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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城门解读

 柱炜 2011-06-08



 
 

    老北京城门包括城楼、瓮城、箭楼、闸楼在内的一组防御设施建筑,兼备出入通道和对外防御的功能。一般来说,城池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城门。具体开多少座城门.则根据城市规模、城内道路交通状况和军事战略地位而定。
    城楼——城门的标志
    城楼也叫城门楼,由城台、城楼和门洞口三部分构成。城台是基础部分,与城墙相连,较之略高。门洞开在城台上,其数量根据需要为1~5个不等。最早的门洞为圭角型,宋代以后发展为券门,明代北京城门就是券门。城楼建在城台上,为两层、五开间木结构建筑(正阳门为七开问),第一层单檐,第二层重檐。城楼在瓮城、闸楼、箭楼的包围下,是城门防御系统的最后一环,和主攻防守的箭楼不同,城楼的作用是标志城门的位置,观察、控制进出人群。
    瓮城——中国城池的专利
    瓮城是建在城楼前的小城堡,与城楼左右墙体连为一体,其墙高、宽与城墙基本一致,平面形状呈方形、梯形或半圆形。闸楼通常修在瓮城的左拐角或右拐角处,其门洞与城楼的门洞不能相对直通,一般呈直角。这种在城门外修建瓮城的做法是中国城池特有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
    箭楼——防御最前沿
    箭楼筑在瓮城上,位置和城楼相对,其下城台略高于瓮城城墙。面阔七问,朝向城外的三面每层都辟有对外攻击或放御用的箭窗,箭窗的数目少则数孔,多则十数孔。除正阳门箭楼外,其他箭楼的下部都不辟门洞。在防御战中,箭楼站在整个城门防御系统的最前端,进攻火力集中于此,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北京时,正阳门和崇文门的箭楼都曾被严重破坏。
    闸楼——带闸门的迷你箭楼
    闸楼是以瓮城门洞为核心的建筑,三面都有箭窗,形似箭楼,只是规模较小。闸楼的门洞没有门扇,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吊起或放下的千斤闸,控制机关设在闸楼内。瓮城上闸楼的位置或左或右,也有左右都有的。在北京城内城,可以寻出这样一个规律:相邻的两座城门,闸楼两两相对,当然也有例外,安定门的闸楼不在瓮城西侧与德胜门的闸楼相对,而是辟在了东侧。
    瓮城里的常驻民——庙
    北京城内城九门的瓮城内都设有庙宇.正阳门内有两座庙——关帝庙和真武庙,其余基本上是每座瓮城设一座关帝庙,盖在瓮城左侧或右侧的闸楼门处。德胜门和安定门例外,庙建在箭楼下面,庙门正对着城门洞口。外城城门一因资金不足而缩水
    北京的外城也叫南城、帽子城,与内城城墙的南垣相接。外城有七座城门,由于财力不足,相对于内城城门要简陋、低矮得多,瓮城无闸楼,门就辟在箭楼下的城台上。
    城门青砖——从临清“漂”来
    明初建城用的小城砖和元代城砖相仿,尺寸为29cm×14.5cm×4cm,后来改用大城砖,长47~49cm,宽23~24.5cm,厚11.5~13cm。我们现在所说的48cm×24cm×12cm,是清代的城砖规格。据史料记载,这些修城门、城墙所用的城砖均出自山东临清。之所以选在临清烧砖,一是因为那里靠近大运河,运输方便;二是因为临清土质细腻、沙黏适当,烧出来的砖质地细腻、硬度高,所谓“敲之有声,断之无孔隙”。城砖需走水路进京,大运河上途经临清的漕运船只必须义务捎带贡砖,每艘40块砖。为方便装船、运输,临清烧砖的官窑都修在运河边。明清两代建城、修城,对青砖的需求把临清的烧砖业推向鼎盛时期,据说大运河山东临清段两岸聚集的官窑曾有上万座之多,绵延十几里。
    世纪老人回忆中的城门片段(中科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 94岁)
    片段之一:“1931年8月,我第一次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夕阳西下,我一出站就看到正阳门,看到汽车在新开的城门洞里进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比我想象的要宏伟得多,我对北京城从此发生了兴趣。”
    片段之二:“后来说是苏联打过来的时候要疏散市民,这是当时拆城墙、城门的原因之一。拆西直门的时候.露出了和义门,我从北大坐车去看,看了一下就回去了。没有办法,也无能为力。”
    片段之三:“过去永定门什么样子?我记不得了。2004年,永定门重建.我已经走不动了,被他们抬着去看了一下。重修永定门是因为它在中轴线上,再建其他城门,没有必要。”

 

正阳门——老北京的象征

 



