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东坡聊发少年狂（1）(2010-04-03 21:48:01)开篇第一讲的主人公选择苏轼，是因为他是我唯一的偶像。 他很多才多艺，诗词写的好，开创一派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代表作很豪放，可婉约词一样写的精妙，比如那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全词凄婉哀伤，出语悲苦，真可说是一字一泪！就像一位左右开弓的桌球手，一位内外兼修的武功大师，绝对是摘叶飞花即可伤人。 他不仅是超一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书画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才华横溢，12岁左右就写了《黠鼠赋》；他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足以证明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他的诗文魅力的诱惑力到什么地步，从一桩冤案可以看出来： 苏东坡深孚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当时有一个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素极崇拜。他本人长相平平，却有幸娶了个漂亮美眉做妻子。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你那么爱苏东坡胜过爱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她休了。可是这位超级粉丝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却全是为了苏轼。 他不仅诗文书画样样精通，还善于谈吐，口才甚好。而且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还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这一点已经得到登月者的验证。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甚至就是这样一个豪放粗犷的大老爷们在养家糊口之际还会对烹饪产生兴趣，烧的一手好菜。比如最著名的东坡肉。 苏东坡的烹调，以红烧肉最为拿手，常常亲自烧菜与友人品味。不过，烧制出被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东坡肉”，据传那还是他第二次回杭州作地方官时发生的一件趣事。 东坡曾作诗亲口传授：“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其实恐怕更多原因是被贬黄州十分贫穷所以只能买带皮的猪肉烧，既能省钱却依然能尝到美味。 古往今来能够在诸多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的才子可谓首当其冲，但这却不是我以他为偶像的原因。先来了解一下他的家世，再来解读他的身上最迷人的魅力之处。 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家世很不错。他祖父苏序虽然没做官，但是“读书务知大义”“诗多至千余篇”。而且为人很善良聪慧。他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唯一的坏处是名字是“序”，因此苏轼后来给人写序只能避讳做“引” 父亲则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但对其影响更大的是他的母亲。 因为从苏洵二十九岁再次考进士不举以后,到1057年的的二十年间，他经常外出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家的时候不多。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却在慢慢长大了。苏洵父亲苏序年事已高，也从来不大管家中之事，因此两个儿子的教育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他们的母亲程氏的身上。 他的母亲程氏好学，头脑冷静而清晰，尤其爱读《史记》、《汉书》一类书藉，她还能能按照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因材施教。两个儿子虽一样聪明，但苏轼好动，苏辙爱静，两人的功课母亲就安排得不一样。为了要好动的苏轼能安下心来，母亲就要他抄写《史记》、《汉书》。大量的抄书，既能学文字，还能学做人，对学习书法也很有好处。据他与朋友说，仅《汉书》就抄过六遍。 从小父亲要苏轼学王羲之的书法，但苏轼自己却更喜欢颜真卿书法气魄雄伟。抄书时，他能一册用王字，另一册用颜字，后来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代的书法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苏轼名列第一，同他从小就练成扎实的书法功底有很大关系，这不能不说他母亲有一份功劳。 对两个儿子的思想品德的教育，程氏更为严格。往往用古代名节操守高尚的人的事迹来教育他们。并说，你们将来如果能正直地做人，即使为直道而死，我做母亲的就没有任何遗憾了。在司马光的《程氏墓志铭》和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都记载着程氏教苏轼兄弟读《范滂传》时的一段感人至深的事迹。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昊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滂从龙舒君④归黄泉，得其所矣。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范滂传》 那年苏轼十岁，苏辙七岁。兄弟静静地听母亲将《范滂传》读完，程氏又对内容作了一番讲解，眼角已含着泪花。苏轼突然问母亲说：“妈妈，要是我也像范滂一样，做一番大事，却被奸臣所害，你能允许吗？”程氏听了儿子还带有稚气的话，破颜而笑了。然后又严肃地说：“如果你能做范滂，我就一定能做范滂的母亲！” 公元1057年的农历四月八日，苏轼兄弟在京城正通过殿试，点为进士，从此名扬天下。而他们在四川眉山家中的母亲，却已油尽灯枯，离开了人世。在她的身边只有苏轼的妻子王弗。她还来不及听到苏洵父子三人的好消息传来，就匆匆地走了。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气氛自然会很和睦，兄弟之间感情也很坚贞。他曾在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弟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兄弟之间互相亦师亦友让人称羡。 除此之外，还有在他生命中重要的几个女性。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 过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闰之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生了两个孩子。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而且是个渊博的学者！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在河南郏县小峨嵋山，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后来苏洵、苏辙夫妇也先后葬来，史称“三苏墓”。这里蓊蓊郁郁的古柏遮天蔽日，如果在幽静的深夜来此，便可感受到“苏坟夜雨”的奇特妙趣。此时此地，会感觉树影摇曳，枝条飞舞，如风声紧促，雨珠横斜，当你醒悟后才发觉，衣襟未动，发丝仍干。“三苏坟”的柏树树枝枝枝朝向西南四川方向。当地人称之为“思乡柏”。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州西湖景区孤山之上，苏东坡纪念馆旁，为苏东坡妾王朝云之墓。惠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轼仅有二妻，朝云仅是伴其晚生的侍妾。因贬谪地偏，众侍妾不愿往，轼散之，朝云不离，朝云王姓疑是随夫人姓。）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别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儋州得知仲远去世，写祭文“唯我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痛我令妹…天与独贤…矧我仲远，孝友恭温”再后面就是写外甥的，却几乎不提去世的死者更是让人奇怪。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一生中第一道也是最大的一道坎。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王安石变法的前卫可参见历史课或者简单介绍）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龛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凌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诗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悻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付拭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苏轼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因为其为12月19所生，所以年龄比实际大两岁）。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干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消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藉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后人有诗谚曰：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见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为雄。点中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要害。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一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胸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一0八六——一0九三），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佑党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佑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0 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七）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颖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人小心翼翼的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赐他溢号文忠公，又踢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兹将封他为大师之位的那道圣旨转录于后： 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爱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睹，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溢文忠苏武，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打，论事肯卑于陆赞。方嘉括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烧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税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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