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琉璃 李锋 著 引言
笔者收藏中国古代琉璃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了，其中的艰辛与欢愉真的是回味无穷，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对中国古琉璃的认知也越来越明晰了。时常有朋友问：琉璃是什么？琉璃和玻璃是否一样？中国古代就有琉璃吗？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琉璃的历史，不是茫然就是惊叹，所以经常把解释琉璃的概念和介绍琉璃的历史当作一个有趣又有意思的事情来做。
琉璃就是玻璃，这话似乎是对的，但又不全对。若说白酒、葡萄酒、黄酒是酒当然没有错，但说酒只是葡萄酒就有所不妥了，因为酒的内涵要比葡萄酒大的多。在很长的一个时期，琉璃就是玻璃。通常认为琉璃精贵，而玻璃的价值就差多了，也有一种说法：琉璃是玻璃中的极品，肯定了琉璃在时下的认识概念里是不同于玻璃的，很明显，无论是品质及文化内涵，琉璃都要美好、丰富得多。
简单地说，琉璃就是中国本土的玻璃。中国传统琉璃的萌芽、发展、繁荣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琉璃铸造工艺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她和陶瓷、青铜器一样，是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工艺美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琉璃不是由单一的一种物质元素组成，而是多种物质聚合的结晶，在一定的高温下，慢慢熔合，经历了复杂的再组合的过程，最终变成为琉璃。琉璃晶莹、无暇的本质，透彻、温润的色泽，其制作工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掌握的，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智慧凝聚而成。对于琉璃，人们都会满怀敬意，在人们眼中她已不单纯是一件物品，她会牵动我们最敏感的情絮。在传说中，琉璃是范蠡与西施凄美、坚贞的爱情象征。
琉璃还是古代中西文化和工艺美术领域交流的最好佐证。在春秋战国时，我国的琉璃铸造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器物在审美取向上受到玉文化的影响。汉以后，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使得外来琉璃等众多器物不断涌入，造型丰富、技术多样的舶来琉璃促使中国本土琉璃工艺的改进，在技术方面引入了诸如吹制等工艺手段。在制造配方上，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以适应不同器物造型生产的技术手段。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兴盛，佛教贡器中的净瓶、舍利瓶贡盘一概都是用玻璃或琉璃器。进入佛教鼎盛期，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随之更替，审美观念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琉璃更深刻地受到佛文化的影响。佛教的介入把琉璃的概念提升到了人的品格、信念和理想的高度，正如琉璃光药师佛的十二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洁无瑕秽……”如果说丝绸之路的开辟带来了琉璃工艺制作技术的更新，那么佛教的传入则改变了琉璃取型于玉的传统，使得对琉璃的审美取向趋向于独立，人们凭借琉璃来明释人生的境界，以求达到精神层面的升华。这一点，正是琉璃对历史文化以及人们价值观的贡献所在。
琉璃是美丽的，她不能够忍受骤冷骤热，品质脆弱，使得琉璃宛如一个极具个性、体质柔弱的少女。她决不强悍，似乎有过多的怀柔、温婉。曾几何时似乎是迷失了踪影，但你还是可以一直感受到她谦让、温柔的力量。在人类器物史上琉璃绝不是主角，她的特质决定她不会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如果你的生活中若缺了琉璃，就如同缺了浪漫，缺了感动的情怀。在中国古人的精神家园中，琉璃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在太平盛世，才有琉璃的盛行。
琉璃是美的，当你一旦了解了琉璃的历史，会发觉琉璃何止是美，简直就是神奇，她存有丰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一、琉璃是什么
琉璃称谓的由来 我国古代对玻璃有着诸多称谓：“琉璃”“陆离”“流璃”“瑠璃”“颇黎”“璆琳琅”“明月珠”等，早期的琉璃制品被称为“璆琳琅玕”，是天然玉石和人工制造玻璃的统称。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中说道：真者姑自与天应，伪者人加以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何以验之？《禹贡》曰“璆琳琅玕”，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璆琳皆真玉珠也。
“琉璃”一词在西汉范宽在《盐铁论·力耕篇》中首次使用：“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