正阳门
 

    随着香烟盒展示给外界的正阳门,一直被当作老北京的象征。只不过当天安门取代这座人们熟知的“大前门”,成为最具中国文化味道的遗迹之后,偏南一隅的正阳门事实上已经落寞了。
  一条宽阔的马路从东到西横穿而过,把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阻隔在两边。使两座原本拉手依存的建筑,像是被人砍掉了臂膀,一下子变得孤伶伶的。马路所在的位置,是昔日瓮城的所在,它连接着正阳门和箭楼,里面有一条南北走向长108米、平时只供帝王出入的御道。中间位置又各往东西方向洞开一个出口,供行人通过。可是在上世纪初袁世凯主持的城楼和箭楼改建中,那个有着拱卷式门洞的瓮城被彻底拆除,只剩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孑然而立,在完全没有了道路通行意义的今天,一直保持了当初的模样。
  那些影像一样城内城外穿梭往来的马车、挑夫和行人,在瓮城消失之后,似乎少了可以依托的布景,一下子变得散乱许多。沿着前门大街林立的商户,也在日复一日渐渐拥挤的马路挤压下,撤退到远离城楼的地方。
  遗留在原地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愈发孤独起来,但是作为穿越五六百年历史时空的建筑,因为有了现代交通设施的衬托,反倒比往日更多了一层明显的关注。那些进入天安门广场、或者从天安门广场走出来的人,无一例外地会停留一些时间,好奇地打量这两座相距遥遥,却又唇齿相依500余年的建筑,究竟走过了怎样的生命历程?
  作为北京所有城楼中最为高大的一座城楼,身高42米的正阳门,在明代位置由北向南推进了四百米,名字却依然沿袭了元代。另外,出于增强战争防御能力的需要,还在它的前面新修了驻扎军兵的箭楼。
  不过这两座坚固的建筑并没有给统治者带来他们所期望的保险,1900年代的八国联军炮火,还是给它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全部被战火焚毁,仅留下一片颓砖断瓦包围的底座和门洞。匆忙出逃西安的慈禧太后一年后返回北京时,它还没有来得及修葺,残破的城楼底座上临时搭起的彩色牌楼,无声的记录了正阳门历史上耻辱的一幕。尽管这之后经由全国募捐,正阳门城楼和箭楼都得以重新修复,但是败像丛生的清廷并没有赋予它强大的气势。在疏于管理的岁月当中,油彩剥落的建筑颓废地躲藏在丛生的杂草之中,成为燕雀躲避风雨的楼宇,并且在近代迎来了一次彻头彻尾的转变。
  在以提供疏阔畅达的公众空间为目标的城墙街区改造中,正门与箭楼之间那座巨大而神秘的瓮城,首先消逝在渣土砖屑纷飞的旷野之中。延伸到东西瓮城跟下的两条临时铁路,带走了瓮城的全部家当。只有留在原地各成一景的城楼和箭楼,在孤独的对望里一直走了下来。
  它接纳过电影和戏剧的演出,也见证过解放大军浩浩荡荡的入城仪式,只不过在今天车水马龙的喧嚣当中,城楼和箭楼依然是寂寥的。我站在箭楼附近的地铁出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从地下出来绕过箭楼广场,或者从广场走入地下,然后流向更远的区域,突然觉得一种极强的失落。那座灰筒瓦和绿琉璃镶边、重檐叠叠的箭楼,原本承担着军事防御的功能,所以它在诞生的时候就成了一座砖砌壁垒式建筑,它一边用肩膀承载着那些手持长矛和腰刀的兵士,一边同他们一样,严密地注视着脚下那条惟一的通道前穿梭往来的行人,充满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度。可是今天,除了重叠的飞檐和洞开的箭窗之外,就连一点威严的气势都看不到了。
  还有那个在侠义传说中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千斤闸,也早已随着瓮城月墙的倒塌,成为历史的点滴。据说正阳门的千斤闸,是北京所有城门中最大的,它从明朝初年走到清代,在开闸、落闸的吱吱扭扭声中,铸就了坚硬的屏障。研究千斤闸的专家曾经对这个巨大的闸门进行过研究,却由于关键结构件的缺失,无法清晰地探知这个系统的建设工程背后凝聚着怎样拍案叫绝的古代智慧。
  当然,我们更是无缘见到闸门真正开启闭合的瞬间。在它跟城楼箭楼一样统统失去军事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时候,就只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停留在时代背后,或者被后世开创性的设施利用,成为可以依赖的地标。
    著名的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就是这样诞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规划的34条纵横交错、长达8.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布局中,有五分之一是从北京向外辐射的。另外,在68条国道中还有11条以北京为起点,它们汇聚成以点,在昔日北京的象征—前门之前,找到了永久的零起点。在毛主席纪念堂和正阳门中间中轴线的位置上,一个用青铜合金铸造、造型古朴庄重的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从这里出发,昭示通达全国的指向意义。
  其实能够昭示的还有很多,包括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前门牌楼。从历史照片上看,五十年代之前的前门前方大街上,还有五间六柱的出头式木牌楼,它与正阳门呼应着,可惜在城市的进程中被拆除。
  今天的人们,发觉文物遗留给这个城市的宝贵意义之后,才想到重新复原。尽管所有的建筑都是严格按照历史照片和文字记载,照原样和原来的工艺重新复建的,还是只能当作象征意义的参照了。
  而五牌楼前面的前门大街,也在历史进程中改变着模样。前门大街自明朝以来已经形成商贾荟萃的商业市场,街巷两边遍布旅店、客栈和商号。依托大街而立的肉市、布市、瓜子店更是连街接巷,掩映在垂柳和绿杨交替的翠色之中。据说前门大街上还有两家老字号,一个叫都一处,一个叫一条龙,风光地记录着帝王的眷顾。
  这份恩宠,当然跟喜爱游山玩水的乾隆有关,有一天他外出归来已经很晚,见前门到处是黑漆漆的,很多店都关门打烊了,只有一家小吃店还在开门营业,就走进去叫了一屉烧卖。普普通通的烧麦让饥肠辘辘的帝王龙颜大悦。在得知小店没有名字的时候,乾隆以商人的名义狡黠地揽下了写门匾的任务。几天之后,当宫中太监抬着一个题名“都一处”的大匾送到烧卖店时,相信小店老板一定会为这个奇迹般的恩典热泪长流。
  那时的前门街上一定是热闹的,也有流寇和盗贼。所以也给了帝王见义勇为的机会。同样带着贴身太监在街上闲逛的乾隆,无意之中看到一个大汉把手伸进乡民的前褡子掏钱,就下意识地给了对方善意的提醒,结果却遭到大汉和同伙的跟踪,十分紧张的乾隆拐进路边的饭店,并打发太监从后门回宫搬来了救兵。一个普通的饭店,好歹也曾经成为帝王“避难”之所,一跃成了亲笔御书的“一条龙”。
  但是这些老字号遗留的浑厚的人文气息,如今都难以找寻了,就跟前门大街这条京城重要的交通干线一样,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已经改变了模样。不过那些借助交通改造产生的商业奇迹和尴尬,却还都在这个古老又崭新的区域上演着。曾经流动着挑夫和马车的黄沙道路,一日比一日地坚实起来,现代商业机构的运作,让这块见惯秋月春风的土地不断升值,同时也让那些不堪承巨额房租的老字号选择了退缩。在它们躲在一角无奈的叹息里,这个原本平民聚集的街区,已经成为心灵再也无法企及的梦境之地。
  景观特色:
  正阳门俗称前门,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它坐落在砖砌城台之上,整座城楼通高42米,在北京所有城门中最为高大。箭楼为一座砖砌壁垒式建筑,顶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顶,上下共四层,连城台通高38米,是北京所有箭楼中最高大者。

