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海外，远离故土，每生怀乡之想，此人之常情。在我则喜欢到当地唐人街转转，广东话、闽南话虽然听不懂，驻足街上乡土风物前，看看繁体汉字，也让自己寂寞的心灵得到一些抚慰和排遣。九年前当我徜徉在悉尼唐人街头时，心里曾掠上一个小疑问：为什么要称唐人街？而不叫金人街、元人街、明人街、清人街。继而一想，也就释然，这是由于唐代当时举世无双的辉煌业迹所决定了的，它的文治武功，令寰宇侧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其他朝代所不可比拟的。
然而，在璀璨的唐文化大背景中，医学却忽然成了个例外，使人弄不明白和想不通。一位医史权威卅年前下了结论：唐宋时期只“重方药”，而“轻理论”，理论研究没有什么发展。轻飘飘的一句话，随口吐出，让一代医学遭殃蒙尘。我说这好像一位巨人长着只小耳朵、小手，一望而知与整体形象不匹配，既畸形又滑稽。其实个人的学术观点，本不足奇，奇怪的在于畸形长相的非正常认识论，卅年来会集体跟进，而今成了医界铁板一块的定论，使人感叹和哀伤。于是唐代医学被冷落，被荒芜，被束之了高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了。
我的见解恰恰相反，唐代医学的基本特点就是重视医学理论研究，且硕果累累。今天中医界视作生命线的经典著作，如《内经》《伤寒论》《本草经》等，事实上都是成书和定型于唐代，经当时学者爬罗剔抉、沙里淘金地辛勤劳动，才得以垂范于今的。倘当时学者也大张旗鼓地热衷于像近代温阳派、滋阴派间论争的话，我们今天就无经可读、无法可宗了。唐人理论研究的基点是保存古医经的本来面目，令嬗递勿替，而对历史负责，个人的观点则在原文的夹注中展开。这种审慎严肃的治学态度和理论阐发形式，是我们今天研究和评价唐代医学所不可掉以轻心的。我们的医史权威，一边捧着唐代成书的医经读，一边奚落唐人轻视理论，不是得鱼忘筌、过河拆桥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今教科书上的方剂不过三百余首，唐《千金》则收方五千余，《外台》更逾六千，明眼人一看倍数即知多少无价之宝在历史沧桑的变故中，被后人随手抛弃了。唐代医学是一个大框架，是方剂之海洋，乃金、元、明、清诸子的学术源头，后世不少名家的所谓“发明”，大抵可在唐代医学中找出它的出处。
唐代医学貌似隐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金元刘、张、李、朱四大家的崛起，因朝代更易带来的战乱和饥荒，百姓体质下降，疫病流行，于是刘河间惯用寒凉药治疗热病，李杲主张以甘药扶养元气，医学流派遂应运而生，这当然有贡献于医学发展，但归根到底它属于一时一地一事的专题研究，非医学之整体，与唐代医学的完整体系不能等量齐观。而且医学不能成派，否则便是戴上了有色眼镜，主火的只用清热药，主寒的专用温热药，糟蹋了医学，祸害及百姓，这笔账也应该算在金元四家的流弊上。
唐代医学是一座巅峰，是我国医史发展中的鼎盛期。越过金元，探索唐宋，属时代摆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