东汉·王充释玻璃为“消炼五色之玉”，所谓五色之玉，即是以玻璃仿造的人工合成的玉，宋人将这种光洁透白的仿玉玻璃称之为“药玉”，即“以药制玉”。苏东坡《正月三日点灯会客》中有：“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钱唐药玉船”句。
宋代后期，以低温彩釉陶制作的砖瓦，称为 “琉璃瓦”开始把玻璃和琉璃的称呼逐渐分开。元代建立瓘玉局烧制琉璃，所烧之物称为“罐子玉”，意为用药在容器里消炼而成之玉。明代颜神镇炉业工匠称炼成的条状半成品为“料”，当时“料丝”被大量制作，加工后的成品称做“料器”。“料器”作为术语流传至京城，并在手工艺行业流行至今。
清皇家废琉璃之名而称玻璃，以区分琉璃瓦，（所谓的琉璃瓦，其琉璃一词是做定语的，应为“像琉璃一样晶莹的瓦——琉璃瓦”）。康熙年间内务府造办处把生产琉璃瓦的工坊称为琉璃厂，把生产玻璃的工坊称为玻璃厂。
琉璃的主要成分是纯化处理的石英砂及钾长石、钠长石、氧化铅（玻璃的基楚成分）、硝石（硝酸鉀：KNO3；降温）、碱金属、碱土金属（氯化鎂：MgCl，助熔、增加耐久性）、氧化鋁（增加光亮及化學耐久性）、各色发色剂（如氧化铁得黄绿色、氧化铜得蓝绿色等）及澄清剂（白砒、三氧化二锑、硝酸盐、硫酸盐、氟化物、氯化物、氧化鈰、铵盐等）。以1450℃高温熔炼出水晶玻璃，透过脫腊混色铸造精细工艺方式，在低温850℃~900℃制作出琉璃艺术品。英语中，含铅化合物的玻璃，因其透射度似天然水晶，故通称为水晶或水晶玻璃，在中国被称之为琉璃。琉璃作为彩色水晶玻璃的一种，其加入铅化合物的比例一般为24%（使玻璃制品折射率高，看起来通透晶亮）。各国添加铅化合物的习惯有所不同,如欧盟为10%，捷克为24%~40%，一般而言,氧化铅的比例达24%以上时,玻璃的透光度与折射率均佳,同时也较重、较软。
琉璃与玻璃的主要成分都是二氧化硅。玻璃是一非固态、液态的物体，其独特的玻璃态，在高于700度时可以成形,冷却后具有透明、耐腐蚀、耐磨、抗压等特性。琉璃是玻璃原料加上氧化铅等金属在1000度以上的高温熔炼而成的水晶玻璃，它比玻璃制品折射率高，看起来更为通透。
历史上对琉璃及其相关衍生物名称的混淆，造成对琉璃的认识偏差和观念误区，“琉璃瓦”和现代的“博山制琉璃”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博山琉璃出现于元代，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料器制作已十分繁荣兴盛，并流传到北京。博山逐步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琉璃生产中心，也是当时进贡明朝廷琉璃制品的主要产区。明代山东博山所制的料器透明度高，光泽晶莹。据《青州府志》载：“琉璃器，出颜神镇（今山东博山），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剪成珠、穿灯屏、棋局、帐钩、枕顶类，光莹可爱。”产品为彩球、碗、瓶、尊和盏等生活用品，精美独特。清末，博山出现料器内画图案鼻烟壶，发展了套料工艺玻璃和金星玻璃。当时博山的琉璃制造业相当发达，可以通过各种氧化矿物对琉璃的颜色进行控制，孙廷铨《颜山杂记》称：“其辨色也，白五之一，紫一之，凌子倍紫，得水晶，进其紫，褪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子，进其铜，去其铁，得蓝，法如白焉，钩以铜碛，得映青，法如白，加铅焉，多多益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铁焉，得正黑，法如水晶，加铜焉，得绿，法如绿，退其铜，得鹅黄。”博山琉璃在清代晚期逐渐走向没落。近代，这一地区又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了无数“琉璃”厂，但是此时所谓的琉璃厂，大都是以生产现代玻璃为主，已非传统的古法琉璃铸造了。
琉璃瓦在生产工艺和功能上与琉璃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根本就不是同一种物质。琉璃瓦属于低温釉陶，为陶器，并不具备琉璃的性质。我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在建筑上使用琉璃瓦件作为装饰物，到元代时皇宫建筑大规模使用琉璃瓦，明代十三陵与九龙壁都是琉璃瓦建筑史上的杰作。
琉璃的文化属性 琉璃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怀和意趣，被赋予了独特的美学及人文涵义。中国琉璃的造型和纹饰散发着浓郁的中国艺术审美特征，诸如泼墨山水悠远之境，工笔花鸟含蓄之情，直抒胸臆，意味深远。琉璃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其晶莹、剔透、纯净特性，被佛教所推崇，成为佛家“七宝”（砗磲、玛瑙、水晶、珊瑚、琥珀、珍珠、麝香）之一，排在“中国五大名器”（琉璃、金银、玉翠、陶瓷、青铜）之首，在所有佛学经典中，都将“形神如琉璃”视为佛家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利用琉璃为材质器物往往蕴含着更多的祈福、荣禄、平安的含义，从而被视作喜庆吉祥之物。