 

宣武门——元称顺承门

 



宣武门
 

  宣武门,元称顺承门(讹传顺治门) 明永乐十七年,南拓北京南城墙时修建,沿称元“顺承门”之名。正统元年明政府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工程竣工。取张衡《东京赋》“武节是宣”,有“武烈宣扬”之义,改称“宣武门”。宣武门城楼面活五间,通宽32.6米;进深三间,通进深23米;楼连台通高33米;重楼重檐,歇崇山峻岭式灰筒瓦绿互谅互绿琉璃瓦剪边。瓮城南北长83米,东西宽75米;西墙辟券门,其上为闸楼。瓮城南墙城台之上为箭楼,箭楼面活七间,通宽36米;通进深21米,连台通高30米。
    宣武门外为菜市口刑场,囚车从此门经常出入,人称“死门“,令人回味的是:瓮城上的午炮每日一响,声震京华,京人以此对时,人称:“宣武午炮“。走囚车。因为刑场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犯人经刑部审核确定,从宣武门出去,在菜市口问斩。宣武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三个大字儿:“后悔迟”,可不是后悔迟嘛,都要问斩了,再后悔哪儿还来得及啊。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从南方各省来的人,过卢沟桥,进广安门,再进入北京内城大都要经过这里。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有名的杀人地方了,菜市口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作刑场,一般都是在菜市口路北的商户或者药店门口,设下监斩官的坐案。宋末元初,被元朝统治者关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最后在菜市口被杀死。他在刑场上,态度庄严地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然后慷慨就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曾在这里喊出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迈遗言,更是为这刑场增添了一股子肃杀之气。   
    宣武门内的天主堂,是北京的第一座教堂。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远涉重洋入京传教,万历皇帝准其留京。数年间,利玛窦遍游京师,1605年择吉地,在宣武门内建“礼拜堂”。当年的礼拜堂虽然宣扬基督教,但仍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清顺治七年,当时任职钦天监的德国人汤若望将礼拜堂改建成今天的西洋建筑样式,俗称“南堂”,为清代北京耶稣会人士的活动中心。 现在的宣武门天主堂被中国天主教会使用。 

 

崇文门——元朝的文明门

 



崇文门
 

     崇文门,元朝的文明门,在当时又叫哈达门。《日下旧闻考》引晰津志》说:"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大王为何许人,已不可考。"哈达"又讹传谐音为"哈大"、"哈德",直到解放前还有哈德门牌香烟。在元朝,哈达门这种称呼,已超过了文明门。一些知识分子在写作时,认为"哈达"、"哈大"不够文雅,一方面利用它的谐音,一方面利用文明门在南城东端的地理位置,写成"海岱门"。明朝人蒋一葵写的《长安客话》说:"泰山、渤海俱都城东尽境,元时以'海岱'名门取此。"海,即渤海、东海;岱,即岱宗,岱宗即泰山。唐大诗人杜甫《望岳》就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诗句。这两个地方都在东方,解释的较有道理。到了清乾隆时,杨从清著的《北京形势大略》又说:(崇文门)"又曰海岱,言山陬海皆梯航纳贡,税课司在焉。"这只是从明朝人史玄《旧京遗事》上"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一语而来。由于祟文门有个总课税司,就把"海岱"解释为"山陬海耀",这是极为牵强的。但不管对"海岱"二字的解释如何,明清的文人雅士,甚至最高统治者都往往不用"文明"、"崇文、而用"海岱"。如明人卓明卿《登崇文楼》诗:"城头初夜净氛埃,海岱分明望眼开,紫气半空时入座,秋声万里此登台。"登上海岱门,秋高气爽,紫气东来,眼开万里,何等雄壮!清人著的《白华堂诗录》:"海岱瞻门高,风尘苦身贱。"以自己的"身贱"衬托、歌颂海伤门的高耸。因而从元到清不断有达官名士,居住在崇文门一带。如《宸垣识略》载:元朝御史王俨在文明门外东南里许,筑有别墅,"园地构筑,甲诸邸第",更有一座"水木清华亭",尤为出众。当时人许有壬记云:登上此亭"北瞻闉?(城门),五云杳霭;西望舳舻(指通惠河上船只),泛泛于烟波浩渺、云树参差之间"。可见当时文明门附近的盛况。死后被赐谥为"文正"的雍正进士、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的刘统勋(按清朝的谥法,"文正"最难、最少),雍正赐他御制诗是"海岱高门第",意思说刘是住在海岱门的一户高贵人家。《水曹清暇录》又记有名书法家张照(字得天)也住在崇文门外,"展宇宏深,有楠木厅",极为讲究。不过,清朝时代的崇文门,已不是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和明朝初期的都城最南端,而是变成较为热闹的内城了。   

