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宋诗研究的规模和深度都超过了从前，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大批宋代诗人别集、选注本及有关资料重印再版或整理刊行。在宋诗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过程研究、体派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和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以下主要介绍1997—1999年度宋诗的研究状况。
一、总体特征研究 宋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总是与唐诗相对应而存在。如何概括总结宋诗异于唐诗的总体特征，既是历代学者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宋诗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3年来，研究者继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以期展现宋诗的“庐山真面目”。 有的学者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入手，讨论宋诗在创作手法上异于唐诗的特点。如张高评《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阴山学刊》1997年3期）一文认为，宋诗由学唐变唐而自成一家。宋诗不但突破动摇了唐诗塑造的诗学本色，而且系统地建构了宋调的新典范。标新求变的宋诗，可以带给读者鲜明的感受及更多关注的兴趣，表现出陌生化的美感来。宋人学古变古的方法是在形式上作选择、琢磨、添加、改换；除批判性的继承外，在内容上又作建设性的嫁接、交融、借鉴、整合，所以能“创前未有，传后无穷”。变唐贤之所已能，发唐诗之所未尽。作者对宋诗变唐的研究，细致深入，体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张晶《“意”与“理”：宋诗的高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则试图在对宋人审美情趣、哲学思想以及宋代文化底蕴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以情韵兼胜的唐诗为参照凸现出宋诗意理并擅的美学特质。“宋代诗人往往不是以一个特定的客观物境来寓托自己的情感，创造出一个兴象玲珑的‘第二自然’来，而是以主体之‘意’作为统摄，将一些并不联属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诗人们往往并不是追求那种含蓄朦胧、韵味无穷的‘韵外之致’，而是着重于在诗中透辟地、醒豁地表达出诗人之意”。所以“要想品鉴那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诗境，最好到唐诗中找；而要得到一种心灵的叩击、智慧的启迪、精神的升华，却最好漫步于宋诗之林”。欧海龙《灵魂的悸动与嬗变——从唐宋诗之别看宋初士人文化心态》（《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尝试从宋初七十余年间的诗坛风云中推衍有宋一代文士的风华流尚，“就唐宋诗的气象之别而言，宋初士人的心理机制向内收敛，使其心灵趋于狭窄、敏感、细腻、缺乏理想的热情和浓郁壮大的情思，作品的内容、题材陷于唱和酬答及风花雪月之事；就唐宋诗的‘情’、‘理’之别而言，宋初士人的心理状态则以心性的道德修养为文化之本，追求理想人格的完美；就唐宋诗的浓淡之别而言，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趋于清净无为，自然适意，追求清淡之风，审美情趣亦由唐人那种热情奔放、雄浑昂扬、色彩明丽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朴实自然，幽远高雅”。 有的学者则注意到哲学思潮对宋诗的影响：一是佛教的禅学，因宋代士大夫禅悦之风甚盛，故禅宗渗入诗人的思维，王数海的《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探讨了北宋诗人与佛禅的关系以及北宋诗风中蕴藏的佛禅因子。张晶的《返观自我的冷静谛视：从诗禅关系看宋诗的特质》（《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2期）则从诗人接受禅宗返观自我的谛视入手，分析了宋诗人创作心理的改变与宋诗冷静理智特质形成的关系，都颇有见地。二是儒家的道学，过去学者多从文与道的角度谈道学与文学的关系，而李春清的两篇文章《论自得：兼谈宋学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2期）和《论涵泳：兼谈道学与宋代诗学的内在联系（《河北学刊》1998年4期）则特别注意到道学的生命情趣对诗人的影响，观点较新颖。重视宋诗学中的“自得”、“涵泳”、“自适”等来自道学的观念，是近年来宋诗研究值得注意的新动向。罗立刚《宋元之季的哲学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在细心清理宋元易代鼎革之季的哲学与文学创作及批评思想的流变过程中，敏锐地感知到两者之间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作者认为与“文”、“道”一体；“文”、“气”相联；“道”、“文”二离三个理学与文学关系发展阶段相伴相生的是宋代文学“文附于道”、“文道并重”、“重文轻道”的演变历程；表现在具体创作实践上，前期是大倡古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一系列的“尊”体运动，构造并发展了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色，后期则导致了“尊”体运动的停滞，并最终出现了“降”体运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宋代文学的特质，呈现出从“一代”文学向“易代”文学过渡的特色。宋末诗坛因“理”求“法”、从“活法”到“清空”以及由“雅”趋“俗”的创作趋向正是在“性命双修”、“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的浸润下内化为时人的自觉追求。 