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谈谈什么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一、天下是世界观而不是国家观。 某些人认为“天下”是古代中国的国家观，是指古代中国的范围，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 天下，字义上的意思为“普天之下”，没有地理和空间的限制。但在东亚民族中，准确说华夏文化圈内，天下之概念，伴随一定的秩序原理，为某个地域、民众、国家的世界观，是东亚民族对世界的专有概念。就算对世界观不明确的地域民众，他们之“天下”的概念亦会根据一定的秩序成立着。 以古代中国的天下而言，就是特有的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尊、为核心的世界观。但是，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还是东亚其他民族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天下，其范围都是远远超越了自身民族和国度的地域，而是包含着以本国为中心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尊卑关系的世界观认识。 具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天下，中国的天下概念， 指被中国皇朝的皇帝主宰，在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 。“天下观”的基础是“东南西北中”的“五土观”，为天下中心的中国王朝直接支配之地域，被称为“夏”、“华”、“中夏”、“中华”、“中国”等，与周围的“四方”、“夷”等的地域作区别，这就构成了最早“天下观”的两大部分：一是内部的“九州观”，即由九州地域构成的中国，《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二是外部的“四海观”，因“四夷”分布于“四海”，所以“四夷”也称“四海”，《尔雅·释地》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不过，若“四海”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他们就被认可和接纳，即“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这就是中国先民一直强调用华夏文化改变周边各族，即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由此可见，在古人观点中，“夷”不是天生的中国人,只是可以通过华夏文化的教化，而成为中国人。这才是一种动态的科学历史观，远比几千年后某些动辄叫嚣“蒙满民族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僵化思维，要先进得多。 二、御临天下——关于“天下”是“中国”的误会。 某些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皇帝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为王土，作为统治中国的皇帝作为天子“临御天下”，那么就意味着“天下”的范围等于“中国”的范围，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古人的“天下观”其实是 中国皇朝的皇帝主宰，在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则所支配的空间， 包括内“中国”外“四夷（四海）”的世界观，一种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国皇帝的统治者的身份，其实还有高于其实际统治地域（中国）的含义， 《礼记·曲礼》“君天下曰天子”，东汉郑玄所注：“天子，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 意思即，至少在汉朝时期，“君天下”与“统治中国”都还是两码事，而“天子”管辖的“天下”范围明显大于“皇帝”管辖的“中国”。 中国的“皇帝”，通过 一定普遍的秩序原则，支配着以中华为中心的世界，这才是“天下观”体系。这个体系的演变是： （一）隋朝（圣人可汗制度） 1、隋文帝时代：天朝体系制度正式建立 2、隋炀帝时代：天朝体系制度的鼎盛 （二）唐朝（天可汗制度） 1、唐太宗时代：天朝制度比较完善 2、唐高宗时代：天朝亚洲体系的再度扩张 3、武则天时代：天朝制度的全面动摇 （三）明朝 1、永乐时代：朝贡制度在亚洲不断完善 对于这三个“天下”范围不等于中国的最有力证明，就是日本也是其中一员。 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天下”其实是东亚华夏文化圈内各国普遍存在的世界观。因此，除了有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观”，日本、越南、韩国等国也有各自为核心的“天下观”。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天下观”中，我们会发现“天下”不是中国独有的概念，甚至“中华”和“中国”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概念，但是，将“天下中心”自诩为“中华”或“中国”却是一个共性的现象，历史界一般称其为“小中华思想”。 