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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王佐、袁文才前后（节录） 李聚奎 关于袁、王问题，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当时，我们只是听命令，命令下来，要我们怎么干就怎么干。
解决袁、王那段时间，我在红五军八大队当大队长，因病在莲花老乡家住了几天，刚刚回去就赶上这个行动。当天夜晚，怕发生误会，我们的臂上还绑了白毛巾。解决袁、王后，彭老总就要我到红三军。红三军是由水新、莲花等游击大队组织起来的，永新刘作述当红三军三纵队党代表。三纵队有四个大队。我一去就到四大队当大队长，莲花徐彦刚当三纵队纵队长，他没来，我还代理了几天纵队长。以后队伍编成三个支队我就在三支队当支队长。 解决袁、王时，部队不只去一个大队。王佐的部队也不知是三个连还是两个连。特委当时早已安排好了，我们一去，就分配了任务。 王佐本身是个土匪，听说在家里是个裁缝，后来才当土匪的。王佐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吊洋”都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搞。井冈山的群众对王佐是有好感的，周围几百里都是这样。他打富济贫，搞了有几百人的武装，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毛委员上井冈山。听说王佐谁的话也不听，就听毛委员的，除了毛委员一概不听。彭老总上山后，带了一个贺国中，这个人很厉害。山上冬天冷，一次，贺国中说烧点火烤，，门外面就有木头。旁边人说： “那是王佐的，不能烧！”贺国中说： “管他呢！什么王佐的。王佐的也要烧！”旁边有王佐的人，把这话告诉了王佐。王佐对毛委员说：“你们五军新上来的贺国中是个厉害的人啊！”后来，王佐的队伍改造得不错，群众纪律各方面都不错。王佐的队伍归特委指挥。干掉王佐之前，我们在永新县城与吉安之间的永阳镇附近。以后听人讲，湘赣特委有情报，说袁、王同湖南茶陵县的民团有什么勾结，要叛变，已经有计划地把袁、王叫出来，从宁冈叫到永新县城。当时永新县城掌握在我们手里，袁、王部队调来时，他们还留了一部分人在并冈山，大概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来了。他们到县城以后，房子都是特委安排的，哪个地方位部队，哪里住司令部，哪里住袁、王。然后报告彭老总，要彭老总派人来。 一天晚上，我们从几十里外的地方赶到县城。一进城，一切都布置好了，部队直接把袁、王包围起来。袁文才被打死。王佐跑了出去，想跑回宁冈，结果到河边，桥已被拆断了，王佐不会游泳，淹死在河里，两三天都没有发现尸体。几天之后，发现尸体在下游浮起来了。袁、王部队被缴了械，具体情况怎么样，原来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是王佐部队的，他清楚。 这件事情的责任，如果加在彭老总身上，那是不够准确的。彭老总不直接指挥袁、王，他们归湘赣特委管。红五军从一九二九年一月退出井冈山，到了于都、瑞金，四五月间才回到了宁冈地区，以后又到了平江、浏阳，和黄公略同志会合起来，绕了一个圈子，最后返回江西，在吉安方向活动。王佐当时则一直在并冈山附近。哀、王部队不归彭老总直接指挥，他们不会有什么矛盾。问题发生在湘赣特委，他们搞了个假情报。 再一个，那时候军队听地方党的指挥，军队的领导人要采取一个什么军事行动，都要取得当地党委的同意。当地党委不同意，你也行动不了。所以，解决袁、王的责任是在湘赣边界特委身上，彭老总他决定不了。他在这个地方行动时，什么事都要取得地方党委的同意。过去把这个责任加到彭老总身上，是没有根据的。彭老总与袁文才、王佐是没有矛盾的，他为人最没有私心。 对袁、王应该有个全面的分析和看法。虽然王佐原来是个土匪，但以后毛委员来了，他就不是土匪了，改邪归正，他是革命的了。王佐当土匪的时候，在并冈山群众里是有基础的。毛委员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做了许多工作，王佐的行为也改了，不再是土匪那一套了，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王佐还是有贡献的，如果他不听毛委员的话，你在那里就站不住脚。当然，王佐还是愿意听毛委员的话，应该承认他们有贡献。他们熟悉地形，群众基础好，山上大路小路什么地方他都知道，他的兵都是井冈山周围附近的。 过去对袁文才和王佐有种种说法，有些说法针锋相对，有些说法是以讹传讹，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情况调查清楚，把调查来的材料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没有分析是不行的。没有分析就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对于历史问题尤其要注重调查和分析。五十年的事情了，你怎么办呢？知道情况很具体的人没多少了。我当时在连队里，去执行解决任务的时候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解决以后才听说袁、王和茶陵民团有勾结，要叛变，所以把他们杀了。