继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首次明确提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之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更进一步总结道：“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后，“以文为诗”在人们眼中似乎便成为了宋诗的痼疾，是直接导致宋诗情韵不足、意兴阑珊而理致盎然的罪魁祸首。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郭鹏《“以文为诗”辨——关于唐宋诗变中一个文学观念的检讨》（《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1期）认为以往的研究“没有从‘以文为诗’在创作上所造成的成败得失入手，去进一步清理儒学复古主义兴起后和中唐古文运动以来一直流行着的泛文学观念”，指出：“由于‘文’的概念的宽泛，不同性质散文的创作观念和语言特点对诗歌创作的潜在影响是不同的”：由此出发，郭文分别检讨了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创作实践，强调一方面，诗歌对文学散文艺术手法的有效借鉴可以“成功体现出诗歌的审美特点在文学观念下得以保持，即各种散文性因素的运用都与诗文的美感特征以及抒情本性结合在一起，对诗而言，虽然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趣味却并没有丧失”；但另一方面，“如果创作主体在‘以文为诗’中也囿于一种实用的观念，像非文学散文那样去直露地运用叙说、议论等手法，甚至直接将非文学散文整饬为诗的外在形式，变成‘还未能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就必然导致文学趣味的淡化和丧失。”郭文将肇始于六朝的“文笔之争”的前背景引入“以文为诗”的创作及批评表述之中，无疑较之单纯的诗文之争具有更为贴切且深入的学术基点。郭鹏《黄庭坚与“以文为诗”》（《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与安熙珍《苏轼“以文为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则结合黄、苏二人具体的创作实践对他们“以文为诗”的创作表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辨析。郭文认为黄庭坚“其一，在对韩愈‘以文为诗’的传习上，他与欧、苏等人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其二，他重视传统诗学里的‘兴托’手法和‘句律’形式，以此来修正时人‘以文为诗’时流易平俗的偏颇，并确立了宋诗‘拗峭避俗’的重要风格。其三，在隶事、使字和用韵等方面，山谷有时过分地求与人异，产生了新弊，且山谷也深化了北宋文人诗的论理倾向”。安文则认为“以文为诗”在苏轼诗歌的两个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一是诗歌语言领域的扩大；其二是诗歌经验世界的拓展。在诗语方面，他运用虚字、散文章法以及俗语方言等，把意象的领域扩展得非常广泛；在诗境方面，他把博大的胸怀和思想，自由自在地用于诗中的‘议论’”。 与“以文为诗”的高致相呼应，禅宗对宋诗独特风韵的形成也是有功不小。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揭橥宋诗与禅宗关系的一部力作。在该书基础上，周氏又从言语机锋、句法结构和修辞技巧等方面对渗透在宋诗中的禅学因子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剖析。如《反常合道：曲喻与佯谬——禅宗语言对宋诗语言艺术的影响》（《文史知识》1999年1期）即在对“曲喻”与“佯谬”的定义过程中指出：“禅宗公案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即用具象语言回答抽象问题，有如苏、黄曲喻的以其象喻抽象”；在《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2期）一文中，周氏敏锐地发现“在宋代文学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翻案意识是贯穿于各类题材作品中的重要创作思潮，在咏史、咏物、题画、讽喻、抒怀等各类诗中，均能找出大量的翻案实例，以致成为宋诗的重要特色之一”；那么，该如何来理解这蔚然成风的“翻案”现象呢？它的流行又表明了宋人怎样的一种文化心态呢？周氏进而解释动因在于该时代思想界、学术界的怀疑与开拓精神的影响，而其较直接的契机则在于禅门公案偈颂的启示。可以说，由参禅而接受的起疑情、唱反调的翻案精神已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一种思维定式，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移植到文学创作和其他学术活动中”；“（翻案）充分体现了宋人的怀疑精神和独立自主意识，翻案的结果，不断产生新思想，开拓新境界，诗人的个性也由此得到展现”。 从文化、政治、法律等角度多维透视宋诗的特质，也是一大趋势。刘扬忠《中华千秋诗酒缘：宋代闲雅清旷的诗酒情》（《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4期）一文试图从宋代诗人词客的饮酒行为方式；饮酒心理特征和若干言酒诗词中，探寻宋人异于唐人的退缩型、封闭型的时代精神。窦玉玺《北宋的法律与诗歌》（《河南师大学报》1999年3期）、王建平《北宋诗歌蕴含的政治情结》（《河南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则分别从法律、政治的角度探讨宋诗所沉积的文化基因和情感内涵，颇有新意。另一篇文章《晚宋诗歌的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3期），作者勾承益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对晚宋诗歌加以关注，发现保留至今的四万首左右的该时期诗歌作品，几乎涉及当时社会每一个方面，在不少方面还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即晚宋诗人群体（官僚群体、学校群体和遗民群体）、诗歌与晚宋政治、诗歌与晚宋世风，指出研究晚宋诗歌对研究晚宋历史的重要价值。