迷离的事象层面。 《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这一形象的塑造，从她的偷情和淫乱中，读者看到的恰恰是封建男权中心文化假以礼教的名义“吃人”的具体情景。在作家如此“撕开来写”的努力中，才活生生地展示了民间弱女子未能跻身贞洁牌坊的那一类所扮演的悲剧角色。田小娥是寒窑中的“潘金莲”，不是寒窑中的王宝钏。然而表象上的圣洁所掩藏的悲剧与表象上的淫乱所掩藏的悲剧，却有其惊人的一致之处，这就是女性失去主体自我的悲剧，无论是性压抑，还是性放纵，都不能真正拥有那份属于人的幸福。 陈忠实说：“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 ⑧这些特有文化心理结构使得“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⑨这样，妇女、社会、时代、文化、心理、悲剧等因素被陈忠实痛切地在扭结在一起，成为他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中华文化，解剖中国历史与社会及其民族命运的支撑点。 我们通览白鹿原不得不佩服作者陈忠实对人物关系把握的精确到位。陈忠实通过田小娥写出一个民族文化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人的历史，写出礼教吃人的悲剧境遇，再举反封建的大旗。我们通过把握田小娥的一生，通过对家族史变迁的系统关照，就可以在历史的痼疾与现实的谬误中，反思百年历史，反思中华文化，思考民族命运，即再启蒙；进而透示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征程尚远。这既是《白鹿原》的核心思想，也是白鹿原的立意之本，更是《白鹿原》撼人心魄之所在。 历史是一部复杂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历史；民族灵魂是一部充满奥秘的大书，《白鹿原》是一部诗化的民族灵魂画卷。“中国人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我们的汉民族，几千年来读着一本大书……所有人接受的是一个老师的关于修身做人关于治国安邦的教诲。” ⑩这本大书必然渗入民族灵魂的深处，构成民族灵魂的全部复杂性——优越性与劣根性，精华与糟粕，文化精魂与历史积淀……。面对复杂的民族灵魂，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摒弃与超越，《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参考文献： ①引自陈忠实著《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北京第二版，2002年8月北京第12次印刷，第15章第247页。（以下版本同）。 ②引自第10章第148页。 ③引自第17章第292页。 ④以上引自第17章第347-349页 ⑤引自第25章第461页 ⑥引自第17章第292页 ⑦引自第25章第460页 ⑧引自《我说关中人》，《陈忠实文集》（5），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2—393页。 ⑨引自《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陈忠实文集》（5），第431页。 ⑩引自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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