当时我们也相信了，特委的话怎么能不相信呢?这是那个时候的水平嘛！ 张宗逊对此事的说法： 袁、王在并冈山有武装、有群众，红军上山后，袁、王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毛主席，对红军也有很多帮助，整个来说，尽管袁、王有缺点错误，但其主要方面还是要革命的。拿群众关系来说，在那个地方，他们有群众基础。红军上并冈山，毛主席如果不是做好了袁、王的工作，是上不了井冈山的。后来把他们搞掉了，井冈山从红旗变为白旗，这也能证明杀的不对。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按照毛主席一贯思想，袁、王应该肯定，历史已证明了。杀了袁、王，井冈山上我们根本去不了人。袁、王在时，我们在山上山下一样可以搞根据地。山上山下—起搞根据地形势就不同。哪个地方都有群众领袖问题。闽西也有个博柏翠，以后红军与他搞翻了，他离开了共产党，离开了红军，解放后还让他当民主人士。赣东北有方志敏和邵式平。没有群众领袖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主席，没有毛主席作领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相当困难的。
陈伯钧如是说： 一九二八年红五军上井冈山后，湘粤赣三省敌人“会剿”井冈山。这时决定由红五军守山(不到一千人)，红四军主力下山，袁文才当红四军的参谋长，刘辉宵当前委的秘书长。主席把他俩带出去，用开眼界来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可是过了赣江、兴国、瑞金，到了广昌的苦竹，他俩就逃跑回来了。从广昌到井冈山有八百多里，他俩是靠三点会保镖回来的。袁文才回来后又把部队收集起来，但还有些革命性，打的是红旗子。这时土、客籍的矛盾又尖锐地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赣西南特委在一九三O年初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调到永新，部队还是挂红带子，红五军挂起白带子打他们，他们没有防备，袁文才被打死，王佐过河时被水淹死。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馆员饶道良和李春祥（其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王佐的部下），二人合作写了一本《血泊罗霄——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密 》写的不错，在书中对井冈山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均做了比较清楚详细的交待，两位斑竹不妨一看。 我记得当地党组织主要是因土、客籍及与袁、王的其它矛盾，借红五军之手，错杀袁、王，最后导致袁、王残余部下反水、投敌；当地百姓也对红军反目、仇视，至解放前红军就再无法回井冈山立足。萧克曾在井冈山汪洋界下，望洋兴叹。
《萧克回忆录》: 如此严厉的政策，是很难得到群众拥护的。王佐与袁文才在井冈山威信很高，他们被杀后，参与抓捕他们的红五军的四大队就立刻遇到麻烦：“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李聚奎，1986：67）后来，萧克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萧克，1997：189）
井冈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著名的摇篮，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600余位开国将帅中没有一位是井冈山籍的！ 另外，王佐落水处（原河上有一座木桥，那天晚上桥中间木板被人提前抽去，天黑王佐骑马被人追杀，上桥后落入水中淹死）我也去过，并拍了照片，届时一起贴上。 各地土、客籍矛盾由来以久。一般说来，土籍就是祖祖辈辈先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在当地往往是居住在地势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也就是先天各方面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是当地的早期原始主人；客籍往往是因各种原因后从外迁徙来的，一般居住在自己来后开发出来的山脚下或半山腰。客籍为了防止受当地人歧视和欺负，往往较为抱团、团结、居住也相对集中（这一点有些像现在一些大城市里，外来人组成的XX村、XX帮），并穷则思变，能吃苦耐劳、善迁徙、好争斗，生存能力较强，发展壮大较快，对当地的土籍原始主人构成威胁。有时在一个地方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十分复杂，互相之间都想吞并或吃掉对方；有时之间的磕磕碰碰争斗，涉及到双方多少代，能持续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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