吴建伟的《唐宋回族先民汉文诗歌创作的伊斯兰倾向》（《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4期）则是一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学的宋诗研究文章，文章以李珣、蒲寿宬等回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为例，论述了唐宋时期回汉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影响并通过回族诗人的创作实践，使其诗作既保持着中国传统诗文的特征，又体现着其居主导地位的伊斯兰精神。该文探讨宋代汉族诗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诗歌交流及其相互影响，拓宽了宋诗研究的视野，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外，胡可先的《论宋末的杜诗学》（《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1期）和黄瑞云的《善学唐者莫过于宋：说南宋诗》（《湖北师院学报》1997年1期）也是值得注意的两篇论文。胡文从研究宋代杜诗学的思想意蕴与文化精神入手，首先阐述了理学的发展给宋代杜诗学的兴盛带来了契机，也使杜诗学发生了异化；继而指出在南宋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杜诗学在南宋遗民中得到发扬，使其表现出民族精神、诗史精神和理学砥砺，杜诗学从理学的异化中得以回归与进步。该文研究了有宋一代不同阶段的杜诗学的情况，颇有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江湖诗派的杜诗学一节，为时人所未论及，对江湖诗派研究有补缺的作用。黄文则在后半部分对南宋诗进行重新分期，将南宋诗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陆游到临安应试，至宁宗嘉定三年（1210）陆游去世，凡70年。此时斯为南宋诗的高潮，诗坛上则是陆、范、杨三足鼎立；第二阶段自陆游去世到理宗景定五年（1264），凡54年，其间是江湖诗派的世界，代表人物则是姜夔、刘克庄等人；第三阶段即指宋末诗坛，从度宗咸淳元年（1265）开始，其结束应算到遗民诗人代表人物林景熙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去世，凡45年。这种分期不无新意，但将南宋诗第三期延伸到宋亡后三十多年，似有待商榷；姜夔与陆游、范成大本是生活在同一时期，而黄文将姜夔和刘克庄划入同一时期，似不大合适。 在世纪之交学术界的百年回眸中，莫砺锋、陶文鹏、程杰的文章《回顾、评价与展望：关于本世纪宋诗研究的谈话》（《文学遗产》1998年5期）很值得注意。文章以谈话的形式，对本世纪宋诗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尤其对唐宋诗优劣论争进行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探讨了宋诗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势。 《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分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的面世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件盛事。该典共计1200万字，辑录了宋辽金元时期的主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的资料性文献，极便学人参览。该典与业已面世的《全宋文》、《全宋诗》一起堪称宋代文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二、体派研究 近三年关于宋诗体派的研究，涉及到怡老诗社、白体、九僧、理学诗派、新党作家群、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 欧阳光《宋代的怡老诗社》（《文学遗产》1997年1期）一文提出了“怡老诗社”的概念，很有新意。宋代文士结社唱和活动活跃，在众多诗社中，有一类属于怡老性质的，参加者多为退休官员，年龄多在七八十岁以上。作者认为这类诗社从文学成就来看并不高，但在反映宋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关系方面，具有研究价值。张鸣《宋初水边林下的“白体”诗风》（《文史知识》1997年8月）一文着重考察白体诗风在一般贫寒士人王禹偁、吕蒙正，山林隐士魏野、林逋和僧侣佛徒智圆和尚中的影响，也就是说，白体诗风不仅笼罩了官场，而且弥漫到了山林；不仅流行于庙堂之上，同样也流行于水边林下，而不限于宋初三体中的“白体”诗人。这一观点对于重新认识宋初诗坛是颇有参考价值的。祝尚书的《论“宋初九僧”及其诗》（《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2期）从基本史料入手，弥补了各种文学史著作中对此未曾涉及或论述过于简略的不足。马茂军《北宋理学诗派诗文创作论述》（《新疆师大学报》1997年3期）一文试图通过对柳开、石介以及北宋五子（邵雁、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实践的具体分析，探讨北宋道学与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沈松勤在《论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1期）中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之外，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张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因而阻碍了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给后世文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文章论述的新党作家群，过去多为学术界所忽略，应引起宋诗研究者的特别注意。 崔琴玉（韩）、马志强的文章《宋代江西诗派与朝鲜海东江西诗派诗风比较》（《中州学刊》1997年6期）选题很新。