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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元璐（1593～1644）书画合璧卷 时间：2010-06-07
倪元璐（1593～1644） 书画合璧卷 晚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单元：一方面，政治的腐败、黑暗导致了诸多社会矛盾的显现和激化，国势日渐衰颓；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行为则格外活跃和解放，追求个性的表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书法界，这一时期先后涌现的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都是以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享誉墨林，他们所共同代表的“晚明书风”，在整个书法史上留下了引人入胜的奇异光彩。其中，倪元璐更是以其清峻磊落的人格形像以及在生死大节上的惊人表现，赢得了后世格外的崇敬与赞扬，其流传不多的书画遗存也成为收藏者们宝爱的珍品。 倪元璐字玉汝，号鸿宝，又号园客，祖籍浙江上虞，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闰十一月生于山阴（今绍兴市）。天启二年（一六二二）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南京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祭酒、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端恭勤勉，正直敢言，故为当权者所忌，尤遭内阁首辅温体仁排抑。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城，明朝灭亡，倪元璐在京城家中自缢殉国。身后，南明朝廷赠谥文正，清朝于顺治十年（一六五三）追谥文贞，后因避雍正帝胤禛讳仍改称文正。 倪元璐在后人眼中不仅是一位忠臣烈士，也是一位风格独树的书画名家，这里介绍的书画合璧卷即是其艺术造诣的典型体现。此卷纸本，高二十五厘米、长三百三十二厘米，前半部分为行书自作《古盘吟为范质公吏部》五言古诗一首，共十七行，后半部分画水墨灵石一区。卷前有民国间程颂万篆书“明倪文正公诗画卷”和黄道周行书“燕起鸿归”引首两段，卷后有清初何兰旌一跋及民国金蓉镜、陈三立、陈曾寿、朱孝臧、余肇康、夏敬观、陈夔龙诸人题诗七段；卷外题签为赵叔孺行书“明倪文正书画合璧卷真迹”。该卷曾著录于乾隆间陈焯的《湘管斋寓赏编》卷四，书中对此卷的质地、书画内容、钤印及何兰旌题跋都有详细记述和考证。民国时为姚虞琴所藏，金蓉镜以下七人题诗皆为应姚氏之请而作。卷中钤盖何兰旌和姚虞琴二人鉴藏印多方。 此卷所书五言古诗见于《倪文贞公诗集》卷上，题为《古盘吟》，题下有小序云：“吴桥范质公吏部园丁掘地得十磁，其九应锄俱碎，然本顽滥，非可宝者；一独精妙然得完。质公以为有神，吟古盘征和。”按范质公即范景文（一五八七~一六四四），字梦章，号质公、且园，直隶吴桥（今河北吴桥市）人，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进士，崇祯十七年二月以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投井自尽，为殉国诸臣中官位最高者。据《倪元璐年谱》及自叙，倪元璐于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奉诏赴济南册封德王，途径吴桥时，受到讬病居家的吏部郎中范景文的款待，“慷慨定交……留三日乃去，”是为二人定交之始。其间倪元璐作诗数首，俱见于诗集之中，《古盘吟》当即其一。从集中诗题下小序可知，是范景文家人掘地得一完好古磁盘，范氏先有诗吟咏，再请元璐唱和，遂有此作。此卷诗题写作“古盘吟为范质公吏部”，当是概括集中诗题及小序所述缘由的简略之举。墨迹所书有数字与诗集不同：十行“晦显缘”，集中作“显晦缘”；十四行“氷玉壶”，集中作“水玉壶”，当以墨迹为是，因卷中氷字左上一点写得过于靠下，陈焯著录中亦误氷为水；十五行“昌城蕋”、“勿使”，集中作“昌城蘂”、“弗使”，应是作者临时改易。