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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第一章）1
第一章：“理想”与“世俗”：钗黛性格的B面 题曰： 双美争妍二百春，再笔情缘话浅深。 蘅芷清芬谁堪识？洞天别有烈性真。 凡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一定会感到，这是一部博大精深又纷繁复杂，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说清的奇书。书中有太多的未解之谜，尚等待着人们去挖掘、探索，更有许多相关的疑问，一经提出，便往往会在读者群中引发长久的争议。小说中的钗黛问题，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最富于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宝钗与黛玉，这两位女主角，究竟孰优？孰劣？哪一位才是宝玉合适的妻子？自《红楼梦》面世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执不休。据说，历史上的“拥林派”和“拥薛派”，甚至可以因此闹到“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以至于“誓不共谈红楼”的程度（见邹弢《三借庐笔谈》）。如此的争论，可谓激烈之至矣。然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却可能同时为论辩的双方都不曾注意到。什么现象？“拥林”与“拥薛”的双方，虽然表面上争得你死我活，誓不两立，但其内心深处却又都默认一种完全相同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势。——两百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所谓“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这一面，判定给宝钗；将所谓“感情的、艺术的、个性的、任情任性的”这一面，判定给黛玉。然后，再就这种两极化分派的结果，进行褒林贬薛或者褒薛贬林的评述。却很少有人反过来想一想这种判定本身是否存在问题，想一想宝钗是否也具有“感情的、艺术的、个性的、任情任性的”一面，黛玉是否也具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一面！“拥林派”固然利用这种片面的分派，大做文章，一方面盛赞黛玉的“纯洁”、“孤高”、“叛逆”，一方面将宝钗指责成所谓的“乡愿”、“巧伪人”和“城府甚深”的“阴谋家”。而“拥薛派”虽然极不赞成这种荒诞无稽的指责，却也基本上是站在肯定社会功利的立场上，来为宝钗辩护的。——也没有对这种分派本身提出疑义。长此以往，久而久之，早期的习惯和定见，变成了后期的迷信和偏见，乃至人们一提到宝钗，便仿佛无处不是谋略与功利；一提到黛玉，便仿佛无处不是感情与眼泪。于是，有“聪明”的读者喊出了这样一句有名的口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一位曾经在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过林黛玉的女演员，更是代许多人说出了他们心目中对于钗、黛的主观印象。她说：“黛玉是一种理想层面的人物，她的本质是和自然的东西对话；宝钗却是一个世俗的美女，她距离更高的那一层境界还差的很远。”（见《陈晓旭北师大访谈录》2001年3月19日）这样的说法，自然是极大地迎合了世人，尤其是那些“拥林派”读者的看法。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原著中的宝钗与黛玉真的像这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世俗”、一个“理想”这么简单么？近年来，随着传统红学的日趋没落和若干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人说：“林黛玉与宝玉的爱情并非纯精神的，也包含着物欲的那一面，并且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她对贾府和宝玉未来的关注，她的一首诗《杏帘在望》是最好的注脚。”（梅玫、阎大卫《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原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2期。）有人则指出：“以前将薛宝钗的一举一动都视为企图夺爱于黛玉的阴谋，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实，和黛玉相比，宝钗对于宝玉的爱慕，倒反而有更多的非世俗的、理想主义的成份。”（钟长鸣《红楼五日谈》，原载于《北国之春》2003年第10期。）新说甫现，一时间争议再起。但与以往不同，此次争论却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拥林”或“拥薛”之上，而是直接指向了原先那种两极化的分派本身。于是，我们看到，昔日那些似成定论，从未被人触动过的种种说法，也就不能不在新的反思面前，渐渐变得苍白、模糊了起来…… 其实，在笔者看来，所谓“理想”与“世俗”也好，“感情”与“理性”也好，“性灵”与“功利”也好，任何一种试图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来概括钗黛形象之内涵的做法，都难逃削足适履之嫌。人们读《红楼梦》，总喜欢从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出发，将书中的人物脸谱化、概型化。