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中段正淳身边的女人（五）

三、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陈墨在评析金庸小说中失恋的女子为「忧伤的情魔」时，提到了一个他认为「怪。但这就是女性」(《情爱金庸》50)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失恋的女人「不去恨应该恨的人（抛弃她的男人，薄情的男人或不爱她的男人），而却偏偏要去恨那不该恨的人（她的情敌、她的同类，那个得到或『夺了』她的情郎的女人）」（《情爱金庸》57）。陈墨举出了不少例证，如《碧血剑》中的何红药不恨金蛇郎君夏雪宜、不恨自己盲目，却恨透了夏雪宜所爱的温仪；《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也像何红药、王夫人、秦红棉、甘宝宝、阮星竹……等等所有的女性一样并不恨男人，不真的恨那『薄情郎』，而是恨自己的同类，恨另一个女子将自己的情郎夺去。以为别的女人是『小*人』、『狐媚子』、『骚狐狸』云。」(《情爱金庸》54)。这种女人为难女人的现象在《天龙八部》中的确是甚为明显，我们在第八回就已经看到秦红棉与刀白凤正面交手，虽然眼见段正淳出手相救自己的情敌时，两人分别不满地向段正淳进攻，但是当她们见到对方向段正淳攻击时，又都同时要回护郎君，即使她们之后发现段正淳是假装受伤，思及「这家伙最会骗人」，两人又联手向他进攻，但是对段正淳出手时，却绝非像攻击情敌时那样，招招意图置对方于死地。在第廿三回中秦红棉原先意图行刺阮星竹，在阮星竹的软语感动下，表面上化敌为友，共同把马夫人康敏视为使段正淳负心的罪魁祸首：「秦红棉恨恨的道：『我和段郎本来好端端地过快活日子，都是这*婢使狐狸精勾当……』阮星竹沈吟道：『那康……康敏这*人，嗯，可不知在那里。妹子找到了她，你帮我在她身上多刺几刀』。」（金 986）；稍后我们将发现两女的同仇敌忾并不真挚，彼此都只是假作对对方毫无戒心之状，事实上阮星竹对秦红棉隐瞒了段正淳的行踪，而秦红棉也知道她在使诈，两女之间短暂的姊妹相称毕竟是尔虞我诈而非相濡以沫。第四十七回，王夫人听说段正淳又和别的女子同行，勃然大怒地质问：「……他丢下了我，回大理去做他的王爷，我并不怪他，家中有妻子，我也不怪他，谁叫我识得他之时，他已是有妇之夫呢？可是他……可是他……你说他又和别的女人在一起，那是谁？那是谁？[…]哼，这*女人模样儿生得怎样？这狐媚子，不知用甚么手段将他迷上了。」(金1996-7)。这些女人之间的恨意可说是非常分明，然而她们对共同的负心汉的心情恐怕却一致多类似王夫人：「对他即使有所怨怼，也多半是情多于仇」(第四十八回，金2006)。

 

对于武侠小说中充斥的这种女人为难女人的例子，难道我们只能感叹这就是非理性的女人特别会制造的怪现象吗？或许也不尽然。《天龙八部》中段正淳众情人们一致表现出来的对情敌的恨、对情人的宽容，与其用性别决定论推断是因为失恋的女性必然会如此，不如说还是她们观看/认同模式的结构性问题使然。前面已经说过，段正淳的情人们多停留在想像认同的层次，而因为想像认同中的自我完形只是从不足跨越到期待所产生的幻像，这种不稳定会使自我必须不断与小他者进行争斗来保障自己无所匮缺的错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女子恨其他的女子而不恨段正淳的原因，或许就不是那么怪异难解了：如果她们痛恨段正淳、真的把他看成厚颜无耻、到处留情、花言巧语的负心汉，那么她们岂不也等于承认爱著段正淳的自己是盲目的、愚蠢的、和无耻之徒厮混的同一等人？而自己到现在心里仍眷恋段正淳这个恶人，岂不是更为不堪？可是如果她们恨的是情敌，情况就不同了，把情敌贬为*女人、狐狸精，她们不但保全了「情郎只是一时被狐媚所惑才误入歧途」、「他不是不爱我」这样的幻觉，也可以免于面对心底的焦虑：是不是我有甚么不够好所以他才又去爱别人？换句话说，想像认同「有他就没有我」的结构性缺陷，将为主体制造出「打压他就可以确保我」的错觉，这恐怕才是这些女性彼此憎恨残杀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女性之间互相打压贬抑是女性本质使然，而是任何过度耽溺想像认同的人都容易发生的现象。