早在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生产简单的玻璃制品，而真正玻璃器皿的出现是在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中国琉璃起源于殷末先周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距今3100年。琉璃的发展传承了更多中国文化理念，其与玻璃的区别，更多地在于人文意义。从古至今，玻璃这种材质制造的器皿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因其晶莹剔透、颜色多样、造型多变、表现丰富而成为装饰艺术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在现代生活中，玻璃配方不断被改进大量生产，满足了不同领域对于透明材料的使用需求。
从珠、管、片到碗、瓶等进口器型的发现，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玻璃的需求已经由装饰用途扩展到了日用器皿领域，而进口的类型也从小器物逐渐改变为了较大的器物。
北魏太武帝时期，大月氏商人在京都大同练成五色琉璃“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逐贱，不复珍之。”说明北魏太武帝之前中国自制琉璃还是深受人们珍爱的，而大月氏商人用最新的玻璃配方烧制的五色玻璃成品，扭转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当时的外国玻璃通过陆海两路大量输入到各朝都城与大城市，如北燕冯素弗所用之淡绿色玻璃碗、鸭形玻璃注均为罗马玻璃系统。新疆尉犁县营盘M9出土刻纹玻璃杯，北魏淡绿色玻璃碗，北周李贤玻璃碗（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等三器均为萨珊波斯玻璃制品。东晋、南朝出土的玻璃器也是出自萨珊的进口产品。这一时期以进口器皿、食用、酒具为主，装饰纹样多为罗马及萨珊玻璃器型为主。
隋唐两朝与东西各国保持有通贡和贸易关系，通过丝绸之路进口了不少玻璃器供帝后和权贵使用。现存隋唐时期进口玻璃器主要出土于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常见的有杯、盘、壶、瓶等器型，大多为波斯玻璃器，如贴饼高足玻璃碗、玻璃细颈瓶等。贴饼高足玻璃碗出土于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定为隋代，在碗体上粘贴凸出的圆形饼，是具有代表性的萨珊玻璃艺术。由于粟特人不断向东渗透，袄教也随之东移，在西安唐代遗址中多次发现粟特器物，并对唐代器物的艺术风格产生影响。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一批自制和进口的玻璃器，共20件，这也是我国一次出土最多而且保存较完整的外国玻璃器。其中3件为素玻璃碟杯，其他12件均为贴塑刻纹或彩绘的杯、盘和瓶。刻纹及彩绘盘中只有一件是黄色玻璃，其他全系宝蓝色玻璃，透明度、洁净度、光泽度均好，吹制成型，保存完好。法门寺藏的这批玻璃器是阿拉伯帝国强盛时期阿波斯王朝的产品，内含波斯、罗马的工艺与风格。这时期进口的器皿形制、体量逐渐大型，器型多样且纹样、色彩丰富，工艺新颖，对琉璃的工艺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本土琉璃开始在工艺配方上改良更新。
宋朝开始与中亚西亚及东南亚诸国通贡交流，当时以陶瓷、丝织品的出口来解决因战乱造成的财政困难，从而换回西域大量的金银香料、玻璃等奇珍异货。当时，丝绸之路沿途有许多以生产玻璃著名的国家，比如大秦国、大食国、白达国、吉慈尼国、芦眉国、渤泥国、麻逸国、天竺国等。目前主要出土于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宋代外国进口玻璃，均为波斯造伊斯兰玻璃，如瑞安塔基出土地的蓝色磨花玻璃瓶，盘口、细长劲、扁圆腹、圈足，属10世纪伊斯兰玻璃。安徽寿县北宋天圣五年报恩寺塔同出蓝色细长玻璃瓶，器形奇异，大圆口细长下收，平肩、身直、似一细圆管状，半高喇叭口形足，以同色玻璃条绕器形一至二周，上下边续作连弧纹。这种类型的贴花玻璃是伊斯兰工匠继承罗马玻璃工艺的产物，流行于丝绸之路全境，成器时间约为10世纪前后。上述伊斯兰玻璃器均为进贡舍利的玻璃瓶。宋代佛教大兴，信徒用进口琉璃瓶杯来供养舍利。
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来自中亚西亚的玻璃制品，并将其作为珍宝珍藏，死后多有随葬的。波斯玻璃瓶，出土于辽宁朝阳市北塔天宫，瓶内立有粗长颈水注，虽然此瓶外形由萨珊波斯“胡瓶”演变而成，但这大瓶套小瓶玻璃器款则不见于现存伊斯兰玻璃器中，故此瓶的历史价值更多体现在工艺上。
元代蒙古汗东征西讨，在欧亚大陆缴获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玻璃等供其享用，为了减少对进口琉璃的依赖，元朝廷在颜神镇成立了“瓘玉局”烧造药玉。明代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琉璃贸易。
康熙三十五年(1696)下诏建立玻璃厂，聘请欧洲传教士作为设计师制作玻璃，传教士将欧洲玻璃配方与工艺直接传授给本地工匠，生产了大批欧式玻璃器。当时的玻璃器物受到传教士的审美影响，中西合璧的器型非常盛行，中西琉璃文化进入一个融合期。
由此可见我国出土的外国舶来玻璃器数量大，纪年明确，出土地明确，且多为精品，囊括了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印、印压和描金等多种工艺，对中国琉璃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书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有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