殊不知，小说里的钗、黛均如同那件“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其性格都有着截然不同的A、B两面！什么是“A面”？我们在《弁言》中已经说过，“A面”就是人人皆见、人人皆知的这一面。虽然是人人皆见、人人皆知，却不免流于浅表，未必能反映出人物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东西。又，什么是“B面”？也如我们在前面所说，“B面”就是鲜为人知、被人忽略了的这一面。虽然其相对隐蔽，不易察觉，但可能才真正反映出了人物内心深处，更核心、更本质的内涵。“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的写人，充满了老庄的辩证色彩。这种情形，显然是很难用简单的概念去指代人物的真性的。当然了，如果一定要用“理想”与“世俗”这样的词汇，来描述、界定钗、黛的话，我们只能说，宝钗、黛玉皆兼具“理想”与“世俗”两方面的特性，每一位身上都包含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王蒙语）。而更确切地讲，宝钗实际上是“世俗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者”，黛玉实际上是“理想世界”中的“世俗主义”者。在《红楼梦》中，黛玉是身处“世外”，却心向“世内”；宝钗是身处“世内”，却心向“世外”！为什么是这样的结论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理想”与“世俗”这两条线索，深入到小说的“反面”、“背面”，对钗、黛的思想本质、心理性格作一番详尽的剖析。 先说黛玉，她的实际情形，就与许多人的想象大不相同。在一般人的眼中，黛玉大约是一个“极清高”、“极不善于处世”的女孩，不比宝钗“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不错，从表面上看，黛玉的为人处世，也确实不及宝钗那样圆熟练达。但如果你肯于沉下心来，细细观察的话，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事实上，黛玉对于世俗利益及地位、声望的关注和向往，却又是远在于宝钗之上的！换句话说，黛玉只是在“入世”的客观能力上输给了宝钗；但在追求世俗名利的主观意愿方面，却又远远地强过于她！何以见得？小说第7回，“周妇送宫花”一事中，黛玉的表现，即为明证。此一回，小说交代，“周瑞家的”应薛姨妈之请，挨个给众位姑娘送去宫样的纱花。在别的姐妹处，都无甚余话，唯独到了黛玉这里，不想却发生了意外的波折。作者这样写道：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带。”宝玉听说，便先问：“什么花儿？拿来给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开匣看时，原来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儿。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第7回） ——“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读者请看，仅仅是是一个送花顺序的问题，就让黛玉把它与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高下联系了起来！试想，黛玉若不是十分在意于她在现实社会中的名利得失的话，又何至于过激如此？自然了，“拥林派”的论者一定会站出来，拿“清高”、“自尊心强”等词汇，来为黛玉辩护。更有甚者，有人则干脆曲为解释，把黛玉这种表现说成是“她用‘比刀子还利害’的话语，投向庸俗与虚伪”（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人物形象”部分/章培恒、陈建华/文）。但问题是，此时“周瑞家的”应薛姨妈之请，好心好意地为众小姐送宫花，这样的行为，又有哪一点“庸俗”，哪一点“虚伪”呢？如此的举动又是否真的伤害了黛玉的“尊严”呢？到底是别人“庸俗”、“虚伪”，还是黛玉自己的一颗名利之心太过于强烈？至少，后者的因素绝不会小于前者。黛玉如果不是汲汲于世俗的等级、位秩，她也就根本不会在两只小小的宫花之上，再生出什么别的轩轾来了。 黛玉是个薄命的女孩，诚如她自己所言：“我原本是无依无靠投奔来的。”（第45回）然而，也正是这种寄人篱下的不幸，在她的内心世界中造成了强烈的自卑。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愈是自卑，便愈容易滋生出强烈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占有欲。这是一种压力与反弹的关系。而古人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品位高的人常常胸怀坦荡，品位低的人总是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在很大程度上，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黛玉的心态，差不多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她唯恐别人瞧不起自己，便越要施展自己的种种才华，运用自己的种种心计，以博得显要的位置，“将众人压倒”。这种急切的心理，以至于使她在第18回，对元妃竭力奉迎的时候，不经意间便表露出了自己的心迹：“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以“颂圣”而“邀宠”，以“邀宠”来“大展其才，将众人压倒”。亦诚如脂砚斋所叹云：“吾不知在黛卿胸中，实有何丘壑！”（甲戌本第7回侧批） 后世读者常把黛玉描绘成一个“一尘不染”——绝不沾一点俗务的孤傲仙子。可事实上，黛玉的所谓“孤傲”，却基本上仅止于平辈之间，或者干脆就是针对那些丫环仆妇等下人的品性。