 

阜成门——故有“煤门”之称


图为20年代初从西南向东北方向拍摄的阜成门

 

    阜成门,元为平则门,与朝阳门东西两方遥遥相对,京西门头沟,斋堂的煤车。多出入此门,故瓮城门洞内由煤栈 阜成门 客商募捐刻梅花 一束记之。“梅“与“煤“谐音,每当北风呼号,漫天皆白,烘炉四周之人皆赞:“阜成梅花报暖春“。阜成门位于北京内城西垣南侧,元时名“平则门”,明正统四年(1439年)重修,改名“阜成门”,为通往京西之门户,明清及后来很长时间,城内所需煤炭皆由此运入。
    元至正二十九年(1369)元顺帝又令修筑包括平则门在内的各城门瓮城及护城河吊桥。明代在大都城基础上营建北京城,改11门为9门,其西城垣除北端缩短2.5公里并取消肃清门,南端展拓1公里外,其余基本未阜成门动,平则门亦沿袭旧称。明正统元年(1436)诏修内城9 门城楼,至正统四年完工,平则门改城阜城门,修筑城楼、城门、箭楼、瓮城、瓮城门各一,其规制较元大都城门为高。城楼为三重檐歇式重楼建筑,台座呈梯形状,连同城楼通高35.1米。台座顶面铺设城砖,并与城垣顶面甬道相连,其余箭楼、瓮城及瓮城门城楼的规划均类似西直门。城内道路亦改称阜城门街,街南侧有巡捕厅等机构。城外官道为通往西山的重要道路。清代北京城垣规制多沿袭明代。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对城门、箭楼等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阜城门是明、清两代自门头沟运煤进城的重要通道,故有"煤门"之称。70年代修建环城地下铁路,城楼及附近城墙皆被拆除,将护城河填平为路。

 

朝阳门——漕运粮食之门

 



图为清末的朝阳门。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中,日军的炮火摧毁了朝阳门,
这幅是1906年竣工后不久拍摄的。摄影师在城外护城河东岸自东南向西北向拍摄的朝阳门。

 

  由元至清,甚至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齐化门(朝阳门)一带是经济繁盛之地。北京城中,除“前三门”外,就以朝阳门关厢最为热闹。朝阳门关厢的热闹主要得益于京杭大运河。早在隋朝就已开通的这条大运河,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连接北京与南方各省朝阳门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而朝阳门,正是离大运河北端重要码头——通州码头最近的一个城门。通州码头在朝阳门正东40里,那时离京南去的官员客商,或是由南人京朝觐、经商的官员与客商,都要在朝阳门经停。因此,朝阳门下往来客商川流不息,一片车水马龙之景,各行各业的商人看到这巨大的商机,都争相在朝阳门关厢开设店铺。更为重要的,这里是漕运粮食的必经之门,经大运河运达北京的南方粮米,在东便门或通州装车,通过朝阳门进城,储存在城内的各大粮仓中。时至今日,朝阳门附近仍有许多有“仓”字的地名存在(如海运仓、北新仓等),间接佐证了朝阳门的这一功能。

 

东直门——古时运输木材之门

 



清末东直门全景

 

    东直门位于现在的北京东二环东直门立交桥的西侧,原为元大都东垣崇仁门,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洪武四年(1371年)均修补沿用,永乐十七年(1419年)修葺,改称东直门,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成化九年城楼曾引发火灾,火灾后重修。
    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于东直门外建水关,管理进京货物。清朝在嘉庆三年(1798年)曾重修城楼。1915年因修筑环城铁路将瓮城、闸楼拆除,于箭楼后部两侧建“之”字形砖蹬道。1927年将箭楼拆除,仅存箭楼台基,台基于1958年拆除。1950年在东直门城门北侧开豁口,以利交通,1965年拆除东直门城楼。1979年在城门原址东侧建立交桥,为重要交通路口,附近有东直门地铁站和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东直门城楼形制与朝阳门略同,尺度略小。
    东直门在明朝初期建设北京时所需的木材大多由此门运送进北京城。清朝时南方的木材常常储存在东直门外,因此北京城所需的木材大多从东直门运进北京城,因此东直门又俗称“木门”。清朝时于东直门外建水关,管理进京货物。清朝时在东直门设为“春场”,每至立春时顺天府尹于此鞭“春牛”“打春”。
    东直门是北京九座城门中最贫之门,以郊外盆窑小贩,日用杂品占据瓮城为主,但瓮城庙中的药王雕像极为精细,市人称“东直雕像”。 
    古代的砖窑大多云集在东直门外,因此东直门不仅走拉木材车,还走拉砖瓦车。
    东直门地区的文化,第一个就是东直门地区的风俗是,在东直门郊区六里,明朝修建了一些,像迎春仪式在这里举办的一些地址,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他们对这个比较重视,还有像药王庙与东顶,东顶在东直门外,这个也是东直门地区文化的一个特征还有像俄罗斯馆还有东正教堂,康熙年间东直门内就建了俄罗斯馆,把鸦片战争中俘虏的俄国人全放出来了,后来近代以后,俄罗斯通过《不平等条约》,他们把俄罗斯馆变成东正教堂,建成了一个很豪华的教堂,建国以后变成苏联大使馆,这个东正教堂拆了。另外像元代的清真寺也是很著名的建筑,也说明在东直门历来就是一个国际性建筑很集中的地区。

