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宰相

苏州的宰相(一)

(2006-09-30 09: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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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宰相（一）

       宰相原本是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后来用以指辅佐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官职的称谓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汉时期称丞相、相国、三公，唐宋时期之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尚书三省长官，即中书令、尚书令，明清时之大学士等，都俗称宰相。当然，由于任中书令者必须是在文学上很有声望，非有特殊资望者难获此职，因此中书侍郎（中书令之副职）实际上就是中书门下之长官，唐中宗以后没有加“同平章事”称号的，仍不是宰相。三省长官唐初称左右仆射，多数时候称尚书，由于级别较低，故须加上“参掌机事”、“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等头衔表示行使宰相职权。大学士实际上是皇帝的顾问，参预机务者称为内阁，入阁大学士号称“辅臣”，首席辅臣就是宰相。宰相本身并无独立的权力，不管当时的地位有多高，仍然是君主的头号奴仆。其最主要的职权就是参预机密，参加诏令的起草、审议和传达。相公本来是对宰相的敬称，不知怎么搞的，后来宰相没了这个专利，成了一般官吏的泛称，再到后来，妇女对丈夫、一般人对读书人，甚至对普通男子的敬称都可用相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反映古代生活的评弹、昆曲等戏曲形式中加以证实。

        苏州的状元堪称土产，综观2500多年历史，苏州的宰相也不在少数，历史上第一个位及相位的当推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他虽然是楚人，但投奔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后，辅佐吴王治国强 兵，西慑楚国，南败越国，使吴国有实力逐鹿中原，与晋争霸，称得上是位良相。与之相反，另一位叫伯嚭的人，尽管他也官至相位太宰，可他害死了伍子胥，又使吴国由盛转衰，最后亡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黄歇，在楚考烈王时被拜楚相令尹，封于淮北，号春申君。公元前248年改封江东，即吴地，他为相25年，治水利民，礼贤下士，门下有食客三千，死后被吴地百姓供为城隍老爷，除了在苏州府城隍庙供奉外，还在王洗马巷建造了他的专祠春申君庙，至今尚存。苏州齐门西北三十余里有一个叫黄埭的镇，据说就是因春申君筑堤堰水而得名。上海简称“申”，吴淞之浦曰“黄浦江”，也因之而来。但是伍子胥、春申君都仅仅是诸侯国王之相，且均非货真价实的苏州人。

三国时期，苏州倒有几位土生土长的宰相，顾雍（168~243）在孙吴为相19年，他“为人不饮酒，寡言语”，时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代孙邵为丞相后，“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见民国《吴县志》卷六十五），可谓是知人善任的贤相；赤乌七年代顾雍为相的是陆逊（183~245），他的口碑也不差，时谓“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逊实兼之。”（见《吴郡志》卷二十）；朱据（194~250），字子范，也是吴郡吴县人，他相貌堂堂，有膂力，口才也很好，是位文武兼备的人才，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迁都建业（今南京），封据为云阳侯，召为驸马。显贵后，他仍谦虚谨慎，礼待士人。赤乌九年升为骠骑将军，赤乌十二年四月，继步骘之后拜为丞相。后因向孙权苦谏不能随意废太子孙和而罢去相职，贬为新都郡丞。中书令孙弘又在孙权面前进谗言，并假传“圣旨”，派人追上朱据，逼迫他自杀于途中。陆逊之族孙陆凯（198~269），也是吴国贤相之一，在末帝孙皓宝鼎元年为左丞相，《吴郡志》称他“虽统兵众，手不释卷”，原本就是位好学之士，为左相后，不惜忤逆右相，乃至末帝“乃心公家，义形于色”，直至病重之际，仍不望上表，苦谏末帝勤政爱民，信用忠良，疏远奸佞。但他们都只是三分天下时的宰相。

 