我们看到，对于掌握家政实权的贾母、凤姐诸人，黛玉却又是非常在意揣摩她们的心理的。如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之时，作者即以春秋笔法，暗点了她的这种心机。原著写道，贾母问黛玉：“因念何书？”黛玉答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谦虚道：“她们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黛玉却立即从中揣摩出了另外的意思。当宝玉后来再问她“妹妹可曾读书”时，她便改口为“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了。*[注2]*又如第35回，黛玉揣摩凤姐的心态。宝玉挨打后，众人纷纷前往探视。林黛玉便“自立于花阴之下，远远地却向怡红院内望着”。“只见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并各项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只不见凤姐来”，她便在心里盘算起来：“如何她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原故。”果然，不一会儿，便“只见贾母搭着凤姐儿的手”给宝玉探伤来了。一个十五岁（可能还不到）的女孩，竟有这样的心计，能把凤姐的心理揣摩得如此准确，你能说她没有些城府世故吗？也难怪，脂砚斋反复提醒读者注意的，恰是“黛玉之心机眼力”！ 至第62回，作者则干脆让黛玉向宝玉作了一番表白，打破了那种黛玉从不沾染俗务的神话！她说： “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得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你看，黛玉“心里每常闲了”，也到底忘不了要替贾府的家计营生多多“算计”！此刻，她是如此地周详，又如此地贤惠，简直如同贾府的模范儿媳一般。过去，人们总是说，黛玉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逆子”，但与此一对照，岂不又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且莫着急，倒是一位《红楼梦》的识家，一语道破了内中的奥妙。他说：“黛玉为成就‘木石姻缘’，首先取得了宝玉的爱恋。之后，她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博得家长们的支持了。……她对于贾府种种家计营生的格外关注，这有意无意之间也是在为她日后嫁入贾门，成为‘宝二奶奶’做准备。”（钟长鸣《红楼五日谈》）——确实，原著中，一心欲得“宝二奶奶”之位的，不是宝钗，而恰恰是黛玉自己！！ 与上述黛玉情形相反相成的，倒是宝钗的情况。世人读《红楼梦》往往爱强调宝钗的所谓“有心计”、“会做人”的一面，殊不知，宝钗自己却是根本不屑于世俗的种种权势和地位的。尽管她熟谙世故，却并不以世故本身为念。相反，她内心深处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精神境界。譬如第28回，宝钗面对元春赐礼的态度，即充分显示出了她远拒世俗污秽的立场和品格。 小说第28回叙，端午节元春以礼物分赐大观园，独有宝钗所得的礼物，与宝玉一模一样。或许，在旁人看来，这正是元妃器重宝钗的象征，攀附还来不及呢，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可他们却惟独忘记了宝钗自己的态度！宝钗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对此，原著作了一番颇有意味的描述。书中这样写道： 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第28回） ——你看，面对元春赐礼的恩赏，宝钗不仅没有感到任何的“庆幸”，反而“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甚至反过来以宝玉被黛玉缠着为“幸”。这样洁身自好、特立独行的态度，是有些人所谓的“欲夺宝二奶奶之位”的形状模样吗？读者试想，如果上面的遭际换了黛玉，又会怎样呢？从“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一回中，黛玉含酸的态度来看，若黛玉得到了同样的恩赏，只怕是欣喜庆幸还来不及呢，炫耀攀附还来不及呢。岂有可能像宝钗这样，把别人眼中正是攀龙附凤的大好机会的际遇，视为“越发没意思”的事情！ 红学界曾长期存在着宝钗到底爱不爱宝玉的争论。其实，我们从第34回，宝钗探望宝玉时，那种“娇羞怯怯”的情态中，以及那种在宝玉看来，“亲切稠密，大有深意”的话语中，即不难发现，宝钗是打心底里爱慕宝玉的。然而，宝钗之爱宝玉，却又远比黛玉来得单纯的多。她的感情基本上只停留在一个青春少女对异性知己的自然渴慕之上，而并没有像黛玉那样，把自己的爱情追求，同结一门亲，改变自己寄人篱下之地位这样的现实目的联系起来。这也就决定了黛玉的爱情必然有着非常明确的婚姻和现实的指向，而宝钗之爱宝玉却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爱恋。薛姨妈在王夫人面有意无意地提及“金玉”之事，说宝钗的金锁“要等到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这固然是有着借女儿之婚事联姻，来巩固家族利益的目的。可家族的意志，却并不等于少女自己的意志。而事实上，宝钗对于这种将其儿女真情，附着上许多世俗功利的目的事情，是极为反感的。她之所以因母亲之言，便故意“远着宝玉”，正是对家长意志的一种无声的抗议。由此，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元春的赐礼“独她与宝玉一样”时，她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庆幸，反而“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甚至反过来以宝玉被黛玉缠住为“幸”了。