江西诗派不仅在国内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对韩国朝鲜时代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朝鲜即有海东江西诗派。文章从宋代江西诗派和朝鲜海东江西诗派风格的比较入手，说明这种诗风与韩国古典诗歌风格上的渊源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此文由中韩学者合作写成，这种方式对于开展宋诗与海外汉文化圈的文学创作之关系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尝试。刘文刚的《一则关于江西诗派的新材料》（《文学遗产》1998年3期）介绍了宋人贺允中《江东天籁集序》中的一则有关江西诗派的材料，证明江西诗派之名，是此派诗人自称的，表明他们有创立诗派的自觉意识与强烈愿望。文章虽短，对于研究江西诗派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黄宝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文学遗产》1999年6期）力图澄清宋诗史上的一桩疑案：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作时间。黄文结合宋人的有关记载（吴曾《能改斋漫录》）和当时的政治及人文情势（宋高宗绍兴初年正是倡导元祐学术、擢用元祐旧人之时，也是临川唱酬的鼎盛时期），判定该图当作于绍兴三年（1133），而非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中所认定的作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或崇宁二年间。该文随后又对应《宗派图》之行而付梓的《江西诗派》26家诗集的刊刻和流传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描述。黄文对于研究“江西诗派”形成的背景以及宋人如何看待当时的“江西诗派”等问题无疑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张瑞君的《时代风尚、文人心态与南宋江湖诗派的形成发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1期）尝试在较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层面和人文背景下辨析江湖诗派的形成原因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美学表现。冯乾在《近二十年来南宋江湖诗派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8年11期）一文中，从体派内涵、形成时间、诗派成员、江湖情怀、江湖习气、江湖渊源等方面，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情况作了综述，足资参考。 三、作家作品研究 文学即人学，研究宋诗显然不能脱离开它们的作者去奢谈艺术的创新或技法的成熟。于宋诗而言，它拥有着超轶前朝数倍的作者与作品，前有欧、梅、苏、黄，后有尤、范、陆、杨，其间更不乏诗坛宿将如王安石、陈与义等，真可谓名家辈出，竞显风流。而时人对宋代诗人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位对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有着较大贡献的诗人身上。 王安石诗研究。王安石最受世人瞩目的诗歌创作无疑当数他的“翻案诗”与“半山体”（荆公体）。其“翻案诗”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借王昭君之遇隐伤己志的《明妃曲》。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1期）是一篇有感于《司马光评传》中有意贬低王氏《明妃曲》而抬高司马氏《明妃曲》做法的商榷文章；漆文认为不论是从艺术价值还是就历史现实意义来看，王诗无疑都要胜出一筹；文学研究不能套用党争的粗暴做法和观点来衡量诗歌的美学价值。沈松勤《北宋党争与“荆公体”》（《文学遗产》1999年4期）、薛磊《“半山体”及其晚唐渊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5期）等文着重从现实和艺术层面探讨了“半山体”（荆公体）的渊源所自及其美学表现。沈文认为：“就创作主体而言，‘荆公体’的形成，则与王安石在熙宁新旧党争中的心理历程密切相关，或者说，王安石晚年诗风的变化，是党争促使其以实践理性为主要内涵的参政主体之退缩和以生命为本质的个体主张之张扬的结果。”并进而指出：“以佛家的空寂透彻之理排遣内心的经世之悲，是‘荆公体’创作主体的特征……诗律精严、对偶工整，则是‘荆公体’的文体特征，两者互为表里，溶为一体。”与沈文所认定的“荆公体”乃深受“西昆体”影响不同的是，薛文从艺术技巧和意境创造方面入手概括了“半山体”与以姚合为代表的“晚唐体”三个共同之处：取境近、诗风清和重诗“味”；由此得出“从姚合以来的‘晚唐体’诗风经过陆龟蒙、宋初晚唐体诗人的传承，对‘半山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半山体’的精巧工稳的诗风和清丽纤细的诗境正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沈文与薛文的观点虽不尽一致，但我们应当了解的是，任何一个有着突出艺术成就的诗人，都必然会经过“转益多师是汝师”的积养阶段，而不可能是固守一隅，坐井观天的。万伟成《禅与诗：王安石晚年的生活寄托与诗歌创作》（《文史知识》1997年5期）指出王安石晚年接受佛禅，使得他的生活方式、个性特征与诗歌创作呈现出与早年迥然不同的差异。引禅入诗，使得他的诗歌在阐述禅理，酬赠僧侣、吟咏人生、寄情山水等方面饶有“僧趣”，深契禅机。 苏轼诗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天才人物，苏轼以其豪宕不羁的文采风流、激扬奋发的气度韵略、好学深思的意兴理致以及出入三教的灵动俊逸之姿引得众多的研究者为之心仪不已。马银华《一蓑烟雨任平生：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文学创作》（《烟台师院学报》1997年3期）一文认为，苏轼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从自己生活经历出发，对人生社会进行了深入思索，并通过对儒、道、释等传统哲学的吸收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条件的具备与否为辅助性前提的可隐可仕、无适而不可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正是这种人生哲学使得苏轼能以一种超然的审美态度对待人生，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能写出最达观、最至情的诗文，从而使其创作进入一个广博深厚的领域，达到一种“与天地合一”，“与万物同化”的新境界。