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以为农业孕育城市，文字、艺术和宗教随后诞生。不过现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似乎告诉我们，正是人类强烈的崇拜冲动点燃了文明之火。
Charles C. Mann文 Vincent J. Musi图
文明的曙光不时于土耳其南部远郊的山顶上重现。哥贝克力石阵的神庙石柱——距今11 600年，高达18英尺——可能呈现的是一场聚会上的祭司舞者。请注意看图片正前人像上垂向腰带的那双手。
令文明再现的正是一车车的游客——通常是土耳其人，偶尔是欧洲人。带空调及电视的白色旅游大巴宛若一艘艘石门洞前的无畏舰[i]，沿着随意铺就的蜿蜒道路，颠簸着一路驶向山脊和码头。游客们摸了摸身上的矿泉水瓶和MP3播放器，然后倾巢而出。导游叫喊着注意事项及导游词。游客们根本没听，三三两两地上山去了。他们到达山顶时，一个个惊讶地嘴巴都合不拢，形成一排完美的O型，就像动画片里似的。
他们眼前的巨大石柱数十根围成环状，一根压碎了另一根。这个叫作哥贝克力石阵（G?bekli Tepe）的遗址，隐约令人回想起英国的巨石阵。不同的是哥贝克力年代更久远，且并非由粗糙的斧凿巨石堆砌而成，而是精心雕琢的石灰岩石柱，石柱上刻着各种动物的浅浮雕——有成群的瞪羚羊，蛇，狐狸，蝎子，还有凶猛的野猪。石阵于11 600年之前建成，比吉萨大金字塔还早了七千年。其中还包括了已知历史最悠久的神庙。确实，哥贝克力石阵是纪念碑式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典范，即第一种人类搭建的比木屋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建筑结构。就我们所知，这些石柱竖立起来之时，世上还没有规模能与之相抗衡的建筑物。
哥贝克力石阵建成的年代，许多人类族群仍以小型游牧部落的方式群居，以采集植物、猎获野生动物为生。要造如此大型的石阵，也许需要比此前更多的人聚集到一起。令人惊奇的是，在没有车轮或驼畜的情况下，神庙的建筑师们可以切割、成形，并运输重达16吨、高达数百英尺的巨石。前去哥贝克力山朝圣的使徒们曾经居住的那个世界，尚没有文字、金属或陶器；在那些从山脚一路走近神庙的人看来，庙柱就像一个个神情严峻的巨人在头顶上方时隐时现，巨石上雕刻的动物在火光中煌煌地颤动着——仿佛是灵界的密使们，来自人类心灵才开始企及的那个彼岸世界。
考古学家们仍在发掘哥贝克力石阵，争论其背后的意义。他们知道，在一系列意外发现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该遗址推翻了先前有关我们这个物种遥远历史的一些观念。仅在20年前，多数研究人员相信，他们知道“新石器革命”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发生的大致顺序——新石器时代作为人类重要转型期，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诞生，将直立人从四散群居的采猎人，升级为村落聚居的农耕者，继而转变为技术更成熟的社会团体，拥有大型庙宇及塔楼，国王和祭司指挥臣民进行劳作，并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功绩。但近年来的多项新发现，哥贝克力石阵堪为个中翘楚，已经开始迫使考古学家重新思考以上说法。
起初，新石器革命只是被看作一个灵光乍现的孤立事件，仅仅发生在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即今天的伊拉克南部，而后传至印度、欧洲及其他地区。多数考古学家相信，突然繁盛的文明主要拜环境变化所赐：冰河世纪结束后气候逐步回暖，一些人就开始栽培作物，大量放牧牲畜。新研究显示，所谓的“革命”事实上早已在大片区域由众人开展了几千年了。而且这场革命或许完全由环境以外的其他因素而引发。