*[注3]* 如果说宝钗对于元春赐礼的不屑，犹显温和而隐晦的话，那么第38回，宝钗的那一首夺魁的《螃蟹咏》，则不见敦厚，倒现出了十分的犀利和尖刻。其诗曰： 桂霭桐荫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斧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这是一首文笔老辣，言辞尖刻的讽刺诗。所讽刺的恰是世间的贪婪、鄙俗之辈。犹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酣畅淋漓，把世间俗子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连宝玉看了，也不禁高呼：“写得痛快！”众姐妹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螃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假如此诗署名“萧湘妃子”，后世的评家看了，一定会有人会站出来大颂而特颂其“可贵的战斗精神”，以证明黛玉的所谓“叛逆性”。可原著却似乎有意要同这种观点开玩笑，作者偏不将此诗归于平素间语言尖酸的“林萧湘”，而是出人意料地归于看上去端庄稳重的“薛蘅芜”，且在回目上大书“薛蘅芜讽和螃蟹咏”，这无疑是对钗黛深层次性格的又一种暗示！ 其实，所谓的“世故圆滑”也好，“正统卫道”也好，这些听上去振振有词的说法，原本就不过是人们强加于宝钗形象的一种粗浅、浮面的解读。如果拂去这一层历史的迷尘，倒不难发现，宝钗骨子里却实为一个清洁孤高又愤世嫉俗的女子！是父亲的早逝，母亲的暗弱，哥哥的荒唐，才让这个本性纯良的女孩，不得不过早地操心起家计营生，接触到人情世故。这一方面固然使她的为人处世，也有了臻于早熟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改变她“清洁自励”（脂砚斋语）的本心。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视野的开阔，特别是目击了社会的种种污浊与黑暗之后，她倒愈发地坚定了其洁身自好、坚守自我的信念。这就如同曹雪芹自己，虽深谙人间百态、世之情伪，却反而变得更加狂介、傲岸一般！第42回，宝钗曾向黛玉坦言：“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这种对现实的负面认识，正是她愤世嫉俗的情由和批判精神的来源。——在当时那个社会，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女人恪守妇德，相夫教子，被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宝钗从小在家长那里受到的也是这样的教育。可是，当她循着这样的理论，去观察现实世界时，她看到的又究竟是怎样一幅景象呢？正如她自己所说，读书之人“读了书，倒更坏了”，“竟不如耕种买卖，倒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而真正读书明理的君子，反倒是闻所未闻。——她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了黑暗、充斥着污浊的世界，一幅“礼崩乐坏”的景象。这也就不能不使她的内心，逐渐偏离传统儒家的敦厚稳重，而趋向于老庄哲学的孤愤和激扬之境。脂砚斋云：“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本第37回双行夹批）这里的“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八字，确实很好地概括了宝钗在诗风、文风，乃至性格、人格方面的特质。——如果说“自写身份”，尚带有一种儒、道兼修的矜持意味的话；“讽刺时事”，则全然是一幅追弥衡、赛嵇康式的激越场景！面对世俗功利的种种诱惑，我们看到，宝钗采取的是尽量避而远之的态度。如前所述，宝钗将元春赐礼视为“越发没意思”之事，即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而对于世间的种种丑恶和污秽，她则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比如第32回，当她听说贾雨村又跑到贾政这里投机钻营时，她便立即张口讥讽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什么！” 由此，书至第38回，作者特意择中宝钗，专门让她来完成通部小说中，骂世最狠、刺贪讥俗最“毒”的那首《螃蟹咏》，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此刻耐人寻味的，倒是黛玉对于俗世污秽的态度。黛玉是贾雨村的学生。她被后人称为“叛逆者”。可她对于她的老师，以及像她老师这样的赃官墨吏，又何尝有过一丝一毫的不满或者异议呢？有人说，曹雪芹的写人，乃是细入发微，且匠心独运，他总能在人们“见惯不惊”之处，突显“出人意料”之奇。由钗黛此例观之，信夫！*[注4]* 将骂世最狠的《螃蟹咏》，不归于黛玉，而偏偏归于宝钗，这是《红楼梦》中的一奇。而作者欲转叙一支富含了“道锋禅机”意味的《寄生草》，也让它出自宝钗之口，则更是奇中之奇！对此，原著中亦有一段很耐得咀嚼的文字。我们且辑录于下：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第22回） 《山门·寄生草》选自清初邱园所作《虎囊弹·山门》，取材于《水浒传》第4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提辖鲁达为人行侠仗义，因替金氏父女主持公道，打杀恶人，而不得不遁入佛门避祸，改法名为“智深”，却又因为自己个性难改，无法忍受寺院的清规戒律，而屡屡犯戒，直至醉闹五台山，终亦为佛门所不容。