杨海明的《苏轼：睿智文人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吴中学刊》1997年2期）、林斌的《苏轼贬居黄州心态探微》（《社科纵横》1997年3期）、马茂军《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学术研究》1997年9期）等文章也探讨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李贵的《论苏轼七律的自我意识——兼及苏轼在七律史上的地位》（《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6期）发现在苏轼的七律中其自我意识表现得特别强烈；例如用词遣句中表示“我”或“我之存在”的词语使用得远较他人为多；而且即便是在唱和诗、挽诗或咏物写景诗等难以为我所用的创作形式中，苏轼也能毫不费力地以己入诗；由此作者认为苏轼的这种强烈的自我写作意识毫无疑问地启迪了后世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张光亚《试论苏轼诗词的模糊美》（《中州学刊》1999年第4期）则讨论了苏诗在语言运用及意境构造上的有意隐约和省略。并分析了由此而带来的丰厚艺术蕴涵。方然的《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3期）对苏诗的创作分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苏轼诗歌创作中的分界并不是“乌台诗案”，苏轼黄州诗作题材方面虽然有所变化，但诗中所蕴含的思想情绪并未产生质的飞跃。这个飞跃实际上产生在这场痛苦反思的终结，确切地说，苏轼诗歌创作前期终结与后期开端的标志，是《题西林壁》。作者认为苏轼的诗歌创作，就其政治态度、思想情绪前后期的显著差别而言，是政治上由补天济世转变成为民图利，与民同乐；情绪上由悲愁哀叹转变为畅达乐观、豪放自然。朱靖华的《论苏东坡诗词韵体寓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2期）分析了苏轼的诗体寓言，指出苏东坡的诗体寓言紧密贴近时代及其个人遭际，不断对之进行理性升华，并从而概括出具有高度人生哲理的格言警句，读之令人沉思、顿悟、深得指点迷津之妙。它既机智风趣又严峻凌厉，充满着历史的沉重感和敏锐的现实感，具有高度的社会认识意义和文化价值，是中国诗歌及寓言史上的瑰宝。饶学刚在《东坡黄州生活创作系年》（《黄冈师专学报》1997年5期）一文中对苏轼从元丰三年一月至元丰七年四月被贬黄州期间的文学创作活动进行了详细的系年，也颇有价值。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家，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同时代的金、辽朝的文学发展上，更波及到日本、朝鲜等国。胡传志《“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5期）一文从金初苏学的传播和取向，金代中期苏学的两种倾向、金末对苏学的反思三个方面对“苏学盛于北”现象作了历史的考察，对于深入研究金源苏学、正确认识苏轼的影响、金代文学的发展以至南宋文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王水照的《苏轼作品初传日本考略》（《湘潭师院学报》1998年2期）勾勒出了苏轼作品在日本流传情况的大致线索：苏轼为日本人所知，约在1150年，离他去世不到50年。成书于1253年的《正眼法藏》最早介绍了苏轼的一首偈诗，开启了后世五山诗僧从诗禅因缘来解读苏诗的方式。五山文学时期是苏轼诗集在日本传播的兴盛时期，既有从中国传入的宋元刊本，也有日本禅寺所刻的“五山版本”，更有五山僧的注释本。降及江户时代，因受当时文坛排斥宋诗风气的影响，苏轼传播处于低潮。该文不仅在文献学上颇有价值，而且对于域外宋诗研究的开展具有启发性。 黄庭坚研究。高国藩、梅俊道的《海内孤本〈黄律卮言〉的发现及其价值》（《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5期）介绍了该书的发现、流传情况及其文献价值。《黄律卮言》是明代万历年间由黄庭坚的子孙请人选编的山谷七律选集，共选黄庭坚的七律一百六十余首，占其一生所作七律的一半以上，编选的方法颇为特殊，是按黄庭坚的生平宦迹为线索。孤本的发现为黄庭坚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黄庭坚诗学体系论》（《九江师专学报》1997年4期）是九江师专中文系凌佐义教授的遗作，凌先生多年来从事宋诗尤其是黄庭坚诗的研究，成果颇丰。该文从本体论、诗人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方面对黄庭坚的诗论加以梳理，建构出黄氏诗学的框架。凌先生的《十年来黄庭坚研究综述》（《文学遗产》1997年4期）对研究者也很有参考价值。黄云姬《论黄庭坚诗歌的审美艺术兼与唐诗比较》（《福建论坛》1998年4期）一文认为黄庭坚等一代诗人独自树立了区别于唐诗的另一种诗境美，肯定了宋人在确立诗的个性中所作的努力。王诃鲁《论黄庭坚诗中的典故符号》（《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1期）从被人讥为“獭祭鱼”的黄庭坚诗歌中的典故入手，分析了黄庭坚用事的创新之处：①数典归一，众美辐辏。②综学在博，取事贵约。③使翻案法，反弹琵琶。并指出黄庭坚诗歌中所用的典故“或是由司空见惯的烂熟故事中脱胎换骨而新生的信息；或是从天经地义的地方找出来的新问题；或是打旧事料的饱和封闭状态中冲出来的个性特色和真知灼见”，所以才被称道为：“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此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朱弁《风月堂诗话》）此外，吴昆的《黄庭坚与“岁寒三友”：兼论“岁寒三友”文化义的生成》（《广州师院学报》1997年4期）、梅俊道的《黄庭坚后期诗作平淡简放的艺术追求》（《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1期）等文也各有胜解。 