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默认分类 2010-11-10 17:50:48 阅读2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6年4月苏共23大之后，主
席团改称政治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推出“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 新体制”的改革，通称“新经济体制”。推行新经济体制曾经使苏联经济出现良 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新经济体制很快就被斯大林模式的旧体制所吞没，消失得 无影无踪，苏联也因而丧失了冲出斯大林模式狭窄樊篱的大好时机。柯西金改革 的悲哀已经预示着苏联的命运了。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当时的重要措施是下 放一部分企业的管理权，扩大厂长，企业经理在计划管理等方面的权限，提高赢 利在评估企业实质中的地位。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开展了历时 一年的“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利别尔曼建议的中心意思是，以统一核定的部 门资金赢利水平作为企业的编制计划的基础，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企业。讨论深 入到苏联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问题，尤其是关于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计 划，还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讨论虽然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是 赫鲁晓夫表示:利别尔曼的建议是宝贵的。此后，少数企业开始了利别尔曼建议 的某些试验。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经济学界围绕经济改革问题，讨论仍然比较活跃。 其中突出的是利西奇金于1966年2月27日，在《消息报》上发表的《生活提出 修正》一文。该文提出:把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危机划等号， 把计划看作是给经济生活带来秩序的惟一创造性力量，这是违背事实的。“不以 市场为依据的计划如同不以计划来组织市场一样，同样无法克服比例失调。只有 把计划和市场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经济领导体 制。”这说明，经济理论的活跃，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舆论准备。 1965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事学院生时说到:“目前，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正在大力进行工作，以制定旨在根本改善工业和建筑业 的计划和管理制度，以及提高国民经济中经济刺激作用的措施。”勃列日涅夫在 此前后的几次讲话，都表示苏共中央在筹划新的经济体制改革。 1965 年9月27―29日，勃列日涅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在 27 日的会议上， 柯西金作了《关于改正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长篇报告。柯西金指出:工业中现行的管理、计划和刺激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经济技术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在目前条件下，要求在生产管理和计划工作上有巨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为此，柯西金建议:一是要完善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的经营主动性和经济刺激；二是应当改进管理工业的组织。 关于完善计划工作是围绕如何扩大企业的经营独立性和主动性而提出来的:取消对企业的过多规定，用价格、利润、奖金、贷款等手段，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为此，柯西金建议:在企业规划中，以规定企业的产品销售量任务，代替原来的总产值指标。这样，国家计划机关只给企业下达产品销售额、工资基金、利润额、预算拨款和预算缴款等 8项指标；其余指标，如:劳动生产率、工作人员数、平均工资数、行政管理费预算等指标，都由企业独立规划，无需国家计划 机关批准。国家计划机关下达给企业的指标数，从原来的30 项中减少了 22 项。 为使企业更关心自身产品的产量和利润额，使企业的每位员工不仅关心自己 所完成任务的经济效益，也关心企业的总效益，柯西金建议:每家企业都要靠所 得利润的提成来建立生产发展基金；要靠所得利润的提成来建立职工物质鼓励基 金，利润越高，基金越多。今后，企业的基本建设也将由国家预算拨款改为由银 行长期贷款。关于改进工业的管理，柯西金提出:按部门管理代替原来的国民经 济委员会管理，即以“块状”管理，代替“条状”管理。 9月 29日，根据柯西金的报告，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相应的决议。决议要求从 领导经济工作的行政方法向经济方法过渡，从 3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提高国家 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二、扩大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三、完善经济核算， 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但是决议规定:对于发展生产、技术进步、投资、价格、 劳动报酬、财政等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仍必须奉行统一的计划。 10月 4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对企业推 行新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措施，都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使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都具有法律地位。