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之发展演变

墓葬资料中所见二十四孝之发展演变

http://www./episteme/  2011-1-11 16:09:30  作者：卫文革    来源：《文物世界》2010.5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运城市文物局）

墓葬作为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思想支配下，墓葬随葬品真实反映了人类生前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活动。

孝文化乃儒家伦理思想之核心，《汉书&S226;艺文志》日：“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1]孝德位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之首，被封建文人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作为千百年来维系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孝文化不仅存留于精神层面，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日常思想和行为中，而且大量地透过文物资料表现在物质层面上，其中最主要的载体就是各时代遗存下来的墓葬。由于先人们要通过一个个孝子行孝的鲜活故事来教化世人，因而古代墓葬中除了墓志、碑刻等文字材料外，主要还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雕塑品、石线刻像等各种浅显易懂的图画形式。建国以来全国发掘的历代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壁画墓、石棺墓中关于孝文化的题材已有不少。本文试图运用考占学的方法论，钩稽文物遗存，对二十四孝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进行初步的探讨。不妥之处，望方家不吝指教。

我国孝文化起源很早。《尚书-尧典》首先记载了大舜行孝的故事，其文称：“岳日：‘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义，不格奸。’”[2]《说文》“孝”字作“孝（小篆体）”。《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3]西周时代的诗歌《诗经&S226;魏风&S226;陟岵序》日：“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4]是孝子劳作时思念父母真情之流露。《孝经》是儒家弘扬孝文化的经典作，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建宫殿发现于孔子故宅壁间藏书中，其成书时代可能在春秋晚期二然孝文化的盛行则在西汉中期之后。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从此，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辟举孝廉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生事孝悌、死事厚葬在两汉社会王贵公族和仕宦之间逐渐成为时尚。以至于到了东汉初期，为了制止厚葬风气，光武帝专门下诏：“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后汉书&S226;光武帝本纪下》[5]）据现存文物资料，在先秦及西汉墓中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的孝文化题材随葬品。

现存墓葬资料中，出土孝文化题材随葬品和附属孝文化文物最早的时代，都在东汉时期。集中发现的区域，主要在鲁南、苏北地区。1972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村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壁画墓的中室西、北两壁，绘有七女为父报仇、丁兰孝亲的孝子故事和孔子见老子、二桃杀三士等历史故事[6]。1970年，江苏泗洪县裴墩东汉画像石墓出土了一块画像石墓壁，画像内容可分为四层，在第二层采用了平面浅浮雕的技法雕刻有曾母投抒的故事，此墓主生前可能是俸禄二千石的临淮郡太守[7]。

山东嘉祥武氏家庭墓地的地面石结构祠堂武氏祠，是汉代画像石中现存孝文化题材最多的。祠堂由武梁祠、武荣祠、左石室3座祠堂和武氏阙组成。武梁生前曾任州从事，卒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祠内历史故事画像40余幅。武梁祠右壁第二层白右至左依次刻有曾母投抒、闵子骞失辔、老莱子娱亲、丁兰刻木事亲等4幅见于《孝子传》的故事，每幅图画均有题榜文字，曾母投抒、丁兰事亲的故事与今本《二十四孝》有别。帝舜刻在武梁祠右壁的第一层，是作为圣明帝王与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嚳、帝尧、大禹、夏桀等并存的，而不是以孝子形象出现的。武梁祠后壁右上部自右至左依次刻有梁高行拒聘、曾秋胡戏妻、鲁义姑舍子救侄、楚昭贞姜渐台待符等4幅载于《列女传》的故事，每幅图画均有榜题。武荣系武梁弟武开明之子，官至执金吾丞，卒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祠内北壁第二层自右至左依次刻有韩伯瑜被笞、邢渠哺父、董永卖身葬父、朱明（故事待考）等4幅孝子故事。左壁第二层自右至左依次刻有梁节姑赴火、齐义继母、京师节女代夫受死等3幅载于《烈女传》之故事。左石室画像石上也刻有三州孝人、魏汤、孝孙原谷等孝子故事[8]。而旧讹传为西汉孝子郭巨祠堂的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属于东汉章帝、和帝（76-105年）时期，并无孝文化题材内容。此外，河南登封启母阙刊有郭巨埋儿的故事，四川沈府君阙刻有董永侍父的孝子故事。

