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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中小水利工程是怎么兴修的 [原创 2011-05-27 09:54:36]
 字号：大 中 小 上世纪中小水利工程是怎么兴修的 自去年春季西南亢旱到今年入夏长江中下游旱情严重，都涉及到一个严峻的农业问题，那就是中小型水利工程多年失修，或是新型水利工程配套不足的问题。这里涉及到权益、责任、经济、协作、统筹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资金、劳动力来源，还有体制问题、组织问题，监督问责机制等等。 除了国家和地方规划中的大型水利电力工程以外，中小型水利工程，因为收益地域、规模、效益、服务对象，责任主体等复杂内涵，完全依靠政府出资、组织人力兴建或者维修都有一定难度。何况，它是一个责任性极强，而收益缓慢，除了辛劳，很难有灰色收入和当前好处的事业。在长效机制的限制下，既不能短期内为地方官增添政绩，也不能堂而皇之地广开财源，在任期制限制，急功近利心态驱使下，也没有几个真正懂农业和水利的权威，为了地方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李冰父子那样造福子民。所以，水利配套工程出现问题就是预料中的必然。 这倒让人怀念起上个世纪公社化时期。这种怀念不是复古，不是倒退，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束缚了农民的手脚，消折了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把他们捆在黄土地上以艰辛的劳动换不来应有的的温饱，倒让二流子、懒汉和混混得过且过。但是，集体也有集体的好处，虽然强制性不是好事，但是能够短期内集中资金、人力、物力办大事，尤其像兴修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应急工程，就显见得组织起来力量大的好处。 作为下乡知识青年，我参加过所在地几乎所有的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和一般知青不同，作为抗日军人后裔和世代书香子弟的我，不能像有靠山和来头的红五类那样享受特别的恩宠。所以，赤脚医生、宣传队员、大小队会计、出纳职务，以及招工、招干、参军、工农兵学员绝对轮不到我。因为耿直不屑于权贵，生产队不费力气的活也轮不到我。但是，在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年月，我却有一般上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没有的特别优势。我是一个所谓的白专典型（即政治上不求进步，埋头读书的学生，实际并非如此），但不是一个书呆子。我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善于把书本上的知识很快付诸实践。短期内搞懂原理就能操纵使用测绘仪器、学会识图、工程量计算、进行水利公路施工，知道怎样组织劳动力平整田地，配套设施，还是一支优秀的笔杆，一个能自如操纵当时民兵所有武器的军人传人，一个身体力行的劳动者。所以，人民公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县与地区范围内中小型水利、农田、公路等工程，我就成了公社必须抽调的测绘员、施工员、抑或宣传员。省级政府出资的水利工程，自然有正规施工人员，我则就成了一个标准的民夫，和生产队的小伙伴们一道从泥泞中挖掘出自己的土方量来。当然，那时由于注重宣传，常常没有合适人，县区的工程指挥者负责政工的干部，会慕名从千万人的民夫中，找到我（这不是招工，没有什么相应担待和责任，只是用对人把事情办好）。于是我就从泥水里出来，又成了指挥部的小报编辑，工程指挥讲话稿的作者。八年间，我参加了当地的跃进渠清淤工程、洪水缺口强堵工程、黄河抗洪码头修建、七星渠裁弯工程、渠身延伸工程、渠口引水闸口开挖工程、青铜峡水库淤积区新农田开发工程、109国道过境工程、阿拉善左旗吉红公路（边防）修筑工程，包兰铁路路基加宽工程等等，不一而足。直白地说，那些工程，青年农民，包括我们这些下乡知识青年，统统没有工资，叫做“义务建勤”。实际就是唐代“租庸调”制度里面的“调”——自带工具口粮义务服徭役的民夫。大多数时候，我比小伙伴，一天多两毛钱的补助。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那时讲究奉献，像我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国之干臣，相关待遇不如一个叫花子或者典型的混混、懒汉。所以中国当时的持续落后是必然的。 县区、公社一纸命令，生产队紧急动员，常常是劳力多的小集体当冤大头，出夫多。不管上面点不点我的名，每次我必然要充当徭役。除了紧急抢险，引黄灌区水利工程多在冬春之交和秋冬之交，解冻、上冻初期，赶在农闲时间，好不误农时。鸡叫二遍，约齐伙伴，骑上自行车，过黄河或者到上游五十里、百里外，找到工程事先按社队划好的宿营村庄（没有租赁费，农民完全是奉献），安置好行李，视察完工地，联系好社队伙房；作为本生产队伙伴公认的头（不是委派选任，而是膺服）我需要组织大家搞好房东关系，于是义务为房东拆火炕（宁夏农家肥主要来源之一）搬运黄土垫圈（露天厕所或猪畜圈）沤制农家肥。