陆游诗研究。作为宋诗史上最为多产的诗人，陆游的诗歌创作以其奋发蹈厉、力挽山河的气势和气象万千的美学表现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曾明的系列文章《陆游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及儒家美学的影响》（《天府新论》1997年5期）、《陆游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西南民院学报》1997年1期）、《陆游山水诗的艺术精神》（《西南民院学报》1997年6期）从返朴归真、达观超脱的宁静心理，登山访水、回归故园的炽热情感，仁民爱物、闲适恬淡的鲜活人性等多个方面，探讨了陆游山水诗的美学意义。沈家庄的《论放翁气象》（《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是一篇专门揭示并总结陆游诗歌美学风格的力作。沈文首先标举：“陆诗大气包举，吞吐八荒；或浩浩荡荡，汪洋恣肆；或纤丽缠绵，清秀雅洁；无事不入，无情不可，一言以蔽之，曰：有浑厚从容磅沛广大之气象也。”继而指出：“放翁气象，是由其博采众家——特别是盛唐、中唐、晚唐大家、名家之长‘混成’而得之。”并分别举出陆游在诗歌创作中深受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等人诗歌风华滋养的实例。于宋代诸贤，陆游则深味苏、黄原创之旨，出入江西诗派，于“活法”、“精严”之外另悟“诗家三昧”，故而才能“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裁制既富，变制亦多”（《古诗选》附《今体诗钞》姚鼐《序目》）。姚大勇《陆游“诗家三昧”新探》（《学术月刊》1999年1期）认为陆游所称“诗家三昧”即江西诗派所标举的“悟人”、“活法”，是“人在创作时创作主体与外部世界高度融合，艺术规律已内化为人的自觉要求，虽是信笔点染，实皆有法度可寻”的自由境界。吴中胜、钟峰《“放翁前身少陵老”吗？：论陆游学杜》（《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3期）认为正是在杜甫“每饭不能忘君”的忠悃之心的感召下，陆诗才具备了如此积郁激昂的感情力量和美学风格。王树溥《陆游诗作中自我形象的塑造》（《辽宁师大学报》1999年2期）则着重分析了陆游诗歌所表现出的人格理想和情感体验。 杨万里诗研究。杨万里以其诗歌通脱自然的潇洒风彩不但被视作江西诗派的殿军，更被誉为“南宋四大家”之一。关于杨万里诗歌的特色，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当数其明白家常却又幽默隽永、兴味盎然的语言和灵活多变、避熟就新而又妙趣横生的艺术构思。张瑞君《析杨万里的诗歌语言艺术（《名作欣赏》1999年5期）与《论杨万里诗歌的艺术构思》（《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2期）即分别探讨了以上两个问题，指出杨万里在艺术结构方面，“重铺叙反衬，重结尾寓意逗出奇趣，给人一种变幻莫测的美感”；“善于运用丰富的联想将毫不关涉的事物联系起来，大开大合，构成妙趣”；“在结构全诗时不平铺直叙，在开头、结尾都巧妙安排，又特别注意变化，惨淡经营而又自然天成”；“善于大跨度的时空跳跃”；“善于正意反说，直意曲说，在小小的篇幅中形成变化，不流于呆板”。龚国光《诚斋体与俗文学——杨万里诗歌创作再认识》（《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3期）、张瑞君《诚斋诗的继承性与创新》（《晋阳学刊》1999年6期）对杨万里诗歌风格形成的艺术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正是由于杨万里不但善于从前辈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王安石、苏轼及江西派诸诗家处汲取多重营养，还自觉主动地在民歌、民谣等俗文学中发掘着创作的灵感和契机，并藉着取法自然的催化与酝酿最终自铸伟辞，进而造就了诚斋体的绝代风华。柯素莉《开辟新境的诚斋山水诗——兼论杨万里山水诗的主体情感体验及其谐趣》（《江汉大学学报》1999年2期）具体分析了杨万里山水诗中通脱自在的情感和活泼气象，认为杨诗开创了中国山水诗中“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李沛霖《漫谈诚斋体的幽默》（《云梦学刊》1998年3期）一文认为构思上出奇制胜、曲径通幽，语言上通俗自然、活泼风趣，是“诚斋体”幽默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 除了上述重要诗人以外，对其他宋代诗人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4期）论述了欧阳修在道德情操和学术修养两个方面的人格特征，并指出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及领导北宋诗文革新的业绩都与其人格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严杰采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方法，在《欧阳修诗歌创作论》（《文学遗产》1998年4期）一文中对欧诗进行了详细的分期：一、自少年应举至景祐三年贬官夷陵前，是翩翩才子时期；二、自景祐三年至庆历五年贬官滁州前，是勇于实现政治理想时期；三、庆历五年至至和元年入朝，是被贬外任、进取与退避心理并存时期；四、至和元年至治平元年外任前，是地位显赫而未能尽展抱负时期；五、治平元年至熙宁五年去世，是从外任到退隐而归心天然时期。梅尧臣的诗歌善写日常生活，向来以平淡著称。张廷杰却在《论梅尧臣的边塞诗》（《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1期）一文中专门探讨梅的边塞诗，概括其特点为：包容深广，长于纪实，敢于批判，笔势淋漓，思辨敏锐。 过去不受重视或不知名的诗人的创作，近几年也渐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晏殊、丁谓、慧洪、朱熹、辛弃疾等人的诗歌都有专题论文予以研究。如刘乃昌《柳絮池塘淡淡风：浅议晏殊诗风》（《文学遗产》1998年1期）一文，将晏殊的文学创作放在西昆酬唱与诗文革新运动的转换时期来考察，揭示其诗作的过渡性特色：颇含思致，偶发议论；较少典实，喜用白描；避忌浓艳，崇尚清雅。