孝文化题材首先兴起于孔孟之乡的鲁南、苏北地区，是儒家文化在当地深层植根和两汉厚葬风气相结合的真实反映。此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孝文化在中国社会深入发展时期。作为社会风气的导向标和文人仕宦德行操守的教科书，当时朝野编撰了许多孝文化题材书籍。据《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9]记载，继汉刘向撰《孝子传》、《列女传》，赵母注《列女传》七卷，高氏撰《烈女传》八卷，刘歆撰《列女传颂》一卷之后，又有晋萧广济撰《孝子传》十五卷，刘宋王韶之撰《孝子传赞》三卷，郑缉之撰《孝子传》十卷，师觉授撰《孝子传》八卷，宋躬撰《孝子传》二十卷，梁武帝撰《孝德传》三十卷，无名氏撰《孝子传略》二卷、《孝友传》八卷、《曾参传》一卷，三国魏曹植撰《列女传颂》一卷，缪袭撰《列女传赞》一卷，项原撰《列女后传》十卷，皇甫谧撰《列女传》六卷，綦毋邃撰《列女传》七卷，无名氏撰《列女传要录》三卷。此外，《后汉书》、《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新旧《唐书》等正史对于孝义、孝行、孝友、列女的褒扬，更使得处于南北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忠义孝悌成为社会的主流。现存南北朝时孝文化题材图画形式的文物主要有两处。1965年，在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中出土了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的一件彩绘人物故事漆屏风，漆画分为上下四层，第一层自右至左绘有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像、舜父瞽叟与弟象填井、舜后母烧廪三幅画；第二层自右至左绘有周太姒、周太任、周太姜三位妇人像；第三层自右至左为鲁师春姜、春姜女二妇人像；最下层自右至左绘有汉成帝班婕妤像和汉成帝乘辇图。上述人物皆有题榜。此外，在其他残片上所见画面还有李充奉亲、素食瞻宾、如履薄冰等故事，题榜人物有李充妻、启、启母、鲁母师、孙叔敖、孙叔敖母、和帝口后、卫灵公、灵公夫人、齐宣王、匡青等，均取自《孝子传》、《列女传》[10]。据刘向《七略别录》和《东观汉纪》记载，汉代就有在屏风上画列女的习惯，延至魏晋南北朝，此风更盛。另一处是1958年清理的河南省邓县学庄村西南的南朝画像砖墓，墓室及甬道均用带莲花等纹饰的花纹砖砌成，并在墓壁上嵌砌了模印加彩的画像砖。墓内的壁画有飞天、兽面、门吏、牛车出行等内容，墓室内两侧壁各凸砌出8个砖柱，在西侧第7个砖柱上，分别有榜题郭巨和老莱子的孝子故事，墓主是拥有部曲武装的中小地主或官吏[11]。此外，洛阳出土的北魏宁懋石室，也刊有孝子列女故事。