这首《寄生草》就是鲁智深被驱逐出山门时，所发出的唱辞。“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一朝辞别了抱朴守真的隐逸之士，这世间便再无人能理解一颗英雄之心。这是何等的苦闷！何等的郁愤！纵然于五台山处，还有着“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的际遇，也只能“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落得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结果。“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更是一语道出了一个满怀正义，坚守个性，却不能为世所容的独行者孤独、愤懑、悲怆的心迹！然而，不知读者是否想过，这样一支富含了孤愤、悲壮色彩的《寄生草》，为什么竟会独得了宝钗的钟爱？那宝钗不是被很多人称为“封建淑女”吗？按说，既是“封建淑女”，那就理当远离这些《水浒》人物孤愤、反叛的精神才对。可宝钗偏偏放着那么多“正统”戏不点，却惟独对这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情有独钟。她还称颂水浒戏“排场又好，辞藻更妙”，说其中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究竟是作者写错了文章，还是读者的判定本身就有大问题？恐怕还是在于宝钗自己的内心深处，亦有着同鲁智深一样的坚守正义、反叛现实的心绪，而容易对这类作品产生共鸣吧！小说第22回叙，宝玉亦深为宝钗推荐的这支《寄生草》所感动，进而生出了一段“参禅悟道”的文字。（这一回的回目就叫做“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见了宝玉“悟道”的曲子和偈语之后，便笑道：“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儿一支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禅机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来，存了这个意思，都是从我这一支曲子上来，我成了个罪魁了。”——好一个“罪魁”二字！试想，宝钗自己若不是偏爱老庄哲学，曾经沉溺于杂学旁收一类的“邪书”，她又何以深知这些道书禅机移人之性的厉害呢？脂砚斋对此评曰：“拍案叫绝！此方是大悟彻语录，非宝卿不能谈此也。”（庚辰本第22回双行夹批）显而易见，宝钗自己就是曾经被那些道锋禅机“移过性情”之人！只不过她是一个闺中弱女，不能象鲁智深那样，凭借一身武力杀尽恶人，畅快发泄，而只能把她的满怀正气，一腔悲愤，寄托到《寄生草》、《螃蟹咏》一类的悲曲愤辞上罢了。后世读者既不能从精微处发现《红楼》人物的真谛，徒以所谓“封建淑女”一类似是而非的概念来搪塞、掩饰，就正如俗人看不懂《山门》，却反以其为“热闹戏”一样，真可谓是“白听了这几年（有的人是白听了几十年）的戏”了！*[注5]* 我们不妨就钗、黛二人对于写应制诗的态度问题，再作一番深入的对比。第18回，元春省亲，众人皆作诗恭维、颂圣。宝钗和黛玉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同样是写应制诗，钗、黛的主观态度，却又有明显的不同。不同在何处呢？我们先来看看宝钗的《凝晖钟瑞》：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可是，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联系到后文，宝钗不屑于元妃恩赏的心理来看，她内心的这种傲气，真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了。同宝钗相反，黛玉却安心要在这些歌功颂德的辞藻上大展奇才，而没有半点“惭意”。原著写明“黛玉今夜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因此她的《世外仙源》也就显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风貌： 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 黛玉此诗别出心裁，她把俗世大富大贵的场景，竟比做了别离红尘的仙境！写背景的幽远奇幻，是“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写近处的繁华奢糜，则是“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这里的“金谷”二字，语出东晋著名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一名。“金谷”园中之酒，当然是只配“玉堂”之主人所享用了。然而，黛玉却丝毫没有忘记，这看上去远离红尘、绮丽奇幻的“仙源”，却完全是由这红尘世界中最世俗的一种力量——皇权所一手造成。于是，诗文又接下来，也就很自然地引出了“颂圣”的主题：“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世外”的“仙源”，归根到底，还是落实到了对世俗权力的盛赞和邀宠之上！一首写完，黛玉仍意犹未尽，接下来，她又越俎代疱，替宝玉完成那首有名的《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杏帘在望》仍袭用《世外仙源》之思路，却又较之更为新颖别致。它先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社会景象：这里看不见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社会矛盾，更不闻民生疾苦，遍地哀号。