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就 正式出台了。1966 年，先在 704 家企业进行试点，以后迅速铺开。到 1972 年， 全国有43000家企业实行新经济体制，占全苏工业企业总数的 87%，占工业总产 值的94%。 新经济体制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改革相比，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大了企业在利用固定归它的财产方面的权力，实际上是赋予企业自主 地使用本企业流动资金的权力,Discount UGG boots。企业的流动资金总额由国家计划核定，但是按项目分配则由企业自主地决定，而且上级机关不准收回固定给企业的定额范围内的流动资金,cheap UGG boots。这样，企业就可能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来配置资金。 二、扩大了企业在利用设备大修折旧提留方面的权力。企业有权将设备大修 折旧的90%转作生产基金，由企业自主地决定，或用于改装设备，或留作以后技 术革新费用，不再上缴。 三、建立了归企业自行处置的企业基金。企业基金虽然是 1958年开始设置 的，但限定只能提取企业当年利润的 6.8%，1962 年又降为只能提取当年利润的 4.5%，而且对使用范围也规定得很死。因此，对企业和员工的刺激作用已经微乎 其微了。实行新经济体制后，企业可以从计划利润中提取 1―6%、从超计划利润 中提取30―60%、从设备折旧中提留 90%作为企业基金。企业基金完全由企业自 主地决定，用于本企业的发展生产、文化设施、住宅建设、物质鼓励等费用。新 的刺激制度在于借助价格、利润、信贷等经济刺激和通过工资制度改革，使员工 从物质上关心自己和企业的工作成果。 四、实行接近市场的“完全经济核算”。苏联企业自 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 实行经济核算。这种经济核算只要求以收入来抵补生产费用和销售费用。这样的 经济核算，没有将企业的财务活动结果同费用支出进行比较，因而不能刺激企业 经常地关注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核算徒有其名。“完全经济核算”将经济核算 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国家与企业之间同时建立经济关系； 企业有权以最有效的方式安排生产，企业与企业之间按市场关系建立彼此之间的 关系；企业在法定基金范围内，自主地制定费用开支，享用银行信贷，用结算帐 户上的存款领取银行利息，以物质奖励优良的工作成果，对合同签订单位互负物 质责任。因此，“完全经济核算”可以看作是苏联经济核算的新阶段。 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工业生产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 制的704 家企业，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额，比全行业平均高出 3个百分点，利 润率则高出一倍。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 8个五年计划(1966 年―1970 年)完成得好于以往的五年计划。企业和全社会都盼望新经济体制改革 能更深化下去。 上述四条经济改革措施大部分着重于提高企业自主经营权，减少更上一层官僚机构对于国营企业的干预。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去解决国营企业制度性顽疾，因此其效果必然是不尽如人意的。改革仅仅是在官僚系统内将对于企业的控制权分散化，但是产权问题上，由于在改革初步尝试的过程中不敢轻易提及，国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这个观点将通过随后的统计数字得到证明。无论如何，不论是国营还是国有，只要仍然在“国”字上面兜圈子，企业的经营效率在长期看必然是低下的。前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总认为“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尤其是在考察了新加坡之后”，李先生的考察地点选的不错，全世界的国有企业，只有新加坡算是成功的。不去考察泰国，马来西亚，也不去考察法国，而是挑中了新加坡，的确是因为只有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有辉煌的历史。但是不知道是智力上理解的障碍还是由于既得利益的原因揣着明白说糊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权是私有的，至少是打算私有的！ 推行新经济体制的重重障碍 新经济体制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但是却遭遇连柯西金本人都 料想不到的重重障碍。 就新经济体制来说，它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刺激，实际上是想让计划考虑某些市场因素，然后间接地传递给企业。这种就 斯大林模式改革斯大林模式，在实际推行中立即显露出它自身的缺陷。 首先，企业奖励基金的多少是与当年的工资基金直接相连的。为了做大奖励 基金的总盘，企业经理们都想尽办法提高工资基金，根本不顾节约劳动力，造成 从业人员膨胀。 注意所谓不顾及节约劳动力的说法，造成从业人员膨胀的问题当中，柯西金的改革措施不见得是主要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官僚体系的集权程度开始下降，官僚集团的内部约束力量开始垮塌。这并不少见，当前中国的国有制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对社会的招聘数量逐渐减少，但是对于官僚系统的招聘数量却在逐年递增。总之，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国有企业都将因为缺乏实际监督而最终崩溃。苏联和当今的中国一样，基本属于人治社会，法制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所谓依法治国，几乎所有的封建朝代都比今天做的要好的太多。因此在权力极为集中的领导人陨落之后，接班人的权力都将是不断降低的。在权力交接多次以后，所谓的一号人物不过是一个虚君而已，指望其治理官僚机构或者说推行改革，已经是天方夜谈了。 