苏州的宰相（二）

东晋时期，出身名门的陆玩（278~341），字士瑶，是成帝、明帝时大臣陆晔之弟。因平定苏峻叛乱有功，被封兴平伯、卫将军、开府仪司同三司，后又升为尚书令。公元340年，升任司空、侍中。他为人通达文雅，不以名位论人，好提携后进，为相后，所聘用的都是一贯品行端正的寒族之士，颇得时人好评。

南朝梁代，吴郡也出过一位宰相张稷（449~511），他为人坦率开朗，聪明而有才干，年轻时，就与堂兄张充、张融、张卷一起知名于乡里，时人号为“四张”。萧衍建立梁朝后，他被拜为侍中、国子监祭酒、护军将军，封江安县侯。历任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吴兴太守等职，在吴兴任上，他施行仁政，颇有政绩。公元508年升任尚书左仆射离开吴兴时，路上挤满了送行的百姓。他为官清廉，家无余财，起程时只带了简单的行装，走在人群中，丝毫看不出是位赴任的宰相。

隋朝有位宰相杨素，他虽然是华阴人，却与苏州有很大关系，开皇八年（588），他率军大败陈军，被封为越国公，两个月后被拜为尚书右仆射，与高某共掌朝政，次年灭陈，正式改吴州（即原陈所辖）为苏州，这是苏州正式被用于行政名称之始。由于苏州曾被围困，杨素认为原郡城非设险之地，因而在开皇十一年迁于横山之下，至今这里还称新郭。这是苏州自伍子胥相土尝水建城以来唯一一次迁址。到了唐武则天武德七年（624），就迁回原址。

唐朝陆元方可算是名副其实为相的第一个苏州人（前此都只能称吴郡或吴县人），他的祖父陆琛是陈给事中黄门侍郎，伯父陆柬之是著名的书法家。陆元方是在武则天长寿二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后因李昭德获罪，而元方曾附会，被贬为绥州刺史，不久，复为春官侍郎，又转天官侍郎尚书左丞，再拜鸾台侍郎平章事。元方在官清谨，两为宰相，“则天将有迁除，每先以访之。”可谓宠爱有加。其子陆象先原名景初，睿宗皇帝曾对他说：“子能绍先德，是谓象贤者”，于是，赐名象先。他举制科高第，累授中书侍郎，景云元年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知政事，他恬静寡欲，识论高简，为时所推。太平公主用事时，他不象同时宰相萧至忠、岑羲等人那样一味附和，因而，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诛，象先独免其难，深得唐玄宗赏识，获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夸奖。死后还被赠封为尚书左丞相（《唐书》作右丞相）。陆象先的后母弟陆景融的四世孙陆希声，唐昭宗时召为宰相。他“博学善属文”，论著甚多。后因“在位无所轻重，以太子少师罢。”（《新唐书》）唐朝还有三位姓陆的宰相，一位是18岁中进士的陆贽（754~805），他出身官宦家庭，贞元八年（792）四月，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郡志》称“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惜德宗昏庸，许多治国方略未被采纳，不到三年就被罢相。他死后葬在忠州，归葬地在苏州齐门外六里，这就是陆墓镇名字的由来，改为陆慕是没文化的体现，现在该镇已与蠡口合成元和镇，成为相城区的治所；第二位是陆贽的族孙陆扆，字祥文，本名允迪，他“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旧唐书》）景福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九月，因忤上意而责授 硖 州刺史。五年正月，复拜中书 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户部尚书，进封吴郡开国公，九月，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后又因得罪崔胤而贬官削阶，不久，复授吏部尚书，阶封如故。天复元年秋，昭宗遇弑。次年五月，陆扆被害于滑州，终年五十九。是位遭遇坎坷的宰相。从小聪慧，“吴人号神童”的杨收，字藏之，世居冯翊，自言是隋越国公素的后裔。其父遗直在德宗时“以上书阙下仕为濠州录事参军，客死姑苏。”当时，杨收年仅七岁，由母亲长孙氏亲授十三经，因家里穷，自幼不食肉，母亲信佛吃斋，与他约定“尔得进士第乃可食。” 杨收非常争气，非但考取了进士，而且在懿宗时，以中书 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政凡五年。杨收之兄发，字至之，较收早登进士第，曾为苏州刺史；杨收之弟严，字凛之，亦举进士。杨严之子涉，昭宗时官至吏部侍郎，哀帝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人端重，有礼法。