由惊异引起的片刻静默过后，遗址边上的游客们用相机和手机忙不迭地拍起照来。当然，一万一千年以前没人有电子成像设备。不过，事情并不如有人想象的那样改变很多。世界上大多数伟大的宗教圣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朝圣者们的必经之地——想想梵蒂冈，麦加，耶路撒冷，菩提伽耶（佛陀悟道之地），或卡霍基亚（圣路易斯附近著名的美洲原住民庙群）。这些地方都是向往灵修的游客们的里程碑，他们常常不远千里前往而只是为了目瞪口呆，心潮澎湃一番。哥贝克力石阵可能是这些圣地中最早的一处，代表着某种模式的起源。至少对工作于此地的考古学家而言，它所揭示的是，人类对神圣事物的感知（或许还有对壮观景象的喜好）可能孕育了文明本身。
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很快意识到他将在哥贝克力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施密特目前是德国考古协会（简称DAI）的一名研究员，1994年整个秋天，他在土耳其东南部艰难地来回折腾着。他在那边的一处遗址上工作了几年后，正寻找其他地方发掘。该地区最大的城市是圣乌尔法（?anl?urfa）。相对伦敦那样有如冒失小伙的年轻城市，圣乌尔法老得不可思议——这地方据说是亚伯拉罕先知的诞生地。施密特当时在这座城市试图找到一个能帮助他理解新石器时代的地方，一个能让圣乌尔法看起来较年轻的地方。圣乌尔法北部的土地像涟漪一样荡漾到横穿土耳其南部山脉的第一个山脚下，也就是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发祥地。小镇9英里外，有一条长山脊，顶盖浑圆，当地人称之为“大肚皮山”——土耳其语发音为哥贝克力。
1960年代，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已考察过该片区域，但得出结论说哥贝克力石阵无甚重大意义。山顶上的发现引起轰动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们将此归结为拜占庭时期军事基地的活动所赐。四处可见的石灰石碎块，他们认为是墓石。施密特翻阅了芝加哥研究人员有关山顶遗迹的概要摘录之后，决定亲自查个究竟。他在地上发现了燧石碎片——数量非常之多。施密特说，“到这边的几分钟之内”，他意识到，数千年前约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眼前的这片土地辛勤劳作。石灰岩石板并非拜占庭时期的古墓，其历史应该更为悠久。在与DAI和圣乌尔法博物馆的协作下，他第二年就开始了那边的工作。
挖到地表数英寸以下的时候，研究团队凿到了一块制作精良的石头。然后一块接一块——竟挖出了一圈直立石柱。施密特的团队由一群德国和土耳其研究生及50多名当地村民组成，考察人员不断变动着。经过经年累月的努力，他们发现了第二圈石柱，然后是第三圈，之后更多。2003年的地磁考察发现至少有20圈石头堆砌于此，横七竖八地掩埋于尘土之下。
石柱巨大无比——最高的高达18英尺、重达16吨。石柱表面刻满了成群的动物浅浮雕，风格各异，有些只是草草处理了下，有些则精致异常、富有意义，堪比拜占庭时期的工艺。山上其他部分还散落着大量古老的取火工具，像这么丰富的储量施密特也是第一次见到——一整仓新石器时代的小刀、斧头、抛射头。就算石头是从邻近山谷拖运过来的，施密特说：“就这么一、二平方米的小范围内就找出了比许多考古学家在整个遗址找到的还要多。”
这些圆圈石阵都遵循着统一的设计样式。构成圆圈的石柱都是石灰石质地，形如巨刺，或如大写字母T。石柱状若刀锋，轻松达到宽度五倍于深度的比例。石柱之间相距一臂或更远，由低矮的石墙相连接。每个圈的中间有两根更高大的石柱，较细的一端装嵌到窄槽上，再插入地面。德国建筑师兼土木工程师爱德华德·诺尔（Eduard Knoll）与施密特合作参与对遗址的保护工作，我问他中央石柱安装系统的设计有多好。他摇摇头说道：“不，他们那时还没有掌握工程学。”诺尔猜测，石柱可能是通过几根木桩支撑起来的。
对施密特而言，T字石柱造型模仿人体，一些石柱上雕刻的手臂与“肩膀”的切割角度可以支持这种说法，看上去双手伸向腰带交缠的肚子。周边石头面向圈子中央——施密特说就像在“聚会或舞蹈”——或许，是一种宗教仪式的象征。至于石柱上那些蹦来跳去的动物，他发现多数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带毒刺的蝎子，横冲直撞的野猪，凶猛异常的狮子。这些毒物及猛兽或许守卫、安抚着石柱上的神像，或与其组成图腾。
