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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梅尧臣的边塞诗(2 )

2011-06-15  雨寕藏經閣
论梅尧臣的边塞诗(2)学术论文发表时间:2009-09-21 15:05论文来源:www.csscipaper.com 论文发表者:毕业论文网 点击:180次二 战事纪实悲伤逝 对于边塞战事实况,梅诗也多有反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战事纪实。有关于固原之战的战况纪实诗二首:《故原战》和《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故原即今宁夏固原县,当时为宋之镇戎
  二 战事纪实悲伤逝
对于边塞战事实况,梅诗也多有反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战事纪实。有关于固原之战的战况纪实诗二首:《故原战》和《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故原”即今宁夏固原县,当时为宋之镇戎军。这里是宋军前线指挥中心地,领一城七寨二堡,为战略要冲,是宋夏战事最为激烈的地方。著名的好水川之战(1041年2月),定川砦之战(1042年9月)以及1040年9月西夏进攻镇戎军的三川砦之战都可称为故原战。因为这三次大战虽各有处所,但都在镇戎军周围不远。那么梅诗《故原战》究竟是指哪一次战事呢?根据朱东润先生《梅尧臣诗选》和《全宋诗》第五册,此诗编年当在庆历元年(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庆历)。朱先生注云:“康定二年二月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与西夏战于好水川,为敌所杀。好水川在甘肃(今为宁夏)隆德县,地近固原,诗中作故原。”《故原战》诗云:
落日探兵至,黄尘钞骑多,
邀勋轻赴敌,转战背长河。
大将中流矢,残兵空负戈,
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
据史料载,康定二年春,元昊亲率十万大军,声称将攻渭州,但其真正目的是要在固原一带消灭宋军泾原路主力。采取的战术是诱敌深入。即:先在好水川(隆德县城北五里处)设下伏兵,引诱宋军钻入口袋,围而歼之。当元昊统兵南下时,安抚副使韩琦巡边正在高平,闻讯后急趋镇戎军集合本部兵马,又新募勇士八千,共一万八千人,令环庆副总管任福率军迎击,并以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各率所部出战,从任福节制。韩琦的作战计划是,或“出敌之后”,或“据险设伏”(宋史·任福传),但任福、桑怿却急功邀勋,刚愎自用,盲目冒进。当时“谍传敌兵少,福等颇易之。”(同上)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大将任福“身被十余矢”,但仍“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并大呼:“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这一仗,宋军死伤近万人。当韩琦率军接应残兵败卒时,行至途中,数千名阵亡者的父兄妻子,手持死者旧衣、纸钱,阵前招魂,面对韩琦哭诉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魄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诗云:“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正指此事。这样一次残酷的战争,梅尧臣只用短诗一首40字,便作了高度概括。以史证诗,字字有来处,句句有所本。对于这次战后狼藉之战场残景,梅尧臣在其《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一诗中也有具体的记载:
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
饮雨活胡地,脱身归汉城。
野獾穿废灶,妖鵩啸空营,
侵骨剑疮在,无人为不惊。
诗所记述是一位死里逃生的战场幸存者口述亲历目击之惨景,所描绘的是一幅千军万马厮杀过后横尸遍野、血肉狼藉的充满着血腥气的悲惨画面。其笔调哀伤沉痛,蕴含着诗人哭时伤逝的破碎心情。
他的《寄永兴招讨夏太尉》内容比较复杂,从战事记实角度看,所记述的则是固原好水川之战以前的三川口之战以及其它战事,可作史诗来读,诗前段云:
宝元元年西夏叛,天子命将临戎行。
二年孟春果来寇,高奴城下皆氐羌。
五原偏师急赴敌,昼夜不息驱战场,
马烦人怠当劲虏,虽持利剑安得强。
二师覆败乃自取,岂是廊庙谋不臧。
朝廷又选益经略,三幕贤俊务所长,
或取李悝备边策,或欲五道出朔方。
仲夏科民挟弓矢,季冬括驴赍道粮,
官军未进复犯塞,搴旗杀将何猖狂。
遂令士卒愈沮气,欲使乘障胆不张。
此诗所记史事,大略有四。其一为三川口之败绩。朱东润先生注云:“二年孟春疑当作三年孟春。宝元三年即康定元年,正月刘平、石元孙与西夏战,败于延州三川口。”朱说甚是。宝元二年元昊虽有侵宋之事,但与“孟春”时令不合。这年三月元昊先对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施反间计,被李识破。九月围攻延州保安军,被巡检指挥使狄青击退;又以三万骑兵攻承平寨,被宋军奋力抵抗,又被环庆钤辖高继隆等抄其后路,元昊惧而退兵;同时,夏军又攻宋镇戎军之陇竿城(今宁夏隆德县城),被宋将刘兼济击败。一时战火不绝,延绵数百里。但均不在“孟春”。正能与“孟春”吻合的则是宝元三年正月的三川口之战。至于作者何以将宝元三年之事记在二年,概因一时误记所致。
三川口在今延安西北约二十公里处,当时边帅范雍是一个懦弱无能不识兵机的书生,闻说元昊进攻延州,“惧甚”,急请朝廷增兵,又无布防措施,又中了元昊诈降之计,使号称“铁壁相公”的李士彬十万甲兵一夕崩溃。在调动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石元孙救援时,惊惶失措。而刘平亦轻敌冒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26记其“素轻贼,谓其下曰:‘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因昼夜倍道兼行。”致使“马烦人怠”,于三川口兵败被执。而主帅范雍在延州被围攻的危急关头却惊恐无措,置城防于不顾,急忙去郡南嘉岭山求神保佑,又听从钤辖内侍卢守勤的主意,欲派都监李康伯去“见元昊,为偷生之计”(宋史·叶清臣传》)。幸好李康伯以宁可“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态度拒绝受命。其慵懦无能、贪生怕死可见一斑。由此看来,梅尧臣将三川口败绩之责一古脑归于刘平、石元孙,说“二师覆败乃自取”是有失公允的。而当时的枢密院知事陈执中总结其败因则是“范雍纳诡诈之说,失于戒严;刘平任轻躁之心,丧其所部。”(《长编》卷126)此说较为公允。时隔二十多年之后,欧阳修以更清醒客观的头脑总结反思此战及好水川、定川寨等战之败因时说:“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四)。
其二记宋廷边关易帅,议攻守策。三川口败后,宋朝“上下纷攘,远近惊骇”,急忙撤范雍边帅之职,命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人共赴陕西御边,即诗“三幕贤俊”所指。仁宗于三川口败后,“出手诏赐两府及执政旧臣,俾条上陕西攻守之策”,于是,内臣边将议攻守者纷纷攘攘,逐渐形成两派。论攻者请五路入讨,扫灭元昊;论守者则欲严边城,实关内,绝互市,待其困弱之时,众心离叛,乘隙讨伐。韩琦主攻,范仲淹主守。主帅夏竦及边臣于康定元年十一月派韩琦、尹洙,将所画攻守二策进呈京师,“求决于上”。韩廷用攻策,乃下诏令鄜延、泾原两路于正月上旬会兵“入讨西贼”。此诏一出,遭到枢密副使杜衍、经略判官田京、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强烈反对。此间范仲淹亦六次上书,陈述利害,云:“今须令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长编》卷130)因此,他请求延缓出兵,待“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之时,再举兵讨伐。仲淹此议,也是度上意不可逆而用缓兵之计以阻其五路出兵之冒险计划。其实,边帅夏竦也是主守的。《长编》卷129载:“夏竦等合奏:‘今兵与将尚未习练,但当持重自保,俟其侵轶,则乘便掩杀,大军盖未可轻举’。”
其三,记“科民”与“括驴”之事。诗中“仲夏科民”、“季冬括驴”,皆于《长编》卷129有载。康定元年夏六月,“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量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备盗贼”。十二月,“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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