 

苏州的宰相（三）

北宋丁谓（962~1033），“少与孙何善，袖文谒王禹偁”，王大惊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淳化三年中进士，大中祥符五年，参知政事。九年请外为平江军节度使，知升州。天禧初，复参政，代寇准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空晋国公。他机敏有智谋，记忆力极强，千佰字的文章过目能诵，可是丁的人品不为人称道，他狡诈过人，善耍手段，玩阴谋，到头来落得个客死光州（今河南潢川）的下场。不过，他也曾为乡里请免丁钱，在苏州临顿路、阊门外都有住宅，还留下两处叫丁家巷的地名。与他相反，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激励了历代仁人志士奋斗不息，至今犹是人们操守自励的一面镜子。他在苏州创办府学、义庄，兴修水利，遗惠苏州人民，至今范庄前、天平山的范坟及范祠都是纪念范氏的遗迹。范仲淹之次子范纯仁（1027~1101）也于元祐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吕大防、吕公著同掌朝政，是北宋哲宗时的良相。他任相期间，以宽厚待人著称，认为新法不能一下子废除，主张对变法派从宽发落，并屡次进谏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以致被误认为是前宰相蔡确的同党而罢相，出知颍昌府。可喜的是，在四年以后又重登相位，辅佐亲政的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范纯仁辞去了相位，再次出知颍昌府，后因为遭贬的吕大防求情，屡次贬迁。有趣的是，徽宗即位，又想拜他为相，当时离他第二次离开相位也是四年，终因生病且双目失明而改拜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家，他入朝事君，待人接物，亲睦宗族，都以“忠恕”二字为准绳。他在熟睡中逝世后，徽宗为之亲书“世济忠直之碑”。章惇（1035~1105）官至尚书左仆射，元丰三年（1080）参知政事。他为相后对举荐他的范纯仁以怨报德，恢复新法，主张对西夏实行强硬态度，后因徽宗起用守旧派而失势。历史上对章惇褒贬不一，《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也有人认为应将他列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

南宋范成大，字至能，吴县人，登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般人都只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他的《四时田园杂兴诗》很有名。其实，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隆兴年间，出使金国，有理有节，不辱使命。《石湖志》称“上由是知其忠，劲有大用意。”除中书舍人，淳熙五年，迁中大夫，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以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后又知明州、建康、留州、太平州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兴利除害，不顾难易，去思遗爱，所在歌舞之。”（同上）可见，范成大尽管只当了两个月的副宰相，在他地方官任上却颇有政绩。还有一位宰相虽然不是苏州人，却不能不说，那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南宋末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兵部尚书，不但到过苏州（时称平江），而且还任平江知府，驻守苏州。明正德十年，苏州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阊门内建了一座忠烈祠（文天祥死后谥号忠烈），因文天祥号文山，俗称文文山祠或文丞相祠，祠所在的小巷称文丞相弄，明嘉靖二十年文丞相祠移到旧学前，原址便改为文山寺，今天已是苏州一处尼姑庵。

 