 

不过我们还是得问，那么女性是不是就是这种比较容易耽溺想像认同的人呢？法国女性主义者依莉佳莱(Luce Irigaray)很不满意的，就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所导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依莉佳莱认为，佛洛依德用伊底帕斯化的过程来解释主体的形成，表示小男孩的恋母情结将会在父亲带来的去势恐惧下受到阻止，因而发展出较强的超我(super ego)，知道要控制不应有的欲望，进入主体化的正常过程，但女孩因为本来就已经被去势，不会受到去势恐惧的威胁，所以恋父的情况不论持续多久都无所谓，甚至女性对父亲或男性长辈那种孩童式的依赖(infantile dependency)也是一直被允许的，因此女性的超我就变得较弱；这整套理论似乎表示女性的象徵认同较差是一种宿命、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具有社会及文化中较被肯定的种种正面价值(39-40)。佛洛依德用阳具的有无来推断象徵认同的发展顺利与否当然是大有可议之处的，但是他关于女性的恋父、依赖情结多被允许的这项观察却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不要说是武侠小说所描绘的中国古代社会了，即使到如今，社会的价值还是普遍地允许、甚至鼓励女性的依赖情结，当女性一直被「潜移默化」为应该被保护疼爱、被男性欲望的客体时，想要超越想像认同的幻象、进入象徵秩序成为主动爱欲的主体也就变得格外困难。因此问题不在于归咎女性生理条件会使其超我较弱、道德价值观较低、喜欢与女性同类斗争，而在于检讨整个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是否根本在很多方面是不利于女性主体发展的。

除了佛洛依德之外，克莉斯提娃关于主体形成的理论也指出了女性主体发展的不利情况。克莉斯提娃认为，孩童若要了解到母亲并不是和他共生的一部份、接受与母亲分离的事实，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是完成象徵性的弑母(matricide)，唯有透过这一个步骤，自主自发的主体(autonomous subject)才能成立（1989: 27），反之，主体如果把母子共生状态的结束看成是失去了自己的一部份，就会被这种自恋伤痕(narcissistic wound)带入忧郁情结之中，无法进入象徵层次的主体发展。有鉴于此，主体必须进行象徵性的弑母，至于母亲已死的原初失落，则要用升华(sublimation)的方式来处理。然而升华的方式是什么呢？克莉斯提娃表示，对异性恋男性或同性恋女性而言，就是将死去的母亲(当然是比喻的说法)当成爱欲的客体(erotic object)，透过爱恋其他女性来重新收复母亲这个失落物，另外，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来达到升华的目的更是克莉斯提娃甚为赞许的一种方式(1989:28)。但是根据克莉斯提娃的看法，女性想完成象徵性弑母是困难重重的，「因为我就是她[母亲]，她就是我」(1989: 18)：女儿与母亲在性别上的直接认同使得她不容易透过弑母来成立她的主体。女儿的主体性，在弑母障碍的为难之下，难以发展。

 