有的只是“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的和谐，以及“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丰饶。然后，话锋一转，这样美好的世界，是由何而来呢？哦，正是明君创造了盛世。老百姓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明君治理的太平盛世里，还用得着为穿衣吃饭苦苦奔忙吗？是谓之“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正是对皇权的一种更为巧妙的赞颂。脂砚斋言其“以幻入幻，顺水推舟”，联系到后世许多所谓“新诗”、“新民谣”，诸如“千口猪来万头羊，今年亩产万斤粮”之类，黛玉此诗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难怪元妃读了此诗，会将其认定为四首颂圣辞之冠了。 对于钗、黛写诗“颂圣”一事，脂砚斋有一段批语评得极妙。他（她）说：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在他（她）看来，钗黛写应制诗，俱没有发挥到自己的最佳水平。然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在宝钗是主观态度上的“不屑”；在黛玉却是客观能力上的“不足”！写应制诗，非同一般的吟风弄月。严格说来，它实在是有许多独特的规矩和讲究。一个人若是想把应制诗写到上佳，则除了必须具备基本的文采之外，更少不了要有饱满的热情，以及对这些规矩和讲究的熟悉。博览群书的宝姑娘，自然深悉这内中的许多壸奥。她的《凝晖钟瑞》看上去中规中矩，四平八稳，遣词用典都很合乎一首标准应制诗的要求。可是，合乎要求是一回事，力争上游却是另一回事。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宝钗的《凝晖钟瑞》恰恰最缺乏“颂圣”的激情！相反，她那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倒时不时地透出一股子敬权势而远之的情绪。诚如脂批所言，宝钗之写应制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犹未见长，以后渐知”，“该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她的积极性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些恭维奉承的词句之上，她的“别有惊人之句”，只留待于诸如《白海棠咏》、《螃蟹咏》这样清洁自励、讽时骂世的“绝唱”之中！也正如脂砚斋所称赞的那样： 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庚辰第37回双行夹批） 反过来，黛玉就显然不及宝钗这样熟悉应制的规矩和讲究。她的《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确切地讲，都并非完全合乎应制诗的标准。可是谁又能否认这两首诗中所倾注的黛玉的激情呢？“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是何等的热烈！何等的高调！面对这样的“画龙点睛”之笔，只要不带偏见，恐怕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黛玉在这些“邀恩宠”的方面所下的功夫之深吧！而事实上，黛玉诗“以幻入幻，顺水推舟”的巧妙构思，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元春说：“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又指《杏帘》为四首“颂圣”诗题之冠。她能得到这样的褒美，自然是与她那种急欲出众邀宠的机心分不开的。尽管黛玉之写《仙源》、《杏帘》二首，还远不及她创作《葬花辞》、《秋窗风雨辞》那样得心应手，但毫无疑问，就其学力水平而言，此二首，尤其是第二首《杏帘在望》，已经是她竭尽全力的产物了。*[注6]*——一个是足能为之，却根本不屑为此；一个是本不足为此，却偏欲一为。很明显，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一类的事情，黛玉反比宝钗要积极得多！到关键时刻，二人相较，宝钗反比黛玉更能显出孤高傲世、不为俗利所羁绊的独立品格！——究竟孰为真正的清高？孰为真正的世俗？笔者以为，这里曹、脂诸人已经把钗黛各自的“B面”，表述得清清楚楚了。 其实，《红楼梦》中，类似于此的“反向对比”，简直是多不胜数的。信手拈去，我们便不难找到新的例证。譬如，二人对待家计庶务的态度，原著中至少有两处情节，便很值得人们留意。小说第55至56回叙，元宵节过后，凤姐小产，王夫人命李纨、探春代理家政，又特地请来宝钗，托她辅助纨、探二人，各处关照。宝钗不得已只得答应了。谁知，在辅政期间，她却与探春纵论起学问来： 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通算起来，反费了两折子，不如竟把买办的每月蠲了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敏人，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迟了。”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钗、探的这番关于“朱子”、“姬子”的纵论，看上去好似可有可无的闲笔，但作者却正好借此阐述了自己的修身齐家之道。齐家治家，自然不少了接触许多“利弊”，但作者却坚决反对因接触“利弊”而变得私欲膨胀、利欲熏心。相反，他主张的是，即使在不得已操持利弊大事的情况下，也不可失却必要的“仁心”和雅致的本性。曹雪芹笔下的探、钗、纨三头执政，“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既一举革除了大观园多年的积弊，又不失高雅与仁德的作派。