苏州的宰相（四）

        明代与苏州有关的第一位宰相应该是徐达（1332~1385），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拜徐达为左相国，他率20万大军为朱元璋消灭了占据苏州的割据势力张士诚。1368年，朱元璋称帝，又拜徐达为右丞相。徐达严明军纪，禁止部下滥杀无辜和抢掠。在攻打平江前，他再次申明“抢掠民财者死，毁百姓民房者死，离营20里者死。”部队入城后，秋毫无犯，吴郡百姓无不额手称颂。真正的苏州（吴县）宰相是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字元玉，号天全，宣德八年进士，他身材矮小，热衷功名，知识广博，因建议代宗南迁坏了名声，多年未得升迁。于天顺元年（1457）正月，乘代宗病重，密谋迎英宗复辟，被拜为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此人心术不正，为独掌大权，诬杀了于谦、王文，后在权力倾轧中失势，削职为民。常熟严讷（1511~1584），嘉靖二十年进士，后历任太常少卿、礼部左、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嘉靖四十四年，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成为宰辅，并兼管铨政，他整顿吏治，禁止请托，一改严嵩多年弄权后铨选制度的混乱状况，是明世宗时的贤相。他因病辞相回乡后，悉心侍奉父母，被乡人称为孝子。据《吴门表隐》记载，严讷曾因冒试吴县，遭到众人的围殴，为相后，他特意在吴县直街被殴处建大学士坊以记旧忿。 正德年间，吴县东山出了一位宰相王鏊，他死后葬在东山陆巷，牌坊上有唐伯虎的手迹“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在苏州城西阊胥二门之间古药市街西城桥西有一处房子“怡老园”（今苏州市机械学校一带），便是王鏊儿子为他造的养老之所，因他官至吏部尚书，吏部古称天官，其身份又是大学士，房子附近便有了学士街、天官坊、王衙弄等地名，景德路黄鹂坊桥东还有一座王鏊祠，曾长期被用作工艺美术品供销仓库。1980年全面整修，即今景德路苏绣博物馆处。明万历朝，苏州又出了一位叫申时行的状元宰相（嘉靖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晚年辞官回苏州定居，他凭借着一部戏曲评弹《玉蜻蜓》（主角叫申贵升）而家喻户晓，他在苏州的宅第不止一处，《吴门表隐》说有8处，分别题名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今景德路黄鹂坊桥到中街路有4处，连成一片，这段路原称申衙前，百花巷也有4处大宅。庭前都有白皮松，皆用青石阶，西宅有御书“同心匡辟”和御赐大鼓（原严嵩故物），并有东西跨街牌坊，东曰“台衡盛世”，西曰“师柱清朝”。其住处赐闲堂在慕家花园（今环绣山庄、苏州儿童医院、第十六中学一带）。山塘、星桥、冶坊浜有三处米栈。娄门大学士坊、清嘉坊的状元坊、胥门皇华亭的状元宰辅坊、雍熙寺桥西的荣光奕世坊都是因他而立的。今马医科小学曾是申家祠堂，古吴路上至今仍有一条叫申庄前的巷。其墓在横塘周家桥村西，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长洲文征明的曾孙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状元，崇祯朝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阁预政不满3月，便因与首辅不协落职。其故居就是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艺圃，当时称为药圃。明朝末年，吴江也出了个宰相周道登，天启五年秋任礼部尚书，因不肯阿谀魏忠贤而辞官归里，被削职为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天启七年冬天，熹宗金瓶抽签定内阁重称，他被抽中，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行宰相实权，号称辅臣)。此人虽系进士出身（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却“无学术，奏对鄙浅，传以为笑”（《明史》），而且在家中广蓄姬妓，其中有一位叫杨爱的小妾，被大妇赶出家门，流落娼门，改名柳如是，成为一代名妓，而身为崇祯朝17年中51位相官之一的周道登，反倒没她的名头响。昆山在明代出了两位宰相：一位是人称顾大麻子的顾鼎臣（1473~1540），弘治十八年一甲一名状元，嘉靖十七年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是最末一位宰辅，他生性柔弱，好谄媚，无实权，但他家乡昆山原本没城墙，经他建议修筑了围城，使百姓免受倭寇之祸；另一位是阿附魏忠贤，不齿于苏州人之口的顾秉谦。太仓在明清两代也有一族娄东王氏，声势显赫，“两世鼎甲”、“祖孙宰相”，王锡爵（1534~1610）嘉靖榜眼，万历二十一年拜为首辅，在他为相期间，曾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其墓原在虎丘乡新庄村凤凰墩，地广200亩，1957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遭破坏。其子王衡（1561~1609）是万历二十九年榜眼，其曾孙王掞，康熙九年进士，累官工、兵、礼诸部务，总纪纲，持大体，康熙五十一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也官至宰辅。