其次,UGGs，奖金在企业内部的分配上是很不平衡的。据 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 704家企业统计，来自利润提成的物质鼓励基金，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得总 额的81.7%，工人得总额的 18.1%。实行新经济体制，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 明显得益；工人得益不多，积极性不高。 当今中国的国有制企业似乎也是此种情况，普通工人的工资很低，而中高层管理者的工资奖金是较高的，我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伴随着权力碎片化的趋势裙带效应不断增强。 再次，企业为了超额完成计划，往往有意隐瞒生产能力，压低计划产量。而 且，企业在超额完成计划时也不愿超额太多，因为计划部门将根据企业当年达到 的实际水平，作为明年计划的起点。一位经理坦言:“超额完成计划是危险的、 冒险的事情。如果去年总产值超额 10%，今年超额 5%，那么你就将遭到痛斥，因 为增产速度下降了。”当然，奖金也泡汤了。 此外，即使以产品销售量代替总产值指标，也没能解决企业产品质量低劣、 落后，满足不了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因为整个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即使产 品质次、落后，消费者也无可奈何地只能接受。 新经济体制除了它自身仍然束缚在计划经济范围内所造成的矛盾之外，更严 峻的是遭到来自苏联整个体制和传统势力的阻挠和反对。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拉拉扬茨反对提升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 作用，反对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合同义务的条件下，有权买卖生产资料。 他说:“按照国家计划把物资分配给基本消费单位(部、主管部门和加盟共和国)， 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必要因素。要国家停止执行这项任务的任何企图，不 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必将严重破坏经济发展。 ”拉拉扬茨还忧心忡忡地说:“苏 联国家计委用来制定物质平衡表和年度分配计划的产品品名表被蚕食。几年前它 约有3500 个，现在大约剩 1900个。” 更为严重的是，从新经济体制实施以来，各部机关几乎仍是按老一套办法在 管理企业。这些旧领导方法的经常表现是: 第一，各总管理局、各部不根据企业的核算或者申请单，而是按照已达到的 水平，加上指令性的百分比，给企业下达计划指标。这是行政命令在计划领导方 面的传统做法。 第二，各总管理局、各部随意改变下达给企业的计划。1966年，苏联轻工业 部、食品工业部、日用器械机器制造部对它们在列宁格勒的企业，一半以上都变 更了计划。有的总管理局就是不执行《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的规定。如《条例》规定:“企业有权向其他国营和合作社企业、组织，包括集体农庄在内， 不经调拨出售按凭单推销不出去的产品。”1967 年上半年，莫斯科钢筋混凝土 六厂有11950立方米的盖板得不到销售凭单，周边城市却极需这些盖板。然而， 莫斯科工业建筑总管理局却禁止该厂在没有销售凭单的情况下，向周边城市出售 这些产品。 朝令夕改，政令不通是典型的权力碎片化的现象，社会主义体制所谓的强有力的经济调控在权力经历了数次交接以后已然是镜中花水中月了。其实所谓的“强有力的经济调控”似乎在历代封建王朝初期都可以找到痕迹。说白了其实质只是一种权力集中的体现而已，然而仅仅比较这一点，社会主义体制其实并不比帝制专制来的好，帝制专制因为世袭的关系权力碎片化的趋势会弱的多。 第三，稀缺物资、原材料的分配，仍然是原封不动地由上级机关按指令性计 划分配。逐步把物资技术供应转向有计划的批发贸易尚未实行，就被批判为“恢 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 第四，企业虽有基金，却极难办得成实事。因为建造职工住宅、幼儿园和其 他社会文化设施，都需要有建筑材料、设计文件，以及短期计划不饱满的建筑施 工单位。而建筑材料、建筑设计和施工企业都归国家计划统一管理，只要其中缺 一，就什么也做不成。何况企业基金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毕竟很有限。 此外，更为严重，而且难见于正式文字的是，厂长、经理们虽然都欢迎扩大 企业的独立自主权，但是谁也不敢顶撞上级机关阻挠、限制新经济体制实施的种 种行为。因为厂长、经理们的奖金、升迁，都由上级领导人决定；上级领导人随 时都可以找出合适的理由，取消下属企业领导人的奖励，或给予行政处分。 新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出现如此艰难的局面，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毕尔曼在 1967年第 2期《文学报》上发表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所说:国家计委的工作 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不取决于某个主 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觉悟和良心，而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这种国民经济最可怕的 祸根，惟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 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 凡此种种困难和层层阻力，表明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极限。 苏联已经到了必须冲出从战时共产主义脱胎、发育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应当改变 把由官僚寡头们层层控制和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财产”，把服役式地 劳动的亿万群众说成是“企业主人”，等等之类的陈腐说教，走向市场经济。经 过近半个世纪运行的斯大林模式，已经编织成从上到下，密如蛛网的斯大林模式 官僚机构，以及彼此之间交叉联系的权利关系。