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就得出工。一般这一干至少是十五天。直到黄土冻硬或者春季农田管理不等人。一日三餐，粮食供应不足年月自带一斤，上面补足半斤，两毛菜金。如果是公社组织施工，自带干粮，没有补助。就这样，没有什么机械，就靠着农民的两只手，一副肩膀，不挣工钱地开出了一道道万里长城，挖出了一条条运河。搬走了日月星辰，将高低起伏、湖塘沼泽遍布，阡陌交错重叠的卫宁平原建成了一马平川的机耕地（当然由于大包干黄土搬家施肥给力不同，如今又有高低差异了），开辟出锦绣的塞上江南。 1975年，流经中宁、中卫灌溉百万亩良田的七星渠，由于垦区面积扩大，原泉眼山进水口径流不够，需要借用旧羚羊渠，并将其扩容，上延五十里，到中卫旧羚羊渠口，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水利工程，区上拨了专款，除了水利设施外，还给应征的民夫一天按1.48元支付工钱。三千民工，冬春又一季秋末，在严寒半饥半饱中前后奋战两个月，才完成工程总量。每天除了两毛钱补助外，没有见到一分钱工钱。因为工钱被中宁县政府拿去盖了招待所和政府大院。大家空欢喜一场还是义务建勤，徭役的干活。整个渠口新闸口开挖，在齐腿深的泥水里，我挖了半个月卵石砾，临了，纠正了工程师喇叭口渠口工程量的计算错误（他以树木从小头计算体积的方法，从棱台下底小头计算工程量），为公社挽回几千元的工程款。而在渠身延伸工程中，当了两季指挥部小报编辑，没有直接当苦力。但天天下工地，看大姑娘、小媳妇们背着背篼，从几十米深的渠底，沿着泥泞的陡坡，背起卵石上岸来，泥水顺着垫着羊皮垫的脊背滴滴答答流下来，在裤脚冻成冰碴，走路咯吱咯吱。看着面黄肌瘦的她们紧缩的眉头，痛苦的表情。那瞬间，我的心都碎了。可怜中国引黄灌区的农民，可怜我的姐妹，城里人案头上的大米白面，岂止是你们的汗水心血，那是整个青春的苦役！ 1976年入冬，因为青铜峡水库淤积区没有达到原先规模，中宁县长滩地区周滩需要复垦，县上决定组织万人大会战。十冬腊月，依然是义务建勤，抽调了农村的主要劳力，要在冰天雪地里移山填海。那里是冬季气温零下二十度的北国，不是江南。挖不动了用炮炸，炸不动了窝工，还不许停工，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没有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直到后来半万人重感冒躺下，工程才不了了之。那时，我是公社的施工员，宣传员，唯一能做的事是不露形迹地减小上游田地和下游田地的水平落差，以减少土方量，此外，再不能做什么了。 跨县，跨地区的渠道叫做干渠，通向各公社田地的分支，叫做支渠，支渠再分岔，通向各大队（村）的叫做斗渠，斗渠分支通向生产队田野的叫做毛渠。一条渠道，有无数闸门，泄水，桥梁，渠堤本身是乡间道路。除了分水闸是水利部门用水利赋费兴修的外，其他土石方，包括运力、劳动力，全部是义务建勤，也就是个国家徭役以外的地方徭役。唐代徭役，一丁最长不超过二十天。而我们一年两季除了夏季抢险，至少需要35-40天。 举世闻名的林县红旗渠工程，除了炸药、水泥、阀门等农村没有的建材是林县政府筹资的外，其余开山放炮，筑路、运输、开渠、分水工程全部是林县不拿一份工资的农民的义务建勤。就这样，困难岁月，农民自带口粮无以为继，当时主持修渠的县委书记，不是冒着丢乌纱帽的危险，而是冒着被逮捕法办的危险，动用国库的战备粮，才维系了工程的实施。这样为民生不计个人得失的地方官，作为典型，在那个时代不算多，在今天就更不容易。 回忆这些水利工程往事，有时充满自豪，有时不堪回首。但阴暗后面，毕竟显示了集体的力量，组织起来的力量，或曰专制在某些时候的高效率。就如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凿运河。确实，七嘴八舌、袖手旁观、公婆各有理，光说不练成就不了什么。强制、高压在特定时候就会产生效率。而现在的事是农民不复有组织，现今的乡村政府，除了计划生育收费，卖地拆迁、各种公开隐形的摊派外，很少组织生产，规划长远农业发展，更不要说农田水利了。农民自身因为土地制度只能维持小农经营局面，也无力兴修水利道路，进行园田化建设。所以，农村日见凋敝（非城郊），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就是必然的。水利部门原来可以农业税费名目，以徭役役使农民。后来改为征费雇请役工，再后来，大量青年农民外出打工，干脆无工可雇，农民又自扫自家门前雪，自用自养的水利工程就逐渐无人问津。除非国家倡导的有利可图的大型工程，一般小型或维修，工钱高了不划算，也很少列支专门计划。工钱低了，加上层层承包，层层剥皮抽油水，没几个钱了，也没人愿受那常人忍受不了的劳苦。何况，农村本地缺劳动力，已成事实。仅靠呼吁，呐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了。何况，情况正在恶化，又没有现实的解决办法。更不在政绩的议事日程，只有上下扯皮，互相推诿，迁延时日了。 没有了系统配套的水利工程，没有了适时维修，有效运转的机制，没有了可以组织起来，经常性的维护管理的农民队伍，中国农村的中小水利工程衰微是必然的，水旱灾害正在张开口血盆大口向农村逼近……远郊农村正在整体沦陷中…… 我的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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