           南明鲁王时宰相张国维（1595~1646），浙江东阳人，他为人宽厚，颇德士大夫好评。尽管他不是苏州人，但他曾为苏州建成九里长的石塘、平望内外塘和长洲至和塘。他抗清失败后赴水死，体现了他对明朝的忠心。苏州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于山塘街绿水桥畔建张公祠纪念，祠前有“泽被东南”四立柱石坊。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陈去病等人成立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首次雅集就选在这里，既体现了对他敬意，又以此表明 “反清”的寓意。另一位南明贤相是桂王时的瞿式耜（1590~1650），常熟人，他是我国早期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驱之一，在城破被俘后为清兵所杀。

 

苏州的宰相（五）

清朝顺治年间，有一位叫范文程（1597~1666）的当上了宰相，尽管他已经落籍江西，但是，他祖籍江苏，是宋代名相范仲淹的第十七代孙。长洲人宋德宜（1626~1687）是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二十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官至宰辅，他为官清廉、谨慎，简任机务，敢于直谏，深得康熙垂爱，是清朝贤相之一。苏州葑门彭家：彭定求和孙儿彭启丰都是“会状”，祖父官做得不大，学问很高，是《全唐诗》的总纂，孙儿则是状元兼宰相，启丰的曾孙彭蕴章虽不是状元，却是道光朝的宰相；潘家：潘世恩是状元宰相（乾隆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其故居在临顿路钮家巷。其孙子潘祖荫虽非状元，却是探花兼宰相（官至工部尚书），故居竹山堂在平江路南石子街，他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由其后人捐给国家，如今藏于上海博物馆。潘家祖孙都是帝师。吴江出了两位宰相，一位叫金之俊（1593~1670），八都曹村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他便投降，多尔衮率清军进至京城郊外时，他又最先出城投降。清顺治十五年官至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背明降清的行为，受到江南士人的唾弃，在他回乡后，曾有人在其宅门上贴了一副挖苦的对联“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岂凡”是金之俊的字）；另一位叫沈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同里人，光绪元年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从政30年，经历4朝，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6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7次，殿试读卷官、拔贡复试阅卷大臣各2次，深受朝廷宠爱。常熟出了3位宰相：蒋廷锡（1669~1732），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翁心存是宰相，他的儿子翁同和又是状元宰相，且都是两朝帝师，翁心存长子同书的儿子翁曾源又是状元，但不曾做官。“昆山三徐”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都是探花，徐元文（1634~1691）虽庸庸碌碌却在康熙即位后屡经升迁，康熙二十八年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成为宰相。苏州最后一位状元是同治十三年及第的陆润庠，他是唐陆贽的后裔，在京城呆了30多年，在宣统二年当上宰相，且长期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其故居在苏州阊门内下塘街崇真宫桥东。

写苏州的宰相，不是笔者首创，早在1994年周劭先生就有同名文章发表在《苏州杂志》上。周先生自称其文“既非学术著作，更不是考据文章，只是随笔所至，聊供谈助。”因此除了谈宰相的“沿革变迁”外，真正谈到的仅仅是明清两代十来位宰相。笔者此次续貂，虽仍算不上考据文章，只是想通过这些从正史、地方志中寻觅出来的宰相（含副职），从一个侧面反映苏州的人文荟萃，通俗点讲，是想为苏州“扎点面子”。尽管有奸相有贤相，但这毕竟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