斯大林模式的官僚机构是适应斯 大林模式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已经习惯于斯大林模式的运作，并依赖斯大林模 式而存在。当改革触及到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核心时，除了传统、僵化的观念 阻碍之外，更强烈的是遭到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从上到下的抵制和反对。 作者对于国有制的评述真是妙到巅毫。“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字号企业，经历了从国营，到国有，再到股份制改革的历程。但是除去私有化以外，任何在“国”字上面兜圈子的改革都不是最终的成功出路。国营与国有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核心问题是产权。股份制改革向着真正的市场经济迈出了较大的一步，但显然仍然不够。因为在股份制改革中，政府（往往是财政部或其他相关机构）保留了大股东地位，出售部分股份给参与经营的合作方，并以此作为激励。但是这无法杜绝实际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掏空企业中饱私囊的问题，大部分情况下，其实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对于国有资产的瓜分。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参与经营的市场合作方想维护自身利益也都做不到了。在企业行为中，关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如何与企业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挂钩，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但无论如何，对于职业经理人的行为，股东大会是严格监督的。然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股东大会（也就是所有社会公民）对于企业的经营根本无权监督，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监督交给了所谓的国有资产委员会，这是典型自欺欺人的政策。由于政权不再合法世袭，相当于“国家最高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脱钩，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这种权力结构的后果是危险的。因此，国有企业的最终结果必将是破产或者遭到私有化。除非如同新加坡一般，以私有化的政权运作国有化的企业，但是在未来新加坡的“李氏资本集团”也要面对退居幕后而不丧失对于国有企业产权的问题。 新经济体制的“安乐死” 提出和主持新经济体制改革的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生于 1904 年， 1927年加入苏共。 1939 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任苏联纺织工业人民委员。 以后，他历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财政部长、轻工业部长、食品工 业部长、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等职，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年 以后，他一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4年 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他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倒赫鲁晓夫的密谋中，柯西金不是主角。他是在勃列日涅夫等人准备发难的前夕才被告知的，并要他立即表态。他没有立即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问:“克格勃什么态度？”在被告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倒赫鲁晓夫的中坚人物之一后，才表示同意。柯西金在这一密谋中是随大流者。从柯西金的经历和一贯表现来看，由于长期从事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比 较了解苏联经济的真实情况，但是一直小心谨慎，不在政治上犯险。当新经济体 制遭到传统和官场的抵制、反对时，柯西金就给自己留后路了。 1970年 6月4日，柯西金在一次讲话中说:“认为改革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放弃 对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971年4月6日，柯西 金在苏共24大上作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 9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强调“重工 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国家经济力量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的基础。”“党中央 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当然， 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 点。” 新经济体制是继续深入下去，还是半途而废，关键取决于勃列日涅夫的态度。 当历史发展到这种时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言九鼎。 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有所保留的。1965 年9 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讲话强调:提出改善计划工作“不是因为 我们的工业工作有什么失败”， “而是为了充分地挖掘和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的一切优越性来为人民服务。”他也没有讲加强经济刺激，而是强调“激发共产 主义劳动热情”。以后，勃列日涅夫的多次讲话都强调:苏联经济过去、现在都 执行得很好，驳斥“出现错误的说法”。