一个个的谜团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不断浮现。出于某些未知原因，哥贝克力山的石阵圈似乎过段时间便失去法力似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失去魅力。每过几十年，人们就把石柱埋了，又竖起一些新的——第二轮的石柱就竖在第一圈里面，自然也小些。过不久，他们又竖上第三圈。于是整片遗址到处是破瓦残砾，不远处却又造出全新的一圈石阵。这片遗址就这样在几百年间造了埋，埋了又造新的。
令人不解的是，哥贝克力山的人们建造神庙的技术越来越退步。最早期的石阵最大，技艺最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柱越变越小，构造越来越简单，堆砌也越来越随意。终于到公元前8200年，放弃了所有重建的努力。哥贝克力石阵最终覆灭，无力回天。
研究人员的发现固然重要，但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没能发现的：任何有关栖息地的迹象。雕刻、竖立这些巨石必然需要成百上千的工人，但遗址附近没有任何水源——最近的小溪都在3英里开外。那些建筑工人应该需要住处，但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砖墙、灶台或房屋的遗迹——没有任何施密特认为可以称为住家的建筑物。照理说，这些人得吃东西，但也没有农业种植的痕迹。为此，施密特既没有发现脏乱的灶间，也没有发现煮食物需要的火堆。也许这里仅仅是一个祭祀中心。如果有任何人住在这里，也更可能是司祭，而非居民。以遗址上发现的成千上万的瞪羚羊和古代野牛的遗骨可以判断，建筑工人们似乎常以远方装运来的猎物为食。这些复杂的程序必然需要组织者与监工执行，但还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当时已有社会阶层——没有富人专属的居住区，没有堆满贵族物件的坟墓，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某些人的膳食好过其他人。
“这些人是采猎人。”施密特说，也就是专门负责采集植物、猎取野生动物的人。“说起采猎人，我们头脑中总是浮现出小型、游牧的群体，十来号人的样子。我们以为，他们无法建造大型、永久的结构，因为他们总是随着食物资源四处迁徙。他们无法维持一帮人脱离群体担当祭司及匠人的工作，因为他们无法把多余的食物供给四处搬运。再来看看哥贝克力石阵，他们明显做到了。”
建造哥贝克力石阵的竟是采猎人，这个发现无异于发现有人在地下室用X-Acto刀片造了驾波音747。“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在想，什么啊？怎么可能？”施密特说道。有些矛盾的是，哥贝克力石阵既是随之而来的文明世界的先驱，又是日渐式微的游牧时代最后也是最伟大的表征。其成就令人震惊，但又很难让人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以及意味着什么。施密特预计，“10年或15年内，哥贝克力将会比英国的巨石阵更出名。而且出名的理由相当充分。”（未完待续）
Charles C. Mann文 Vincent J. Musi图
星光下的石柱上雕刻的一只身体颀长的狐狸。为了保护脆弱的浮雕，考古学家计划今年在遗址上方造一个屋顶。也就是说，在露天下思考这座古老神庙的秘密将成为过去。
盘旋于哥贝克力石阵之上的还有V.高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的阴魂。柴尔德是一个从澳大利亚移民去英国的华而不实的家伙，这位激情洋溢的马克思主义者身穿超大4号衣，系着领结，经常在公共场合演说中很脑残地为斯大林主义大唱赞歌。他也是上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学家之一。柴尔德也是位伟大的集大成者，他可以把同事间讨论的互不相关的事实组织到一起，合成包罗万象的知识产权方案。其中最出名的理论发表于1920年代，也就是当他发明出“新石器革命”这一概念的时候。