唐代以前的出土墓志中，对于孝文化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北魏《元睿墓志》：“事母以孝闻，善弟以友称”，“骞门比孝，晏朋等信”；北魏《韦或墓志》：“孝敬仁恭，超颜闵之称”；北周《徒何纶墓志》：“知愉怀橘，荣迈推梨”；北周《韦彪墓志》：“孝同曾闵，友过臣尉”；北周《宇文瓘墓志》：“比之曾子、张霸，恧其高纵；譬以颜生、黄宪，惭其实录”；隋《李和墓志》：“蹈颜冉而为俦”；隋《李敬族墓志》：“七起孝养，扇枕温床；三年泣血，栽松灌杨”[12]；唐《吕藏墓志》：“入升曾闵之堂”[13].北周《裴休义墓志》：“横舍才还，便留断织之诫”，“推梨誉显，怀橘名传”等[14]，分别包括了曾参、闵子骞、颜子、冉有、孔融、陆绩、张霸、黄宪、孟子、黄香等孝子人物。又如北魏《杨无醌墓志》：“遵班氏之秘诫，雅操与孟光俱邈，渊意与文姬共远”；北魏《殷伯姜墓志》：“孟母亟迁，慰我遗孤”，“行齐退金，节高梁女”；北魏《封口妻长孙氏墓志》：“昔赖班曹，今亦斯仗”；北魏《羊祉妻崔神妃墓志》：“于铄母师，允膺柔克”；东魏《羊深妻崔元容墓志》：“昔称樊卫，方之惭德”；北周《拓跋虎妻尉迟将男墓志》：“虽复梁寡高行，楚白贞妪，不能过也”；隋《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梁妻楚室，讵以相侔？鲁穆齐姜，尝何仿佛”；隋《封延之妻崔长晖墓志》：“率导三息，迈慈母之壹心；殷勤四女，越班昭之四德”等[15]，分别包括了孟母、梁高行、班昭、蔡文姬、卫夫人、樊卫（又名樊苇）、楚昭贞姜、鲁穆（又称鲁母师）、齐姜、梁节女等列女人物。

“二十四孝”的提法，始见于五代时期。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教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中国最早的“二十四孝”作品，作者为五代时期的圆鉴大师云辩。

宋辽金元时期，是二十四孝广泛普及的时期。根据笔者对出土墓葬资料的粗略统计和分析（详见表一，表二），这一时期的二十四孝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分布地域上，二十四孝广泛流行于黄河中游地区，以山西、河南为主，其范围北至辽宁中部的辽国腹地，西至甘肃中部兰州附近的金国西部边缘，东至豫东地区，南至重庆、贵州等南宋统治地区[39]，占据大半个中国。

2．在延续时间上，二十四孝从北宋早期出现，北宋晚期、辽代晚期、整个金代、南宋时期极为流行，元代在山西地区仍然绵绵不绝。二十四孝子故事图与开芳宴、杂剧表演、仿木结构砖雕及佛教故事图一起，构成了宋金元墓葬装饰的主要特征。

3．在墓主身份上，从南北朝隋唐时使用墓志的官吏扩展到宋辽金元时不能使用墓志的中小地主、贵族和低级别小吏，反映了二十四孝的普及与泛滥。

4．在表现形式上，从南北朝隋唐时的墓志文字记载、彩绘漆画、模制画像砖、线刻画像石，发展到宋辽金元时的线刻画像石棺、浮雕画像石、彩绘壁画、模制雕砖、模制与彩绘相结合的雕砖、泥塑作品等，表现手段较前更加丰富。

5．在故事题材上，附表二反映出了三个版本。辽国统治地区是一个独立的版本。而黄河流域的山西、河南地区则有两种版本，一是石棺线刻、彩绘壁画有一个同定的粉本；二是河东的稷山、新绛、闻喜等流行砖雕或砖雕与彩绘相结合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则是另一个版本。

6．在安放位置上，凡是二十四孝或孝子故事数量较多的，多位于墓葬中的显要位置，如线刻石棺多刻于两棺帮，绝不见棺盖上；彩绘壁画多根据墓向绘于主要墓壁的中间位置；泥塑作品置放于回廊周围；砖雕则嵌砌于主要墓壁的中间位置。数量较少的孝子故事多属于配图，常根据实际情况绘于或嵌砌于棋眼壁或主图画的上部，有的甚至嵌砌于甬道内。