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虽然许多女性主体性的发展显得较男性迟滞，的确和无法脱离依赖母亲的状况极为相关，但这种女儿与母亲在性别上的直接认同并不只是生理上的必然性所能解释的，它同时被社会文化的意识型态所穿透：例如家庭及社会环境对女孩成为「贤妻良母」的要求，便是女儿被强制(但不见得在意识层次感受到这种强制性)与母亲做认同的原因之一。因此，即使精神分析的理论导引我们注意到女性在象徵认同上的困难、解释了自恋的情况多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原因，我们更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本质论的划分，女性所受到的社会限制、升华的管道较为局限等因素绝对与许多女性为何难逃想像认同的牵绊有很大的关系。女人如果为难女人，并不是像部分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女人的天性，而是在内化了男性中心的价值观之后，女性习惯靠著男性的凝视来决定自己的价值。试问是不是因为「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价值观深植在女性心中，所以《侠客行》中的梅芳姑才会在发现不被石清所爱之后，把原本自诩姣好的容貌毁掉？而马夫人得不到乔峰的凝望就觉得自己再怎么自负美貌也没有用，是否使我们警觉到，一个无时不忘揽镜自照的自恋女人根本不见得是真正自我肯定的女性主体？也许她根本是透过男性的眼睛来看自己、惶惶不安于是否符合美的标准、是否能成为欲望的客体而已？当我们重新检讨自恋的结构之后，会发现不论是把自恋归为女性本质的父权意识型态，或是想把自恋歌颂为女性自信自爱的主动表现的部分女性主义流派，都有其无法观照到的盲点。

结语

 

一开始，我们便看到，存在于肉眼与凝视的辩证中的，不是巧合，而是，相反的，诱饵。每逢，在爱恋中，我索求一个凝望，令人深深不满的，总是佚失的，便是□你绝不能从我看你的那个位置来看我，反过来说，我所看到的绝非我想看的。（Lacan 1981: 102-3）

如果陷溺想像认同的女性所犯的错误，在于认定「他不看我时我就等于不存在」、把生命的价值建立在被欲望(to be desired)之上，那么什么样的认知可以有助于跳脱想像认同的局限呢？前言中提到了量子力学式的反省，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当齐杰克把量子力学的思考引进精神分析的框架时，所举的例子正是引起Einstein与Bohr争议的「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实验：Einstein设计了一个电子通过双狭缝干涉的实验□当双狭缝开启时，从屏幕出现的亮点可以知道电子垂直方向的动量，分别关上其中一个狭缝，就可以知道电子的确实位置；但是Bohr发现，如果关上其中任何一个狭缝，实验的状态就完全改变了。当双狭缝开启时，不管是真的有两个电子分别通过狭缝，或者电子其实是一个个发射出来的，最后都会在屏上形成波的干涉条纹；假如轮流开启一个狭缝，去观察电子究竟经过那个狭缝，最后幕屏上却不会再有干涉条纹了；「这好像是说单一的电子（必须通过两个狭缝之一的粒子）『知道』另一个狭缝到底有没有打开，因此有不同的因应方式：如果另一个狭缝是开著的，它就呈显波的型态，如果关著，它就呈显正常粒子的型态。甚至于一个电子好像也知道自己是否正被观测著……这个实验要暗示的是什么？」(Zizek 221)。这个本来是 Einstein 用来反驳量子力学的理想实验，经由Bohr 的解释在今日已成了说明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的标准范例；我们在此当然不是要探讨这门深奥的学问，而是要随著齐杰克一起问，这个物理学的争议所暗示出的哲学性思考是什么？

 