 

西直门——皇宫的“水门”

 



20世纪初的西直门

 

    西直门是北京内城的九大古城门之一,自元朝开始就是京畿的重要通行关口.西直门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古今闻名的地方。元代为大都城和义门所在地,明清时为京师内城九门之一,是除正阳门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另外,西直门还是明清两代自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必经之门,因此有“水门”之称。
    西直门是元朝至元四年(1267年)元士祖忽必烈在金中都旧城东北营建新城时开始建造的,在元朝时西直门被称和义门,是东直门的姐妹门,刘秉忠为西直门总设计师,郭守敬负责水源方面的设计,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之都的理想布局设计建造,至元二十二年完成。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天元顺帝为防农民起义军攻城,下令赶筑包括和义门在内的11座城门的瓮城和城外护城河的吊桥。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率大军攻占北京城,为了防止北元的反扑,曾命华云龙整修和义门及附近城墙,永乐十七年再次修缮后改名西直门,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命太监阮安等监修京师9门城楼,正统四年完工,
   西直门城楼修建时利用和义门原有的门洞,将原瓮城压在新建的瓮城之下。史书中曾有明代万历四十六年大风毁坏西直门城楼的记载,清朝乾隆五十四年曾大修西直门城楼、箭楼,光绪二十年(1894年)修西直门至颐和园之石路,同时修缮西直门城楼,后因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未及完工即告中断。1950年西直门城楼、箭楼及瓮城曾修缮。1969年修建环线地铁时将西直门城楼、箭楼等拆除,在箭楼下发现埋在地下的元朝和义门瓮城门,现原址现已辟建为路。
    西直门城楼台基底宽40.9米,城台顶进深24米,城台高10.75米,内侧券门高8.46米,外侧券门高6.3米。城台内侧左、右马道宽5米,城楼面阔五间,连廊面宽32米,进深三间,连廊通进深15.6米,城楼连城台通高32.75米。瓮城为方形,东西长62米,南北宽68米,瓮城南侧辟券门,券门上建闸楼,东北角建关帝庙。   
    明正统元年(1436年)新修的西直门包括门楼、门洞、箭楼、瓮城、瓮城门各一,均采用山东临清烧制的特大城砖。门楼通高34.41米(包括楼台),为3层飞檐歇山式建筑,柱、门、窗皆为朱红色,檐下的梁枋上饰以蓝、绿两色图案,顶部为绿色琉璃瓦,饰有望兽及脊兽。在门楼台下部正中与城垣墙身垂直方向,辟有券顶式城门洞,因沿袭和义门之制,较内城其他门洞低。装有向内开启的城门一合,用福山寿海5面包锭铁钉固定。城门正前方为一重檐歇山顶箭楼,西、南、北3侧共有箭窗82孔。箭楼西侧面阔7间,内侧庑座面阔5间,通高30米,俯视呈“凸”型。瓮城连接城楼与箭楼,为东西62米、南北68米的方形。西北角设有瓮城庙。在瓮城南墙辟有一瓮城门。与城门方向成曲尺型,以利屏蔽城门。上方有一座单檐硬山谯楼有两层12个窗,有称瓮城门楼。城外护城河木桥改为石桥。   
    西直门城门为木质,有地堡式城楼3间,上设5孔水眼的水窝2个,可向城门灌水,以抵御火攻。
    由于北京的水源地多位于北京玉泉山附近,因此明清时期,皇城中所需的御用水从玉泉山途径西直门运进北京,所以西直门又被称为“水门”。在西直门瓮城门洞中有汉白玉水纹石刻一块,故有“西直水纹”一说。另外西直门还有防火设备。

 

德胜门——北京保卫战之门

 



20年代德胜门

 

    德胜门,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元为健德门,为出兵征战之门,寄语于“德胜”二字。
    明洪武元年(1368),大将军徐达攻入元大都,改称北平,随后将北垣西侧门“健德门”改为“德胜门”,并在北垣南五里新筑土城垣,作为防止元军反攻的第二道防线。   
    德胜门箭楼雄踞于12.6米高的城台之上,灰筒瓦绿剪边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后出抱厦五间,楼连台通高31.9米。对外的三面墙体上下共设四排箭窗,总计82孔。   
    洪武四年(1371年)废元大都北垣,将新筑北垣加宽加高,开两门,西侧门仍称“德胜门”。   
    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1439)修建包括德胜门在内的内城九门的城楼、箭楼、角楼、桥闸。此后,德胜门历经修缮。德胜门1915年德胜门瓮城和闸楼被拆除,1921年德胜门城楼被拆除。1980年国家对德胜门箭楼进行修缮,1982年竣工,并成立德胜门文物保管所。
    德胜门地区还有一处与北京息息相关的“生命线”! 沿“豁口”护城河向东二百公尺,在原城墙下方有一水道连接着护城河与城内水系,水道的城内出口处正好在积水潭小庙的下方。多少年来,通过此水道,城外西山、玉泉山的甘泉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内,滋润养育着京都百姓和权贵。
    北方按星宿属玄武。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一般从北门出城。之所以取名叫德胜门,意为“以德取胜”、“道德胜利”。遇到战事自德胜门出兵,由安定门班师,分别取“旗开得胜”和“太平安定”之意。   它是京师通往塞北的重要门户,素有“军门”之称。明代永乐皇帝北征、清代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乾隆皇帝镇压大、小和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   
    明清两代,德胜门正面迎击来自北方的军事入侵,是北京城最重要的城防阵地。这里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安定门——兵车回城门

