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近日,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长著研究员,请他谈谈相关方面的问题。
记者:您主持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课题和委托课题,结合您的经历,请首先谈谈国家社科基金对学科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黄:由于国家社科基金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其立项课题和研究成果对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作用。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拓展了资助的范围,推动了学科和事业的发展。
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为例,在1993年以前,由于没有建立学科评审组,也没有课题指南,各省市很少受理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的项目申请。因此,在1987-1992这6年间,一共才立项12个课题,1992年连一项都没有。但自从1993年建立学科评审组以后,项目申请数和立项数呈逐年稳步上升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这个“小”学科受惠于整个国家社科基金事业的发展,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申报数还是立项数都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23个学科中排在中间偏前的位置。其成果对推动学科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记者:能否根据您自己多年来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评审的一些体会,谈谈填报项目申请书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黄:首先要仔细阅读当年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布的课题指南。论证前注意做一些预备性工作,如相关领域研究现状的国内外文献调研;不要为申请而申请,一定要选择自己有学术积累、有前期研究成果、熟悉该领域国内外研究进展,且自己最擅长和最有可能研究好的题目,不必扎堆儿去研究热点问题;尽量与指南题目结合起来,万一从指南中选不出合适题目,也不排斥自选课题,我们每年都留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使那些学有专攻的学者的研究也有机会获得资助;有些个人已完成或接近完成的研究成果,如果质量好,还可按规定申请后期资助。
认真论证是很重要的,应严格按申请表要求填写,在论述研究现状及自己的创新之处时,注意不要为了抬高自己而贬低前人或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确定完成的时间要留有一定余地,既要抓紧,又不可定得过死,以免到时完不成而不断申请延期;要组织好研究团队,注意知识结构和学科结构的合理性,跨地区的团队不宜跨得过多、过大,以免增加组织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应用对策性研究课题一定要重视实证性和可操作性,要重事实、重实践,绝不能伪造数据,这是学者应有的学术良心和基本品质,不能违背,否则,研究的结果不仅不会有价值,严重的还会误国误民。
还要处理好大题目与小题目之间的关系。选择题目不宜过大,要自己能够驾驭。作为国家一级的基金,大题目和宏观性的研究不能没有,但似应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比如重点或重大课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90年代初,我曾经有机会与老一辈知名学者如季羡林先生、许国璋先生、王佐良先生、王宗炎先生等一起评审国家社科基金的外国语言文学项目,他们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对那些大而无当的题目持否定态度。著名老一辈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提倡的“雄狮搏兔”的精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在申请课题时是不是也应坚持呢?
记者:作为国家社科规划办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您对于评审工作有何希望和建议?
黄:从评审专家这方面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秉持公正原则,坚持学术自觉。对那些与自己学术观点不一致的申请,更不要轻易否定,在学术上要有容纳不同观点的思想境界。这一点在通讯评审中尤其显得重要,因为评审专家无法与其他专家交换意见,大笔一挥,就有可能左右申请人的成败。
关于评审工作,目前初评采用匿名通讯评审(盲评)的办法其实是一种利弊互见的办法,总体上是好的,也是国际上采用的一种通行的评审方法。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减少评审中的人为因素,从而增加评审的客观性。但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发现它也有一些缺陷,比如可参照的要素很少(团队的结构和研究力量强弱不清楚;研究基础如何不清楚,等等),不利于做出综合判断。现在增加了一些要素,但又容易从匿名走向半匿名甚至公开,因为有专家告诉我,只要按某些要素在网上一搜索,就能基本准确地知道谁是申请人,圈内专家甚至不上网搜索也能猜出几分,真是两难!
更重要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时选择真正的同行专家很困难,于是不能完全排除非同行专家评真正的专家的可能。如果五个专家中有两三个人都是这种情况,那就可能出现好项目被埋没的现象。这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建议可否适当增加上会复审的项目数量,以使复评时选择的余地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