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克劳塞维茨（1780—1831）及其《战争论》的研究已有170多年的历史。德文版《战争论》三卷是在克劳塞维茨逝世三年后即1834年出齐的。起初，这部世界军事名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并一跃而成为世界一等强国之后，《战争论》才开始在欧洲迅速传播。继1849年《战争论》法文本出现后，1873年英译本问世。很快，欧洲主要国家出现了多种文字的《战争论》。
早期职业军人与无产阶级革命家评价观点相左
早期研究《战争论》的主要是职业军人，他们往往对书中使用的哲学方法感到困惑，还不能掌握这部著作中的理论精髓，即“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学说。如军事思想家若米尼曾经说：《战争论》令人费解，就像一座“学术迷宫”，“第一卷用夸张的笔法反对一切战争理论，而以下的两卷又充满说教式的理论”。在普法战争中担任过普军总参谋长的老毛奇，则非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学说，他认为政治和战争决不是“整体”和“部分”或者“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战争一旦被“政治”激发后，就会脱离甚至“完全独立于政治”。担任过德军总参谋长的施利芬也认为《战争论》中的哲学推理方法“不能吸引今天的读者”，他否认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政治目的”始终制约着“军事手段”的原理，认为通过战斗或者会战而“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唯一手段”和“唯一目的”，是战争的“最高法则”。
与上述职业军人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战争论》一致给予好评。马克思说过，克劳塞维茨“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恩格斯称赞克劳塞维茨是军事学术界“第一流人物”、“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他在1858年1月7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列宁不仅系统研读过《战争论》，而且写有《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列宁称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和“伟大的军事著作家”，他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中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做考察每一战争意义的理论基础。”
国际战争形势激发研究高潮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国军事界深受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影响。加之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总体战”、“闪击战”、“积极防御”、“战略进攻”等，均可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找到理论雏形，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当众多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总结战争经验教训、思考未来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国外掀起了研究《战争论》的第一次高潮。美、英、法、德、以色列、秘鲁、古巴等许多国家相继出版或再版了《战争论》，《战争论》成为国外许多军事院校的必修课，一大批有关的论文和著作问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因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苏争霸激烈，核战争阴云密布，国外又掀起了研究《战争论》的第二次高潮，又有一大批论文和专著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施拉姆的《克劳塞维茨的生平和事业》、法国雷蒙·阿伦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思想》。此后，虽然英国利德尔·哈特和美国保罗·肯尼迪的“大战略”或“大战争”思想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大国治国安邦的国策，但国外仍然不断有新的《战争论》研究成果，只要论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几乎都绕不开克劳塞维茨及《战争论》。
围绕三大焦点展开争论
首先是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性质和哲学思想来源。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写的第一篇“说明”中强调，《战争论》的理论核心有两个，一个是“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另一个是“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学说。这两个学说不仅有内在联系，而且涉及《战争论》的整体结构和方法论秘密，是开启它全部战争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长期以来，国外对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的性质和思想来源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思想来源于康德，是唯心主义二元论。英国的军事思想家富勒和利德尔·哈特持这种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其战争哲学思想来源于黑格尔，“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似，他提出了绝对的即脱离具体现实的理想的战争观念”，“正是从黑格尔那里，克劳塞维茨接受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同时也从黑格尔那里学会了辩证法”。苏联学者米尔施泰因和德国学者施拉姆等持这种看法。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应该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思想简单地归结到任何一种已知的哲学体系中去，其哲学思想有独创性，值得认真研究。如恩格斯认为《战争论》“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德国、美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学说使用的是一种与黑格尔不同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其次是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是否过时的争论。国外学界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正确性，从没有达成共识。自从二战结束、核武器出现以来，人们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的正确与否，又发生激烈的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核战争一旦爆发，只能导致交战双方乃至全人类的毁灭，将没有“胜利”和“政治的继续”可言，所以说，这个论断已经过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美国前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等都持有这种观点。第二种意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战争的实质，而这个实质并不会因为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改变。前苏军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和目前国外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都持这种观点。第三种意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断既过时又不过时，“只有在‘核门槛’以下，战争才仍然是国家间政治冲突的工具”。德国学者伊尔赛曼等人持这种观点。
再次是关于“防御”是否强于“进攻”的争论。《战争论》共有八篇，其中第六篇“防御”的分量较重，约占全书总篇幅的31%。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拿破仑时代的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国的反侵略战争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积极防御”理论和“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的结论。国外对这个结论也一直存在尖锐、针锋相对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个结论“违背了辩证法”，因为防御和进攻哪种作战形式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岂可做抽象的议论。另一种意见认为，“攻难守易”是竞赛运动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战争论》中说的“防御”，本来就是特指“积极防御”即“进攻防御”，而“进攻防御”综合了“防御”和“进攻”的双重优点；再者，世界战史反复证明，凡强国一再“进攻”他国，无不变弱，而弱国只要积极防御，无不变强。所以，克劳塞维茨的这个结论“充满了辩证法”。（吴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