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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大”到底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阿里山图书馆 2011-05-21
党的“一大”到底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党小组派出的12名代表(另有一名陈独秀个人代表)及2名国际代表聚集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中国共产党诞生。

  众所周知,每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不过“纪念日”不等于“诞生日”。标志着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哪一天召开,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清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解放思想,研究人员经考证认定“一大”召开时间是7月23日。现在国内的 “七一”纪念依旧,不过正式的党史资料中已说明这只是个象征性的日期。

  毛泽东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却未说是“诞生日”

  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准确时间,在1938年以前并无一致意见。这是由于建党本身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并非像人的婴儿那样有一个从母体中诞生出来的准确日子。
  1938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内和苏联的一些书中曾说党诞生于1920年。这一年2月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最早议定了应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即人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间上海最早成立了一个小组,此后北京、广州、济南、武汉和湖南也相继建立了小组。当时,这些组织的名称就是“共产党”,不过全国还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和党纲。
  根据分散在国内各城市及旅日、旅法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小组(总共有50余名成员)的要求,以及共产国际的意见,1921年夏正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各地派出了12名代表,加上陈独秀个人的代表包惠僧,于7月间在上海秘密聚集,共产国际也派来两名代表。通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最早的党纲,中央建立了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就此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早期党员大都牺牲或脱党,早期文献在国内也多未保存下来。党中央结束长征时,只剩经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铁箱子文件,其中并无“一大”的材料。1937年中央进入延安后环境稳定,加上需要在全国扩大影响并凝聚全党,1938年春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并将“ 一大”召开定为党的正式诞生日。
  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其他代表除四人亡故外,张国焘已叛逃,陈潭秋还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在国民党中任高官,难以广泛征询意见。毛泽东、董必武均无当年的文字材料,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会,于是二人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应该说,这句话中的用语还是慎重的,只认为这天是“纪念日”。

  1980年以前曾长期把纪念日当成诞生日

  中共中央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后,从陕甘宁边区到各解放区每年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一些宣传材料的撰写者想当然地理解毛泽东的话,把“纪念日”写成了“诞生日”并相沿成习。直至1980年以前,国内史书中都将“一大”写成1921年7月1日召开。
  解放初期,一些领导人曾做过“一大”考察工作。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成立了工作组,为此把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释放出来,让她帮助寻找当年陪同丈夫至“一大”会场时去过的房子。工作组又找到布置过会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印证,终于认定了“一大”的会址,不过历史当事者对“一大”召开时间多未能讲清。
  在50年代,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 一大”于暑假期间召开,因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脱身,国内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
  1957年,苏共中央把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移交北京,其中有“一大”的重要线索。可惜的是,这一年反右运动后国内日益缺乏民主研究的气氛,党史界鉴于中央已确定“七一”是建党日(其实未准确理解毛泽东的用词是“纪念日 ”),便没有人再认真考证准确日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一件情杀案判定“一大”召开日

  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拨乱反正,对党史问题也开始了全面科研。翌年在中央党校集中了一批史学工作者,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的小组负责考证中共“一大”的具体情况。
  研究人员首先查阅了包括与会代表及其当时家属的回忆,大致肯定“一大”召开日期在7月下旬。苏联移交来的档案中对“一大”召开日期说法有着差异,两份材料说是7月23日:其一是“一大”的武汉代表陈潭秋(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二是当时的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这两人都与“一大”有直接关系,说法最为可信,不过需要国内材料佐证。
  当事人回忆和国际代表的报告,都称会议在上海开了八天。最后一天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投奔国民党又当过汉奸,为人所不齿,不过其回忆录还可参考。这两人的回忆中都说,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研究人员查找当年的报纸,果然在 1921年8月初的《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系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由此可见陈潭秋与国际代表所说的“一大”召开日期是正确的。
  有关“一大”召开日期的研究成果于1980年上报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大加称赞,中央书记处还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考虑到几十年来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确定“七一”为“纪念日”,中央最后决定还是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党的诞生日写为7月23日。

  历史从来是今天的一面镜子,以求实的态度对待以往的事件,才能培养现实工作中的科学态度。通过对中共“一大”历史情况的查证,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实事求是精神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进步,也能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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