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柴尔德的观点可以简单总结为：智人（Homo Sapiens）大约在200 000年之前崭露头角。在接下去的几千年，人类种群几无变化，人类小型群居着，四处采猎。然后“新石器革命”到来了——“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柴尔德说道，“这对整个物种都具有革命性意义。”灵光一现之间，一小撮人类背弃了采猎生活，开始拥抱起农业生产来。柴德说道，农牧业也带来了人类社会进一步的转型。为了照顾田地，人们不得不结束四处游荡的生活，开始搬进村庄永久居住，在那里他们又发明了新工具，制造陶器。“新石器革命”在他看来，是一件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掌握取火技术以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革命的所有方面中，农业最为重要。千年来，手持石器的男男女女们在原野上四处游荡，割下野生谷物的末端带回家。即使这些人可能要看护他们的谷地，他们照看的那些作物依然是野生的。不像种植谷物，野生小麦和野生大麦都是落穗后才成熟——意即，野生谷粒很容易胀破外荚落入地中，这就导致完全成熟后几乎没办法收割。基因上来说，真正的谷物农业只可能在人们可以大面积种植成熟后落穗的改良作物后才开始，也就是当大片种植小麦、大麦的农田等待农民收割的时候。
与其外出扫荡原野遍寻食物，人们现在可以尽情耕种、到处耕种，这样他们就可以以更大的族群方式群居。人口因此剧增。“只有在革命之后——但紧随其后——人类才开始全速繁衍。”柴德写道。在这些人口激增的社群中，观念也随之易于交流，科技与社会变革因而加速。宗教与艺术——文明的两大标志——得以繁荣。
柴尔德就像今天多数的研究人员那样，相信革命起先发源于“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也就是从加沙向东北方打弯，进入土耳其南部，再横扫东南部进入伊拉克的那片弧形地。南面傍着凶险的叙利亚沙漠，北面与土耳其的群山为邻，新月沃土夹在两边的极端环境中间，是气候适宜的缓冲带。东边的终点则是伊拉克南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汇合处——这片地区的遗址被称为“苏美尔”（Sumer），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在柴尔德的年代，多数研究人员同意，“苏美尔”代表着文明的起源。考古学家塞缪尔·诺亚·克莱默（Samuel Noah Kramer）在他1950年代的著作《历史始于苏美尔》（History Begins at Sumer）一书中总结了这一观点。然而，甚至在克莱默写完此书之前，这幅图景开始朝反方向修改，也就是“新月沃土”的西部。在“黎凡特”（Levant）——今天这片区域包含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黎巴嫩、约丹，以及叙利亚西部——考古学家发现了可追溯至公元前13 000年的部落遗址。他们被称为“纳吐夫”村落（此名称来自当地最早发现的一处遗址），在冰河世纪接近尾声时，他们在黎凡特迅速成长，在该地区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候称霸一方。
“纳吐夫人”的发现是打破柴尔德“新石器革命”说这扇窗户的第一块石头。柴尔德一直认为农业的出现是导致村庄出现，而后点燃文明之火的必要一环。然而，尽管“纳吐夫”人的永久部落居住着几百人，他们缺并非农民，而是采猎人，以捕猎瞪羚羊，采集野生裸麦、大麦及小麦为生。“这是一个很大的标志，意味着我们的一些观念需要改变。”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奥佛·巴—约瑟夫（Ofer Bar-Yosef）如是说。
“纳吐夫”村落在约公元前10 800年时遇到了难关，当地气温陡降至12华氏度，类似于迷你冰河世纪的情形一直延续了1200年，在“新月沃土”造成干燥气候。随着动物栖息地与野生谷地逐渐缩小，一些村落因为食物供给关系出现人口过剩的问题。于是，许多人再次成为四处游荡的采猎人，到原野中搜寻剩余不多的食物来源。