日本学者池泽滋子《丁谓不应归入西昆派：评丁谓与〈西昆酬唱集〉》（《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4期）提出了丁谓不应归入西昆派的几条理由：一是丁谓与西昆诗人只是偶有唱和；二是他们政治品格不同；三是丁谓在景德三年秋天和《梨》以后再未参加过西昆酬唱。郑群辉的文章《北宋诗僧慧洪觉范的文学成就》（《学术论坛》1997年3期）指出，慧洪深受黄庭坚的赏识，并与江西诗派中众多诗人相互唱和，诗名颇响。慧洪是宋诗僧中的翘楚，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詹石窗的《诗成造化寂无声：武夷散人白玉蟾诗歌与艮背修行观略论》（《宗教学研究》1997年3期）在勾勒白玉蟾四种类型诗歌的基础上，集中分析了其诗体现出来的“艮背”修炼思想与其文艺思想的关系，折射出道教对古代文学、古代思想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篇哲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论文，视角颇新。王利民的《陈子昂的玄感和朱熹的理兴——〈感遇〉与〈寓斋感兴〉对读》（《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1期）通过比较分别在道教文化和理学思想贯注下孳生起来的诗歌情志涵养，指出：“玄感是陈子昂的心理结构中居于‘感时思报国’的志趣之后、基于仙道信仰的超脱情怀。理兴是理学家从对生命和性理的深度体验中得到的一种特别的感动。”《寓斋感兴》的理兴体现为对文明之源的回溯，对人文精神的深切体悟，以及探索造化之源而产生的与宇宙生命相感应的同构心态。还体现为寄寓在咏史怀古之中的与道德理性相结合的道德情感。王文进而认为《寓斋感兴》确立了后世理学诗人性理诗的范型。辛弃疾以词名家，诗却很少有人过问，巩本栋《作诗犹爱邵尧夫——论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1期）对辛弃疾这位大词人的诗歌创作特点及其原因作出了切中肯綮的解析：“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取径于‘康节体’的主要原因，即是受到南宋理学思想的影响，受到邵雍观物识理，‘吟咏情性’的诗学观念影响，是其进退求适的思想和心态的一种需要。这也就使得他的诗歌创作与邵雍一样，走了一条‘不复以文字见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脱然于诗法之外’的道路，使他在诗歌创作中并没有像词的创作那样，倾注出其对恢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极大热情，而是成了他体悟人生哲理，抒发世事感慨，自道其进退求适的心态和性情的主要窗口和手段，而这一窗口与手段，也正是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辛弃疾所不可或缺的。” 此外，祝尚书的《百杯酒成百篇诗——北宋诗人张伯玉》（《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3期）、唐骥《“少公峭拔千寻麓”——熙丰变法时期的苏辙诗》（《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3期）、湛芬《张耒诗歌特点及优劣之我见》（《贵州师大学报》1999年2期）、张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谢翱的文学成就》（《文学遗产》1999年1期）等文章对有宋一代其他各具特色的诗人及其作品的艺术成就也有所发明。 四、诗论研究 “议论争煌煌”的宋代学术流风所及，宋人关于诗歌创作的言论可谓层出不穷；最早的诗话著作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虽系丛谈脞语，所记复多时人轶事，但从当时文人墨客彼此之间寥寥数语的品藻评骘中我们已可约略地感知到宋人关于诗歌创作的犀见；其后最为著名者无疑当推严羽《沧浪诗话》和张戒《岁寒堂诗话》。除为数众多的诗话著作外，散见于宋人文集、诗集中的诗论更是连篇累牍。面对积淀如此丰厚的文学遗产，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并最终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先入为主地以论证论毫无疑问会失之于简单和粗率，而结合着诗人具体的创作实践来解析其意识及潜意识深处的艺术追求却不失为一条可取之径。钱志熙《黄庭坚的诗学理论》（《文史知识》1999年第9期）即有感于黄庭坚的大量诗论由于其零散的发表及传播方式而为后人所曲解的事实，提出“研究黄庭坚诗论，看来应该以他自己的诗文集所提供的材料为主要依据，来折衷平衡当时人著述中所记载的黄氏诗论材料”；基于此，钱氏认为所谓“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和“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只是惠洪之流的故弄玄虚，“修养论、创作论、风格论、功用观——这就是黄庭坚诗论的总体系”，而“黄氏诗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富创造性的，还应该是他那以‘法、意、神’三要素的统一为核心的诗歌创作论”，即“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艺术境界。胡迎建《论杨万里的文学思想及其诗论》（《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根据杨万里“作诗力求胸襟的透脱无碍与思维的活泼自在，强调性灵的发现与艺术的独创”的创作实际得出杨万里“崇尚实用，转移风气；追求自然，去浮华雕饰；强调气格，务求奇意；重视内容，领悟风味”的文学思想及诗论的核心。 文艺思想的形成有其阶段性和变异性，因此，要正确地理解前人诗论，实有必要对其诗论著作作一番全面深入的整体观照。查洪德《关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文史哲》1999年第1期）首先指出“历来谈方回诗论，都把目光集中于一部《瀛奎律髓》。其实，《桐江集》、《桐江续集》中论诗的文字，数量与质量都不在《瀛奎律髓》之下；《文选颜鲍谢诗评》则反映了与《瀛奎律髓》明显不同的诗学观点，与《桐江集》、《桐江续集》一起，体现了方回另一方面、另一阶段的诗学理论”；由此出发，查文认为方回所标举的“一祖三宗”乃是仅就唐宋律诗而言，并且“他所谓‘一祖三宗’之说，并非坚持一贯，他始则立‘一祖三宗’之说为江西拓展门户，以扩大后学眼界，纠江西派狭隘之病；终则自破‘一祖三宗’之说而主‘诗备众体’，这就是从守门户到消除门户之见的过渡”。