元代以降，社会上兴起了编撰二十四孝书籍的热潮，当时流传的二十四孝的版本很多，如元代学者谢应芳在《龟巢集&S226;二十四孝赞》序中记载：“常州王达善所赞《二十四孝》，以《孝经》一章冠于编首。”元代张宪《玉笥集&S226;题王克孝二十四孝图》称该书既有“序而诗之”的说与诗，同时又有图画，现北师大图书馆即收藏有明版有图有说有诗的《二十四孝图》。现代语言学家杨伯峻《经书浅谈》在考证《二十四孝》的作者时说：“元代郭守正将24位古人孝道的事辑录成书，由王克孝绘成《二十四孝图》流传世间；清末，张之洞等人将之扩编至《百孝图说》。应园先生邀请为其86岁父亲庆寿，陈少梅完全依照元代王克孝《二十四孝图》内容绘制了《二十四孝图》卷，与之相比，徐操创作的《二十四孝史》则更具个性化。”对于杨伯峻之说，学界亦有歧异，有认为《二十四孝》一书是元代郭居业所撰缉；更多的人认为是福建尤溪郭居敬所编撰，书名为《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并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明洪武年间初刊本和河南省社旗县山陕会馆收藏的郭居敬所绘的刺绣作品《二十四孝图》为证[40]。然而无论郭居敬、郭守正抑或郭居业所编的《二十四孝图》，都是鲁迅先生《朝花夕拾&S226;二十四孝图》所称之的：“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有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即图文并茂、老少咸宜的启蒙作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明代以后比较统一的二十四孝版本了。

[1]（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1987年12月第5次印刷。

[2][4]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全文标点本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3]（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12月第1版，1987年7月第9次印刷。

[5]（宋）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1987年10月第4次印刷。

[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7]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1996年2月第12次印刷。

[8]嘉祥武氏祠的孝子人物，是我的恩师李发林先生1986年讲授的汉代画像石专题中的一部分，参见李发林编、山东大学历史系《汉代画像石刻选讲》油印本，1986年8月。另也可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S226;考古学卷》之《武氏石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9]（唐）魏征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版，1973年8月第1次印刷。

[10]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1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S226;考古学卷》之《邓县画像砖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12][15]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1版。

[13]李百勤等《河东出土墓志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14]邹冬珍、卫文革《山西运城出土几盒裴氏墓志》，《文物世界》，2006年第4期。

[16]李献奇、王丽玲《河南洛宁北宋乐重进画像石棺》，《文物》，1993年第5期。

[17]黄明兰、宫大中《洛阳北宋张君墓画像石棺》，《文物》，1984年第7期。

[18]许玉林《辽宁鞍山市汪家峪辽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第3期。

[19]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发掘小组《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7期。

[20]张青晋《山西永济发现金代贞元元年青石棺》，《文物》1985年第8期。

[21]河南省博物馆、焦作市博物馆《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8期。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县博物馆《山西汾阳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2期。

[23]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临夏金代砖雕墓》，《文物》，1994年第12期。

[24]张德光《山西绛县裴家堡古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25]吕遵谔《山西垣曲东铺村的金墓》，《考古通讯》1956年笫1期。

[26]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兰州中山林金代雕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2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28]王进先《山西长治故漳金代纪年墓》，《考古》1984年第8期。

[29]长治市博物馆王进先、朱晓芳《山西长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30][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闻喜县博物馆《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31]闻喜县博物馆《山西闻喜寺底金墓》，《文物》1988年第7期。

[3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稷山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

[35]李军《山西万荣万和村金代砖墓壁画》，《文物世界》2006年增刊。

[36]长治市博物馆王进先《山西长治市捉马村元代壁画墓》，《文物》1985年第6期。

[37]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新绛寨里村元墓》，《考古》1966年第1期。

[38]李奉山《山西芮城永乐官旧址宋德方、潘德冲和“吕祖”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

[39]《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六章《隋唐至明代》二《宋辽金元》之（一）《宋代墓葬和窖藏的发掘》记载：”重庆发现的石室墓雕刻则以孝子故事为主要内容。这种带雕刻的石室墓，从四川南部一直分布到贵州的乌江北岸，在桐梓、遵义、绥阳、湄潭、赤水等地都有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40]林荣发《郭居敬与（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三明日报&S226;读书》，2006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