这无疑同凤姐那种一味的粗、俗、狠，形成了绝佳的对照。不过，此处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宝钗的态度：“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于市俗去了。”——虽涉足俗务，但她心中关切的仍然是颇带理想色彩的学问和品格！过去，常有人著书立说，把宝钗描述成一个所谓的“功利主义”者，说她“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然，鉴此存照，这些乌七八糟的妖魔化的指斥，又究竟有哪一条真的符合原著的实际呢？这里，宝钗不仅没有半点所谓的“功利至上”的倾向，相反，她对于学问品格的格外关注，以及她那种惟恐“流于市俗” 的心态，还恰恰是那些“利欲熏心”者的死敌！这到底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呢，还是一种“理想主义”呢？毫无疑问，作者“风月宝鉴”式的妙笔，又一次对后世那些想当然的立论者，作出了尖刻的嘲笑！*[注7]* 与之遥相对映的，是黛玉的情况。前面说过，宝钗因为家庭的原因，而不得不小小年纪就接触到许多营生世务。那么，相比之下，黛玉的不幸中，又可以说包含了几分“幸运”了！正是贾母的溺爱、呵护，以及自身的体弱多病，使她得以远离世间无数琐事缠绕。她没有针凿之劳形，没有家务之烦心。她有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去展示自己的文才和清高。然而，书至第62回，一向“目下无尘”的她，却有些迫不及待地向我们道出了她的内心秘密：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事，倒也是一步也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还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又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第62回） 你看，黛玉“心里每常闲了”，不也要替贾府的家计，营生多多“算计”么？她内心深处，真正放不下的，还是家庭的、世俗的利益呵！黛玉提醒宝玉：“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却颇不以为然：“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听到这样大大咧咧的回答，黛玉已明显感到了话不投机。于是，“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这里，小说并无一字评述，却已经巧妙地点出了宝黛二人思想上的深刻裂痕！ 一个是不得已涉足于俗务，却念念不忘用学问品格提着，惟恐 “流于市俗”。一个是本可以远离尘嚣，内心却偏偏不甘于宁静，“心里每常闲了”，就要为俗利而盘算。这不也同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吗？ 再来看二人在家长权威面前的表现。按照传统的观念，宝钗似乎是“惯于迎合” 的。她对于贾母、贾政、王夫人这样的“封建家长”，大概只会“一味地讨好”，而不会有丝毫的违拗。黛玉则好像很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似乎从所谓的“封建礼教”到所谓的“封建家庭”，都是她反对的内容。殊不知，这一切的论述都不过是后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原著中，真正敢于直抒胸意，当面拂逆家长意志的，恰恰是宝钗，而不是黛玉！第22回，元宵节灯谜诗会，在那样合家欢聚的场合上，宝钗的一首《更香谜》，就曾引得贾政大为扫兴：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谜的谜底是更香。这里，宝钗也正巧借了更香燃烧的特点，倾泻出了自己心中郁结已久的愁怅和苦闷：“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宝钗全诗，以一位罢朝归隐的高洁之士自况。退隐独居以后，她不以“琴边衾里”的男欢女爱、娱嬉逸乐自慰，但为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正气不能伸张而忧心如焚、彻夜难眼。是信念与现实的矛盾，让她日日“焦首”，夜夜“煎心”，使她大感“光阴荏苒” 的“当惜”。至于世事人言，荣辱得失，也就只能付与苍天，“风雨阴晴任变迁”了。至此，作者亦向读者暗示了宝钗日后的悲剧命运。 按说，此时正值元宵佳节，合家欢聚。晚辈们应制作灯谜，无论如何，也应该添些吉利的话语才对。可宝钗却如此毫无顾忌地写下诸如“焦首”、“煎心”一类的悲愤之语，不仅远较前面元，迎、探、惜四人的灯谜更为不祥，而且字面上和情感上亦要露骨得多。她难道就不怕会因此而开罪于家长么？果然，贾政读了宝钗此迷心里便立即有了别的想法： 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想到此处，愈觉烦闷，竟大有悲戚之状，因而将适才的精神减去十分之八九，只垂头沉思。（第22回）*[注8]* ——“小小之人，作此词句，皆非永远福寿之辈”，你看，在未来的公公贾政的心目中，宝姑娘的形象已经定格成这个样子！人谓宝钗“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但很明显，在这个“八面”之外的“第九面”、“第十面”上，她那棱角分明的个性就已经暴露无疑！而相比之下，黛玉这个所谓的“叛逆者”，在她的“第九面”和“第十面”上，又何尝有过这样敢于当面拂逆家长意志的行为呢？真要说什么“叛逆”，她有宝钗一半的勇气吗？惜哉！“专家”不“专”，“博士”不“博”，以致于“叛逆者”不“叛逆”，“卫道士”不“卫道”，这样的现象，我们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说到此，我们不妨再补充一组事例。