 


安定门城楼 1956年摄


 

    此门为出兵征战得胜而归收兵之门,京都九门中有八门瓮城内建筑关帝庙,唯安定门内建真武庙,在诸门安定门中独具一格,从1924年拍摄的照片看,建筑整洁,布局精练。"安定真武"在诸门中颇有独特风格。
    安定门走什么车呢?北京的说法是兵车回城走安定门——出兵得胜,收兵呢,自然安定了。那要是打了败仗呢?瞧瞧,您又抬杠。打败仗也得回安定门。这次没胜,下次再安定也不迟。还有种说法儿是清朝八旗精兵全扎营在安定门,所以回兵走这里。   
    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清朝在北京实行的是旗、民分城制。八旗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安定门八旗,一共是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八旗官兵及其家属进驻北京以后,清廷下令圈占内城的房舍给旗人居住。   
    以前在内城的汉民、回民等一律搬到外城居住。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角八方——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祟文门内。那儿用得着收兵全走安定门啊。   
    实际上,安定门走的是粪车,因为以前地坛附近是北京主要的粪场。之所以说成兵车回城,其实是一种名称的雅化,就跟臭皮胡同改成受壁胡同,臭皮厂改成寿比胡同,牛蹄胡同改成留题胡同,粪厂大院改成奋章大院是一个意思。
    北京明清城墙北门的“安定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定门城楼被拆除,后建成了安定门立交桥,安定门目前是 北京二环路上的一个交通节点。安定门立交桥建在二环上,安定门内大街和安定门外大街与二环相交,北京环线地铁在安定门设有车站。

 

广安门——古时进京之门

 



20年代广安门
 

    广安门为外城唯一向西开的门,与广渠门相对。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三间通宽13.8米;进深一间,通进深6米;高17.6米;楼连城台通高26米。
    瓮城呈方形,两外角为圆弧形,东西长34米,南北宽39米,瓮城墙基宽7米、顶宽6米。箭楼为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3米,进深一间6.6米,高7.8米,连城台通高16.6米;南、东、西三面各辟箭窗二层,南面每层7孔,东西每层3孔;北侧楼门为过木式方门系冰月楼下城台正中对着城楼门洞辟一券洞门。   
    当年在外城,有着两条用石板铺砌的道路,一条是连通永定门与正阳门,为皇帝去天坛和先农坛祭祀而铺设的御道,另外一条则是由城外通往广安门的道路。由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的城址都在广安门地区,所以自古广安门大街便是外省进出的门户。清代,当雍正皇帝决定在河北修建皇陵后,便下令修筑这条从广安门到宛平城的石板路。对于当时耗费钜资铺设的石路,北京人[1]用“一尺道路五两三”来形容。那时仅从广安门到小井村长1500丈的路段就花费了白银八万两,平均每修一尺长的道路就要花去白银五两三钱三分。路修好了,交通的便利也为外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那时广安门外最常看见的景象,就是“拉骆驼跑城儿”。
    广安门明代称广宁门,又名彰义门(该门与金中都彰义门在同一轴线上)。清朝道光年间为避清宣宗旻宁之讳改为现名。原规制与广渠门相同,乾隆三十一年,以该门为南方各省进京的主要通路,故提高城门规格,仿永定门城楼加以改建。   
    由于广安门是各省陆路进京的必经之路,因此广安门内的彰仪门大街(即今天的广安门内大街)在清朝时期是比较繁华的,有“一进彰仪门,银子碰倒人”的说法。雍正年间,因为皇帝打算在河北修建皇陵,雍正帝下令从广安门到宛平城修筑石板路。广安门到小井村的路段长1500丈,共花费白银八万两,平均每尺长的道路用去白银五两三钱三分,因此有“一尺道路五两三”的说法。这条道路的修通对广安门地区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广渠门——曾称大通桥门

 