但是，不管怎样，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 体制改革是赞同的、支持的。勃列日涅夫本人也希望有所改革。曾任《真理报》 副主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入为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讲话准备材料的班子的 伊诺译姆采夫说:“勃列日涅夫赞成在党内和社会上进行认真的改革。”勃列日 涅夫曾对陪同他散步的伊诺译姆采夫说:“尼古拉(伊诺译姆采夫)，我和你都是 久经沙场的军人，难道我们还不够勇敢吗？”勃列日涅夫接着就说起:必须在国 内、党内和干部中间进行彻底的改革。 所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言九鼎，显然言过其实，他的权力完全支撑于背后庞大的官僚集团之上，苏联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求官僚集团放弃控制市场的权力，除非官僚集团自身变成市场，否则从人性本私的角度看，是难以实现的。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刺激了勃列日涅夫，使他出现了几 乎是180 度的大转弯，改变了对改革的态度。 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设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具有 “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社会主义。这场改革，不 仅再次触发了捷克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情绪，而且建设市场社会主义的进程， 将使“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和现实化为乌首；使华沙条约组织、经 互会都难以存在。1968 年8月，勃列日涅夫在权衡再三之后，决然出兵武装占 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它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其他国家改革运动 的国家，也是不允许本国实行改革的。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前后，勃列日涅夫 支持苏联经济学界开展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围剿，视改革为洪水猛兽。 60年代末，在苏共中央机关内已盛传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改革的评价:“看他想出什么来了？ 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谁又懂得这个改革？更好地工作，这就是问题的 一切！” 1971 年 3 月 30 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 24 大作总结报告时，不再谈改革了， 而是强调:“计划工作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和核 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成就都是同经济的计划经营紧密联系的。未来 的经济成就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划工作的质量。 ”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经 济发展工作归结为两条:一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坚持集中计划经济的核 心。 此时，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苏联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到 了最困难，也是关键性的时刻。苏共 24大不去解决、研究这些问题，勃列日涅 夫却背转身子，向斯大林模式落后的传统回归。因此，苏共 24大成为新经济体 制改革的根本性转向。 70年代中期，新经济体制改革已无声无息了。阿赫别基扬在1973年11 月12 日《真理报》上《依靠集约方法》一文中提到，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 1064 名企业经理所作调查中， 80%的人诉说:上级机关像从前一样照旧干预企业的经营 和生产活动，违反《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给企业规定理应由企业自行 制定的指标。一部分企业的计划在一年内修改 1500多次，而财务指标根本不改 动。 新经济体制将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限定在产品销售指标等 8 项。时 隔不久，国家下达的指标数就越来越多，甚至远远超过 1965年新经济体制改革 前的30 项。像基金产值率、设备轮班系数等指标，都是国家计划机关新想出来 的。1977 年11月11日，瓦洛沃伊在《真理报》上题为《完善经济机制》的文 章中，称苏联经济体制是“倒立的金字塔”:按理，企业自身应当决定成千上万 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现在的情况却倒过来，最高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管理 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品名、品种和产量，企业只管照单生产。 国家计划机关还不断改变、扩大“产品销售指标”的范围。国家计委规定: 从1974 年7月1日开始，企业只有按全部合同完成订货计划，才算完成产品销 售计划；企业奖励基金的提成应考虑产品销售计划的执行情况。 至于基建投资改为由银行长期贷款，基本上没有实行。1978年统计，银行长 期贷款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只占 13%；在新建项目中只占 4―5%。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体制已被旧经济体制吞噬了。只是 70 年代毕 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行事。于是，新经济体制 被施行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