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论研究的重头戏，“妙悟”与“入神”一再出现在论文题目中。任先大的《对严羽话语系统中“李杜话语”的思考》（《云梦学刊》1997年3期）认为，严羽的“李杜话语”强调李杜并重，未可轩轾，这已成为现代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严羽对李杜话语的探索，在李杜话语的全部历史上确立了一种基调：一是李杜并重，不以李杜论优劣；二是李杜诗歌“入神”。前者着眼于李杜的对立，后者着眼于李杜的同一。曹东《严羽“入神”审美说探析》（《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1期）一文认为，从《易经》直到杜甫、殷璠等有关“神”的说法，是严羽“入神”说的先声和渊源。“入神”说包含了严羽的最高的美学原则和审美理想，对明清和近代文论有巨大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曹东还在《〈沧浪诗话〉研究述略》（《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5期）中从“中国的《沧浪诗话》研究”和“外国的《沧浪诗话》研究”两个方面，综述了严羽及其诗歌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蒋寅的《作为批评家的严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3期），一改当代学者们着重探讨《沧浪诗话》中理论问题的态度，较全面地讨论了严羽的诗歌批评。文章从批评学和诗学史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严羽是我国诗歌批评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诗歌批评家。张晶在《审美境界：严羽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天府新论》1998年4期）中对《沧浪诗话》的美学价值重新进行发掘与审视，对几个关键问题作出了较有时代特色的阐释：一，严羽诗学的核心范畴是“妙悟”说；二，“妙悟”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又彼此相关的复合性有机整体；三、严羽诗学思想的核心和本质是诗的审美境界，应是一种直觉与理性的兼容。 除以上几篇文章外，还有两篇论文值得注意，一是周裕锴的《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6期）。北宋中叶以后，随着禅悦之风的盛行，宋代士大夫的心态大为改变，传统的主要受儒家、道家影响的文论话语已不能完全传达他们的审美观念。同时，宋诗创作中佛教的思想资源、语言材料及表达方式的不断渗入，特别是宋人受参禅启示对诗歌文本的重新认识，使宋代诗学极需要与“法眼”相对应的一套新的文论话语来填补传统文论话语的不足。文章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宋诗论中常规的禅宗术语，如“反常合道”、“句中有眼”、“点铁成金”等的出处、内涵及与禅门宗派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文章角度新颖，论述详实，特别是对“夺胎换骨”的考辨颇有说服力。另一篇是姚海燕的《论朱熹〈诗集传〉之“淫诗说”》（《上海师大学报》1998年1期）。姚文对朱熹提出“淫诗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学说体现了朱子大胆疑古疑经，勤于思考，勇于求实的学风及其辩明思精、浑融谨严的“诗教”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道学家的诗学见解。朱熹以其“淫诗说”完整而圆满的理论体系，使《诗》之为经与《诗》中存在“淫诗”这一矛盾得到圆满解决，重新置《诗经》于更加稳固的经典的权威地位。 纵观1997—1999年度的宋诗研究，应当说在前人丰厚积累的基础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关宋诗史的一些基本事实得到了有效的清理，文化视野进入审美批评，艺术感悟亦趋向精细。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一些研究成果彼此相因之处多而发明少；且在研究层面和深度上还有待拓展和提高。王水照《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3期）提出了三点对于苏轼研究所寄予的期望：“一是应重视‘小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实证研究”，“二是对新材料的挖掘和鉴别”，“三是对文本的正确解读”。我们以为这三点对于新世纪的宋诗研究来说，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另外，蒋寅在《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中国诗学》第6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专门对古典诗歌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设性意见，“进行细致的文献考索和整理，在现有文献的清理中发现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在详备的文献基础上开展专题的研究，从文化制度、地域、家族、集团、性别、体制、传播等各个视角对诗歌史进行综合研究”；“重新清理诗学史发展的线索和内在逻辑。由于丰富的创作活动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多的著作被阅读，历来认定的一些结论就将被重新审视和估价”；“阐明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和理论内涵”。毫无疑问，抱持着更加诚恳务实的态度，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从锱铢的文献考订积累中辨伪存真、发掘新意，新世纪的宋诗研究必将取得更多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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