广渠门
 

    广渠门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曾称大通桥门,又称沙窝门。广渠门是老北京城门中比较简朴的一个,建于明朝的嘉靖三十二公元年(1555年),主要包括广渠门城楼、箭楼和瓮城,与北京外城西侧广安门相对称。
    广渠门城楼现在已经不复存在。1930年代日军占领时期将箭楼拆除,1953年为道路通畅拆除了城楼和瓮城。
    广渠门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1、根据“广”的释义,推测“广渠”的意思应是宽广的大渠,可能寓意着“通畅顺达”。2、“广”和“渠”都有“大”的意思,是同义词,因此“广渠门”可能是当时北京城规模宏大的一座城门。因此得名。
    广渠门门楼低矮,仅一层,廊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四周有回廊。瓮城呈弧形。箭楼为单檐山顶,正面及两侧各辟箭窗二层,正面每层7孔,两侧每层各3孔,共26孔。箭楼下开拱形门洞。   
    广渠门的瓮城很有特点,一般城池的瓮城作为战备要地,里面没有建筑物和居民,而广渠门的瓮城里面有几家店铺。   
    在瓮城里面两侧各有四五家店铺,形成一条小型商业街,很像一座微型小城。记得路南有一家中药铺、一家纸店,还有一家山货店。四周均是城墙,前边有箭楼的城门,后边有城楼的城门,城门关闭后,这个地方很是幽静,也很安全,幼年时每走过这里,都要在这里游玩很长时间,舍不得离开,心想如能住在里边该有多好,很羡慕住在里边的人。现在想来这个地方也很危险,如遇火警,无处可逃。城外关厢只有一个粮食集市,东南乡的农民把自家产的粮食拿到这里来卖,逢集的日子比较热闹,城内有一家老字号的裕顺斋糕点铺,它的炸排叉全市有名,很多酒馆都从这里批发排叉,卖给顾客作为下酒菜。
    公元1629年11月,皇太极率领八旗军进军北京,次年1月3日,兵临北京城下,“烽火遍京郊”,八旗军几万人,进攻广渠门,督师袁崇焕闻讯率领九千骑兵直奔京师,与清军大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冲锋在前,身中数箭,由上午巳时战到下午酉时,大战十小时,击退了八旗军。皇太极移军南海子,以观事变。与此同时,皇太极觉得袁崇焕是其入主中原的最大障碍,于是便设计了反间计,假意制造了袁崇焕通敌的消息,故意让被俘的明朝太监侧耳听到,并放他们回朝通风报信。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果然中计,处死了袁崇焕,落得国破身亡。当时的八旗军统帅的文韬武略、将士的骁勇,成就了其入主中原的雄心大志。清代前期,也出现过“康乾盛世”。然而到了270年以后,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加上外国列强的掳夺,造成了国力衰微,民不聊生。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杨村、通州后,直逼北京,由于朝阳门守军较多,多次攻城不下,于是便从守备较弱的广渠门、东直门进攻。当时,由于兵力不足,清政府把年岁较大的旗兵都编入守城队伍。这些人平日是只吃皇粮不当差,养尊处优,大敌当前,也是有心御敌而力不从心,有的还有吸毒的嗜好,守城时带着两支枪,一支火枪,一支烟枪,打几枪后还要吸口鸦片过过瘾,这样的军队守城,结果可想而知。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巧合,270年间前后发生在广渠门的两次战役,见证了满清政府从兴到衰的全过程。

 

左安门——东垣“村门”

 



图为20年代初,在左安门城外护城河南岸从东南向西北拍摄的左安门。

 

    左安门是北京外城南侧三个城门之一,位于永定门东面。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式,灰筒与顶;面阔三间,通宽16 米,进深一间,通进深9米,高6.5米,楼连城台通高15米;瓮城呈半圆形,东西宽23米,南北长29米。箭楼为单歇山小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3米,进深一间宽6米,高7.1米,楼连城台通高16.6米;其南侧面辟两层箭窗,每层7孔;东西侧面亦辟两层箭窗,每层3孔侧面正中辟过木方门。
    这座偏远的东垣“村门”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即北京外城建成的时间。其建筑无甚动人之处,周边自然环境却另有一番美丽。这里的路,南至西南城角,北接开阔田野,地里一部分种粮食和蔬菜,一部分长满芦苇。据《北京街巷图志》记载,同样是城市干道,在南城,右安门内的道路相对于左安门内的更加笔直、宽阔,其原因在于右安门内的道路在辽金时代是城市干道;左安门一带则一直是村野,其内的道路在明嘉靖四十年修筑外城时才形成,而且没有经过很好的规划,故而道路的形状保存了乡野气息。除了远远可以望见的城墙,这里简直没有什么城市迹象可寻,但这种图景却让瑞典学者喜仁龙深深陶醉,“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呢?”
    说左安门不能不提萧太后河。澶渊之盟后,宋辽相和,辽便在北京东郊开萧太后河,所以早在左安门建立之前,这条河便存在了。在这条河未断流之前,这一带居民多以行船或打鱼为生,后来河道淤塞才改为务农。辽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开凿的这条河为北京东南郊的发展发挥了不小作用。这条河改善了水路交通,促成这个地区商业的迅猛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加强运输事业管理,辽甚至专门设“转运使”一职。而东垣一带本就属地势低洼的易涝区,故开凿后不仅用以运输,而且利于农业生产,使河两岸农业年年丰收。但这条河最显赫的贡献无疑是促进了东垣地区的百业俱兴,为北京(辽代称南京)逐渐成为首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条河,今天的左安门地区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清末,《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让天津来的火车直达正阳门,清政府不得不在左安门旁开了个城豁子,这是对北京城墙开的第一刀。从此,城墙城门稳如泰山的岁月一去不返。

 

右安门——建成初期称“宣武外门”

 



右安门箭楼

 

    右安门又名“南西门”,原是北京外城的七门之一,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建成,现无存。 右安门位于宣武、丰台两区交界处,现在的右安门立交桥位于南二环中部,东通开阳桥、西达菜户营、北通樱桃园、南达翠林小区。成了北京城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古时候北京右安门的命名不是根据现代地图“左西右东”的属性,而是从内廷(紫禁城)的角度来测定的方位。因此,位于故宫西南边的叫做右安门,而东南边的就叫做左安门了。它体现着君临天下的大一统观念。 
    右安门原是一门一楼。右安门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式,瓮城呈半圆形,箭楼为单檐歇山小式,其南侧面辟两层箭窗,每层7孔,东西侧面亦辟两层箭窗,每层三孔,侧面正中辟过木方门。右安门是北京外城南城墙三门中最西边的一个。右安门以南,接近南三环的地方过去曾经是金中都的景风门。右安门由于正对内城的宣武门,在建成之初叫做“宣武外门”,后才改称右安门。右安门位于宣武、丰台两区交界处,现在的右安门立交桥位于南二环中部,东通开阳桥、西达菜户营、北通樱桃园、南达翠林小区。成了北京城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右安门地区是原金中都景风门地区,景风门内即开阳坊也是现在的开阳里小区,这个地名历史悠久,至今已900多年。   
    而翠林小区过去是叫花园村,为什么叫花园村,那是因为过去在元朝的时候有个人叫亷希宪他在大都的西南修了个花园,还种了不少的柳树,还命名为万柳堂。   
    过去右安门前的护城河南北两岸是一处很僻静、很清幽、很农村化的地方。很有点“树木蓊然,苍苍蔚蔚,晴烟拂空,四时不改”的味道。 