1、日本的天下观：日本（倭国）的“天下”概念起源追溯到古坟时代。5世纪时，认为是后期制作而成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中有“治天下□□□□□大王”字眼，依□□□□□部分“ワカタケル”读音推段，应该是指雄略天皇。雄略天皇发送到中国的国书中自称“倭王武”。可是，他对国内则自称治天下大王，即表明他统治与中国不同的倭国独特天下之大王。这证明当时已经出现“倭国是与中国世界不同的独特天下”的观念。以后的倭王们也世世代代继承治天下大王的称号。以此事为背景，7世纪初，倭国王给隋炀帝的亲笔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 ”之事便可理解。 此后，8世纪初律令制被引入的时候，中国的天下概念一同引进。在那个时代，天下的意义一般被认为是律令国家支配的范围，范围适合今天日本列岛中的本州、四国、九州等。不过，那时天下概念也包含虾夷等不被直接支配的异民族。与中国王朝的天下思想一样，日本将“天下”中心设定在律令国家中心（日本的中国地区，战国时期的毛利元就曾任领主），以天皇为主宰的秩序波及之范围，周围则是与“夷”对应的异民族，充满小中华主义性色彩。 2、韩国的古代“天下观”：高丽王国内自称“朕”，死后赠与庙号，王的命令称为“制”、“诏”等，当时的宫廷的颂歌有 “海东天子”、“南蛮北狄自来朝”字眼 ，金石文雕刻“皇帝诏曰”。天子的特权的祀天也在进行，是首都开城称呼为“皇都”。 3、越南的“天下”概念：在13世纪随着蒙古军被击退，国威发扬后被确认。1428年，大越从明朝独立的时候，代表这个时代的文人的阮廌描述“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亡于满清之后，东亚各国这种“小中华思想”达到了顶峰，认为“中国屈服于夷狄的支配”，更加哺育出日本、朝鲜等才是正统中华思想的主流。于是乎，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和把朝鲜作为“天下”中心的概念并存。 这些，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观点， “天下”不是中国，而是大于中国的世界。中国只是“天下观”中最为尊崇的中心国度，也即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尊称的“天朝”。 这也是甲午日清战争后，日本拒绝满清在马关条约上自称“中国”时，提出的“中国只是相对于四边荒服”的根源。 三、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范围演绎——古代“天下”的范围大小不是固定的。 某些人鼓吹，古代中国人的“天下”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自然疆域”，甚至毫无根据、牵强附会意淫为“西到葱岭，东抵大海，北至草原大漠，南及海滨”，这是非常荒诞的，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和国家民族的自然形成过程。我把其形象的称为“挂天下的羊头，卖版图中国论的狗肉”。其实，要认识这种谬论的荒诞之处十分简单，只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从古以来，是否有范围一成不变的“天下”范围。 事实上，天下观作为一种世界观，与中国作为一种国家观一样，天下与中国的范围，都是随着认识的主体，中国人的认识水平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就是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四夷的范围也在变化扩大，天下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至于在古代中国人认识之外的地区，有什么人、在做什么，在中国人的历史印迹中是找不到的，因为他们当时不是中国。 以商周而言，中国之地只有河南等处，《尔雅·释地》把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合称为“四荒”（四夷），这就是当时中国人认识的“天下”大小。 到了春秋战国，原山东、江淮地区的“东夷”，荆楚、巴蜀地区的巴、蛮，通过武力或文化侵略，被纳入中国范围，这时，商周时期的“天下”，基本成为了“中国”。于是，“天下”开始囊括更远的匈奴、犬戎、肃慎、南越等，原有与中国相对的“东夷”“南蛮”也开始由原来的莱、淮夷，荆楚转指更东方的肃慎、朝鲜、南越等。这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鼓吹“东夷”是与华夏并列的整体民族的说法，用心是非常限恶的， 一是制造与主体民族对抗的民族同盟史；二是颠倒黑白，把历史上已灭亡并融入华夏的莱夷、淮夷，与满洲先族混为一谈，达到把满洲人侵略屠杀汉族歪曲为历史轮回的丑陋目的。 而到了秦朝，第一次“天下一统”，其实只是原有中国人认识的“天下”转变为了中国，而天下观也随之再一次扩大。匈奴，也开始登上中国人“天下”的舞台，但是如果说当时匈奴就已经是中国人，那只能是个笑话。 更需要明确的是，要是说当时中国人的 “天下观”就囊括了“西到葱岭，东抵大海，北至草原大漠，南及海滨”的“自古以来的中国自然疆域 ”，其恶搞程度就不止是“穿越”和“架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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