一些部落试图适应越来越严峻的自然条件。位于今日叙利亚北部的阿布胡赖拉村落（Abu Hureyra），似乎试着栽培本地裸麦植株，或许是通过重新种植的方式。仔细研究了遗址发现的裸麦谷粒后，伦敦大学学院的高登·休曼和罗切斯特科技大学的安德鲁·摩尔于2000年说道，一些裸麦谷粒长得比野生的大——这可能是发展种植业的标志，因为栽培过程会不可避免地改善物种，如水果和种子变大，人们会认为这很有价值。巴—约瑟夫及其他一些研究员开始相信，坐落在附近不远的遗址，如穆赖拜特（Mureybet）和夸乐梅尔坡（Tell Qaramel），同样也有了农业种植。
如果这些考古学家的观点正确，这些原始村落为复杂社会如何开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柴尔德认为农业先到来，使人类得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从而抓住将富饶的新环境纳为领土的机会。位于“黎凡特”的“纳吐夫”遗址则显示，部落先产生，而后农业作为应对危机的产物而诞生。在面对越趋干燥、寒冷的环境，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时，其他富饶地区的人类可能在思考，就如巴—约瑟夫所说的，“如果我们走了，其他家伙就会来抢走我们的资源。活下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安定下来，开发我们自己的地盘。”于是，农业就产生了。
气候变化推动“新石器革命”的这种观念在1990年代再次复兴，伴随着人们对现代全球变暖效应的日趋忧虑。无数论文与著作推崇这种观点，最终被维基百科奉若神明。然而，批评家们指责支持此种观点的证据太薄弱，不仅仅因为阿布胡赖拉、穆赖拜特及叙利亚北部的其他遗址在它们完整发掘出之前就因建堤而被淹没。“你有一整套关于人类文化起源的理论，但其实建立在一把饱满得不同寻常的种子之上。”国家科研中心的古代谷物专家乔治·威尔克斯（George Willcox）在法国说道，“难道这些种子就不可能在炭化过程中胀大？或者阿布胡赖拉有人发现了长相不同寻常的野生裸麦？”
正当有关“纳吐夫”的争论越趋白热化之时，施密特在哥贝克力石阵认真地工作着。他的发现将再次迫使许多研究员重新评估看法。
人类学家假设，当采猎人定居下来成为农民、并发展成大规模社群时，社会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于是有组织的宗教就此诞生，以缓解紧张局势。相比游牧民，村庄社会存在时间更长，社群目的更复杂——人们需要存贮谷物，管理永久家园。村庄会更愿意完成这些目标，如果其成员隶属于这一集体组织。尽管原始宗教行为——如埋葬死者、创作洞穴艺术及小型雕塑——早在几千几万年前就开始了，以此种观点看来，只有在一种有关天外秩序的共同远见将新兴但脆弱的这一大群人类紧密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有组织的宗教才可能产生。这种观点同时也可以帮助解释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体系中，社会阶层如何产生这一问题：那些奋起夺得权势的人常被视为与众神有某种特殊联系。拥有信仰的人们构成的团体，由统一的世界观与自我定位团结一致，这样的团体比起一群互相吵架的普通民众更有凝聚力。
以施密特的想法，哥贝克力石阵揭示的恰和以上这套理论截然相反：由一群采猎人建起的巨大神庙证明了，有组织的宗教可能在农业及文明的其他方面崛起之前便开始了。它还告诉我们，人类为神圣仪式聚集一堂的原始冲动产生于他们对自然界看法发生转变之时，从一开始的视自身为其一部分，到后来寻求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支配力量。当采猎人开始在村庄落户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在人类领地（上百人扎堆的固定居所）与篝火之外、猛兽横行的蛮荒之地之间划上一道界线。
法国考古学家雅克·考文（Jacques Cauvin）相信这种意识上的转变是一场“象征意义上的革命”，概念的转变使人类得以想象众神——类似于人类的超自然存在——在物质世界之外的宇宙中存在着。施密特将哥贝克力石阵看作是考文理论的证据支持。“动物就是灵界的守卫。”他说道，“T字形石柱上的浮雕描绘的正是那个彼岸世界。”