  

永定门——寓意“永远安定” 
     



摄于1915年的北京永定门东侧。
 

    永定门是当年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衢要道。位于左安门和右安门中间。
    永定门位于北京,城楼形制一如内城,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顶,面阔五间,通宽24米;进深三间,通进深10.50米;楼连台通高26米。瓮城呈方形,两外角为圆弧形,东西宽42米,南北长36米,瓮城墙顶宽6米。箭楼规制与城楼差距较大,不甚协调;单檐歇山式灰筒瓦顶;面阔三间,宽12.8米,进深一间6.70米,高8米,连城台通高15.85米;南、东、西三面各辟箭窗二层,南面每层七孔,东西每层3孔;北铡楼门为过木式方门;箭楼下城台正中对首城楼门洞辟一券洞门.据有关史料记载,永定门是逐步建成的,跨越了明、清两代。
    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当时只修建了城门楼,嘉靖四十三年补建了瓮城。直到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又增建了箭楼,并重修了瓮城,至此,永定门工程才算全部完成。乾隆三十一年,永定门城楼又重修过一次,并提高了其规制,加高城台、城楼层顶,采用了重檐歇山三滴水楼阁式建筑,并装饰了琉璃瓦脊兽。以雄伟姿态矗立于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南端,直到1957年被拆除。
    2004年重建。北京人都知道,老北京城分为内城、外永定门城,原有“内九外七”共16座城门。但是自从民国时期开始拆除部分城门、解放初期为了改善道路交通又拆除大部分城门以来,北京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北京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则无一遗存。
    ■明永乐十八年建成的北京城,平面轮廓呈正方形,只有9座城门 。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明太祖朱元璋派遣的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将元大都改称为“北平府”。为了缩短防线,以防元朝残余势力反扑,徐达下令将大都北面的城墙向南退后5里,在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重建。   
    明永乐元年(1403年),在南京称帝的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将自己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升格为“北京”。此为北京得名之始。永乐四年,朱棣下令在北京兴建皇宫,整修城墙,预备迁都。永乐十七年,为扩展皇宫前方的空间,将原在长安街一线的南面城墙南移2里,在正阳门一线重建。   
    永乐十九年(1421年)元旦,朱棣宣布正式迁都至北京。这时的北京城,平面轮廓呈正方形,只有9座城门。城市中轴线南起正阳门,贯穿皇宫,北抵钟楼。   
    明初国势强盛,永乐皇帝对蒙古部族采取攻势,曾五次率军北征,问题尚不凸显。后来明朝实力衰落,多次被蒙古军队兵临城下,至嘉靖年间,遂有官员建议在北京城外围增建一圈周长约80里的外城,以策安全。因资金不足,由严嵩建议改变了设计方案。
    增建外城工程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由于当时南郊(正阳门外)比较繁华,又有皇家祭坛天坛和先农坛,所以外城先由南线筑起。但是开工不久,就因资金不足,难以为继。这也反映出统治者的昏庸和低能,以致未能及早妥为筹措。无奈之中,嘉靖皇帝派内阁首辅严嵩去想办法。   
    严嵩去工程现场溜达了一圈,还真想出一条虽不高明但可以对付的“妙计”,即只筑南线城墙,其他三面待日后有钱时再说。南线城墙长度,也由原计划的20里缩减为13里,其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但是嘉靖君臣没有料到,所谓“日后再说”,直至明亡再也未被说起。  
    明嘉靖四十三年北京外城建成,正门命名为“永定门”,寓意“永远安定”。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北京外城建成,总长28里,开有7座城门。因增建外城的动因,是为了加强北京的安全,所以城门命名多带有追求“安定”、“安宁”的色彩,如“左安门”、“右安门”、“广宁门”(清代为避道光皇帝旻宁名讳改称“广安门”)。外城正门“永定门”,就是寄寓“永远安定”之意。   
    外城建成之后,北京城的中轴线由正阳门延伸至永定门,北距钟楼长达16里。   
    由于外城只建了南面部分,所以此后的北京城平面轮廓就形成了“凸”字形。而且“外城”之称名不副实,它并不在内城的外面,而是在内城的南面,所以北京的外城又称“南城”。清代沿用此种格局未变,只是对城门和城墙进行过多次修葺。现在北京市的二环路和南二环路,就是沿这个“凸”字形的轮廓线修建的。
    复建后的永定门,其石匾是仿照明代石匾原样雕制的永定门。  
    1644年,满清建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记述,“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只有正阳门箭楼的门洞上方仍嵌有一块。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2003年,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口的一株古柏树下,发现了明代原配的永定门石匾。此事2003年8月22日的《北京青年报》曾有报道。这块石匾,长2米,高0.78米,厚0.28米,楷书的“永定门”三字沉雄苍劲,保存完好,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件。如今复建的永定门,门洞上方所嵌石匾的“永定门”三字,就是仿照这块石匾雕刻的。   
    复建后的永定门,老城砖失而复得。   
    三台山危险品仓库建于一九五四年。建成后正赶上拆除永定门,城砖就拿来修了仓库的围墙。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在近半个世纪后又运回来了,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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