这就是第40回贾母偕刘姥姥同游大观园时，参观潇湘馆与蘅芜苑的情形。众所周知，《红楼梦》有“一声两歌，一手二牍”之妙，曹雪芹写景、写物，也正是为了喻人。那么，潇湘馆与蘅芜苑两处的景致与情致，又到底若何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原著是怎么写的吧。 关于潇湘馆，作者这样写道： 贾母少歇一回，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紫鹃早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第40回） 很明显，这一段文字正集中地凸现了黛玉的“知书达礼”。且看那潇湘馆的室内陈设：“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而“知书”，正是为了“达礼”。再瞧瞧黛玉此刻的行止表现：贾母等尚未进门，紫鹃便“早打起湘帘”，准备迎接。及至贾母等进屋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首，请王夫人坐了”。这一茶一椅，一招一式，都无不符合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世府千金的风范。人谓黛玉“孤傲”、“叛逆”，但此时此刻，她的行止、作派，又何尝有一点点所谓的“孤傲”、“叛逆”的影子呢？相反，倒显出了十二分的谦卑和恭顺呵！果然，黛玉的恭敬守礼，就引得贾母颇为高兴。当刘姥姥惊叹于潇湘馆好似“那位哥儿的书房”时，贾母便不无自豪地指着黛玉笑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让黛玉在亲友及众人面前，露了一脸。 贾母等从潇湘馆出来，又参观了紫菱洲、秋爽斋等处，一路行船，来至蘅芜苑附近的花溆萝港之下。与前面黛玉的情形不同，宝钗的居室陈设，却引起了贾母心中的不悦。对此，小说是这样写的： 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有这些闲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梯己两件，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经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鸳鸯来，亲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笑道：“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了。”贾母道：“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第40回） 与潇湘馆的炫才相比，蘅芜苑的起居布置，则更多地体现了宝钗素性淡泊，不事奢华的性格特点。“雪洞一般”的房屋，“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然而，在贾母的眼中，这样素净的居室，作为一个年轻姑娘的闺房，则未免太犯忌讳，而很有些“离了格儿”了。开初，贾母还以为这是宝钗老实，不知道向她姨娘要些东西陈设的缘故，又嗔怪凤姐“小器”。听了凤姐、王夫人及薛姨妈的解释之后，才知道如此的素净正是宝钗自己的偏好，忙摇头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象；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又特意告诫众人：“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使不得”，这是老年成常用的白话词汇，即含有“不行”、“不好”、“不妥”、“不许”的意思。（见周汝昌《红楼艺术》）为什么“使不得”？因为宝钗这样的布置，不仅大大地违背了这种大户人家、侯门绣户的常规，也让人看了觉得甚不吉利，无法欢愉起来。这里，贾母以“使不得”三字来否定宝钗自己的喜好。可见，在《红楼梦》原著中，贾母虽然很喜欢宝钗温婉、大度的为人，但对于宝钗骨子里所透出的个性和风骨，却又是大不以为然的。——相对于黛玉而言，宝钗恐怕更不符合她心目中理想的孙媳形象！果不出其然，接下来，贾母就表明了一定要按自己的审美理念“改造”蘅芜苑居室的强烈态度。她不仅硬要为蘅芜苑添置陈设，还坚持要用自己的水墨字画白绫帐子，去换下宝钗的青纱帐幔。当鸳鸯表示“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时，贾母便立即提醒她说：“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有方家针对贾母此举评论说：“其实，这不仅违背了宝钗淡雅之习，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的审美意趣相左。……此皆欲雅反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红楼梦鉴赏辞典》“陈设器用”部分/顾鸣塘/文）这确实堪称的评。但我们从贾母反复叮嘱鸳鸯别忘了给宝钗更换床帐的急切态度来看，亦可以见出宝钗这种“离格”的个性偏好，给予贾母的负面刺激，是何等之深了。*[注9]* 贾母领刘姥姥畅游大观园，本来就有着向农村亲戚宣示、夸耀大家气象的心理。黛玉的心机和她的知书达礼，在很大程度上，就迎合并满足了贾母的这种愿望，所以引得她十分高兴。而宝钗居室的“个性化”布置，却让她颇感“离格”、“忌讳”。——毫无疑问，钗黛二人，于关键时刻，又一次表现出了与世人印象截然相反的倾向。那么，又到底是谁更“工于心计”、“老于世故”呢？慧心人断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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