Einstein坚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因此一直想驳倒Bohr的观点。为 Einstein 立传的作家A.Pais 回忆道：「有一次和 Einstein 同行，他突然停下来，转身问我是否真的相信，月亮只有在我去看它的时候才存在？」 。如果我们回答，「月亮只有在我看它的时候才存在」似乎显得无稽荒谬，但是在精神分析的观点里这个答案却不是没有意义的。齐杰克便用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实验来引申精神分析的相关概念：「我们（主体）对事物的认知会影响并且改变该事物本身：我们不能认定每样事物均包含了自身的本质，以为不论我们怎么看它，它『就是在那里』……一件事物之所以完全变成『它自己』，同时会受外在的环境如何『注意到它』(take note of it)所影响。这种事物和外在的构成关系，不就像『象徵实践』(symbolic realization)的逻辑一样？某一件事物要算数、要变得有效，都是透过外于自身的象徵秩序将之加以定位后的结果」(222-3)。就像在以上的实验中，如果粒子和波的性质不曾被一套特定的象徵铸模(symbolic matrix)定义为互斥的、矛盾的(Zizek 225)，那么实验的结果是否还是那么令人困扰不解呢？在这里齐杰克所点出的其实是精神分析非常强调的观念，也就是对象徵定位的理解：我们在象徵秩序中的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透过主体、他者与大他者之间的繁复互动(如前述的L图示)才决定的。有了这样的认知，主体才不至于被钉死在一个固定位置上，落入宿命的本质论中，而能够展现主体的能动力，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如何被语言、欲望、文化建构等不同因素所穿透。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想像认同中以为可以「获得」他者的凝望来肯定自己是多么虚妄的想法。飞蛾的翅膀上的假眼原本当然是为了吓阻捕食者，但是我们不妨想想，在不把飞蛾当成猎物的狩猎者眼中，那眼状斑点是不是形同瞎的呢？因为其实只有在打算猎食飞蛾的他者眼中，飞蛾的眼状斑点才变得看得见东西(Bozovic 171-2)。简单的说，这个例子要强调的便是，他者的凝望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从他者的位置想像出来的(imagined by me in the field of theOther; Lacan 1981: 184)，就像飞蛾的假眼如何会产生瞪视的效果呢？只有当捕食者把自己的欲望读入它的位置时，本来只是个斑点的东西才成为假眼；任何的凝望也都像假眼发出的效果一样，凝望并不是来自飞蛾翅膀上斑点的「本质」，也因此无从被「获得」。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时，主体才有机会脱离渴望他者看自己一眼的窘境，转而肯定自己作为一个欲望主体的身份：如果我总是想成为被欲望的客体，就必须因应他者的眼光，变成他想要看的样子□其实我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他是怎么看我的，因此结果我只能徒然困在「他不看我时我等于不在」的处境中，但是当我肯定「我不看它时它可能形同不在」时，我却可以变成一个有行动力的主体。当然这个层次的认知不是要我们反向地变成独我论的自大狂，认为自己的看法对他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是指去了解自己对外在事物的观望方式、自己的欲望投射等等，在在影响到我所看到的结果、我所误以为一成不变的客观现实，如此才能一方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一方面理解象徵秩序的可改造性。

在《赏析金庸》中陈墨评道；《天龙八部》这部小说，是一部有关人心、人性、人生与人世的深刻的寓言□其「大悲大悯、破孽化痴」的意义正在这里。[…]，可以说，这部《天龙八部》浸透了佛家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它的内容来自人性□或对人性的认识□中的贪、嗔、痴的种种病态的深刻的揭示；它的意义来自对这种贪、嗔、痴的「人性之毒」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生之苦」与「人世之灾」的揭发与破解；它的境界来自于对这种人生、人世、人心与人性的大悲悯与大超越。(269-70)

 

而精神分析的理论虽极其艰深繁复，但秉持的理念其实却与此相当近似，便是对潜意识□举凡欲望、毁灭、恐惧、空无、不可能的面向□的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its unconscious)(Kristeva 1991:191)。例如虽然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凝望无可避免地参杂有想像的投射与欲望的穿透等成分，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透过自我与他者在象徵秩序中的辩证关系，去勘破其中想像的虚幻，以免被一己的执念所困，陷入想像、自恋、攻击的恶性循环中。段正淳身边的女性自然无一可以超越这样的困境，而其实不能超越想像认同的又何止武侠小说中的女子而已？不论性别身份如何，如果缺乏对人自身黑暗面的认知，都很容易堕入这样的迷障中。藉由跳出性别本质论来解读这些女子悲剧的形成原因，本论文冀望就此开启女性主义阅读与金庸小说之间的沟通空间，在拒绝父权意识型态对女性的样板化之际，能同时品评阅读金庸小说的无穷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