施密特猜测，采猎人居住于哥贝克力石阵方圆一百英里内，建造了这座神庙以供聚会之用，或许他们还带来礼物和供品送给祭司与工匠。不管是建造神庙，还是管理前来膜拜的人群，或许都需要某类社会组织的支持。有人想象着人们一边打鼓，一边吟唱，巨大石柱上的动物在摇曳的炬火中似乎也舞动起来了。当然还有酒宴；施密特已经挖掘到一些石盆，可能是用来盛放啤酒的。神庙的确是通灵之地，但还可能是新石器版的迪斯尼游乐园。
越往后，施密特越相信，为哥贝克力石阵工作以及聚会庆典的人提供充足的食物，这种需求或许直接引起了野生谷物的大量种植，和第一批种植谷物品种的发明。科学家们现在相信，在神庙香火兴旺的年代确有某个农业中心正是在土耳其南部兴起的——距离哥贝克力步行可达。今天，已知与现代单粒小麦最接近的古代野生品种也在卡拉卡达山（Karaca Da?）发现，此山位于哥贝克力石阵东北部60英里处。换言之，V.高登·柴德拥趸的通向农业社会的大转折，可能源自人类心灵深处涌动着的某种需求，这种如饥似渴的需求今日依然驱使着人们行遍全球，以求一睹令人敬畏的风景。
有关作物种植的第一批证据部分来自内瓦里克利（Neval? ?ori），该处山间遗址离哥贝克力山仅有20英里不到。就像哥贝克力石阵一样，内瓦里克利存在于迷你冰河世纪结束后，这段时期按不那么可爱的考古学专业术语来说，叫做“前陶新石器时代”（Pre-pottery Neolithic: PPN）。由于该地区的供电和灌溉需要，内瓦里克利目前已被人工湖淹没。但在填湖之前的关门研究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类似于施密特在哥贝克力石阵发现的T形石柱和动物形象。类似的石柱与图形还在距哥贝克力石阵100英里外的PPN遗址发现过。正如今天的人们可以推测处女玛丽是基督教的偶象，施密特说，这些PPN遗址发现的意象暗示了一个当时人们共有的宗教——一个围绕着哥贝克力石阵的信仰团体，而且很可能是真正意义上世界上第一个大型宗教团体。
很自然，施密特的一些同事不同意他的观点。比如，缺乏房屋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没有人居住在哥贝克力山。另外，渐渐地，研究“新月沃土”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家怀疑任何寻找以一概全的理论图景的企图，结果只会把某个很主要的因素剔除在外。更大的可能性是，各种考古遗址的原住民或许只是文明大厦中的一块块砖瓦，需要寻找出可行的排列组合。在某个地方，农业或许是奠基石；在另一处，则是艺术和宗教；再换一处，则是人口压力或社会组织阶层。最终，所有文明都到达同一个地方。也许，通向文明的道路原本不止一条，终究殊途同归。
按施密特的说法，他的许多同事对哥贝克力的欣赏就和他的发掘速度一样慢。今年夏天是他在该遗址工作的第17个年头。考古学的编年史里充斥了因草率而使重要发现付诸东流的科学家名字，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丢失知识。施密特决定不与此类科学家为流。今天，这座22英亩之广的遗址仅有少于十分之一得见天日。
施密特强调，未来对哥贝克力石阵的进一步研究也许会改变他目前对遗址重要性的看法。即使其所处年代并不明确——施密特不确定他已经挖掘到了最底层。“每解决一个谜团，就会出现两个新的。”他说。但是即便如此，他也已经能得出一些结论。“二十年前，大家都相信文明是由生态力量推动的。”施密特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得知，文明其实是人类心灵的产物。”
译者注：
[i] dreadnoughts before a stone portal：dreadnought译为“无畏舰”源自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所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战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