卷中书诗部分虽未署年月，但后面的画石则写明是“戊寅至日偶作”，为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而“至日”通常指冬至日。此时，倪元璐闲居山阴家中，或留连庭除，或探问湖山，过着“意气闲远，悠然莫及”的自在生活。从卷中画石题款来看，应该是作者在闲居之余，画兴偶发，于是拈出旧作《古盘吟》写成此卷，又借书后余纸乘兴点染灵石一区，遂成书画合璧的佳构。作此卷时，倪元璐与范景文已分处浙江和北京，迢递阻隔，未见二人有音讯联系的记载。不管元璐书画此卷的初衷是否与范氏有关，然而其中包含了两位殉国忠臣的交往情谊，又有元璐挚友黄道周的妙笔增色，此卷的意义与价值已经非同一般了。又据史载，此年冬季，黄道周降调江西，赴任途中于杭州西南的大涤山稍作停留，倪元璐曾专程从山阴至此与道周相聚。而此卷前面黄道周行书“燕起鸿归”四字引首，很可能就是此时在大涤山所书。 史载倪元璐成进士后，在翰林院为庶吉士时，与黄道周、王铎关系最密，欣赏者呼为“三株树”，嫉妒者呼为“三狂人”。三人曾相约攻习书法，黄学锺繇、王学王献之、倪学颜真卿。据倪元璐自述则于颜真卿外，又对苏东坡情有独锺，用功甚深。从倪元璐书法的整体风格看，的确继承了颜、苏二家用笔沉实，结体端稳的主要特征，尤其是他的小字尺牍、册页和横卷，从点画的敦厚、转折的顿按、字形的紧密以及体势的欹斜等方面，都流露出浓厚的苏字意趣，显示出他对苏东坡书风的喜爱和追摹更为深入、持久。此卷作于崇祯十一年，倪元璐时年四十六岁，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书写技巧已经相当娴熟，书风面貌也进入稳定阶段，再加上此时作者生活闲适，心境轻松，所以通篇写得从容稳健，流畅洒脱。其运笔的娴熟率意与墨色干湿的自然转换，增强了作品整体气韵的贯通以及虚实变化，而若干枯笔之处，则别有一种朦胧苍茫的趣味。这些效果都典型地展现出倪元璐书法成熟面目的神态及魅力。 精擅书法之外，倪元璐也兼能绘画，尤喜作简笔山水及松竹文石。此卷后半段的画石先以轻松的细笔勾勒轮廓，略施以干笔皴擦，再通过浓淡不同的渲染分出阴阳向背，最后用浓墨点苔激活精神，构图生动灵秀，虽只区区一石，却蕴含着起伏、轻重的变化效果，颇有以小见大之势。在倪元璐存世的画作中，水墨文石是最多见的题材，往往配以凝练、隽永的识语，简远清新，意味深长。这类作品不仅代表了倪元璐的审美追求与习惯样式，同时更是作者清峻磊落，卓然不群的人格精神的写照，面对此卷中的灵石，亦当作如是观。 应该指出的是，在晚明具有个性风格的书家群体中，倪元璐是相对特殊的一位。尽管他的书法造诣和声望都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对于此道，他似乎并不像张瑞图、王铎那样投入和耽迷。相比之下，张、王更接近于是纯粹当行的书法家，而倪元璐则把精力主要投入到立德建言、为官施政以及研究学问方面，书法只是陶冶情操的余事。在这一点上，他与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的黄道周堪称志同道合。由此可以推断，倪、黄与张、王在大节出处上的殊途，亦非偶然。因此，倪元璐的作品存世数量要比同时其它书家少许多，而像此卷这样的书画合璧之作更是稀如星凤。不过这种情况丝毫不影响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名望，相反，在推崇人格、修养，注意大节、义气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倪、黄的书画作品因其作者的历史地位及影响，更受到后人的珍爱与追捧。 此外，此书画合璧卷后面的题跋题诗也很有价值。最早的题跋者是清初何兰旌，据其跋中自述，其“外母”是倪元璐侄女（按古人称岳父为外父，“外母”当为岳母），又与元璐长子倪会鼎（字子新）为同窗，故“见文正公墨迹甚多，亲文正公亦有年”。他的题跋与钤于卷中的印鉴，对于此卷的真实性是有力的证明。在何跋之后题诗的金蓉镜等七人则皆为民国诗坛名家，所题诗词无不充满对倪、范二人忠贞、刚烈的赞颂以及壮志未竟，颓波难挽的感叹。联系到诸人中不乏清朝遗民，时当改朝换代不久之际，面对明朝忠烈遗墨，比照眼前时事，所作自然是触动内心的有感而发。于是这些文字更丰富了此卷的内容蕴含，同时也给后人的欣赏、解读拓宽了理解和联想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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