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背诵”

    唐晓敏
　　
　　 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朱光潜：
　　
　　 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理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主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
　　
　　 我在学校上国文课，老师要我们读古文，大部分选自《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这教学法好像很笨，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
　　
　　 小说家白先勇先生说：
　　
　　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也要他念这些古书（《史记》、《汉书》），暑假时也盯着他背古文、背诗词，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非常可贵。我认为念中国诗词，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中国诗词里极度的精纯性，对于文字的节奏、音乐性和灵敏度，都是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多背古文、多背诗词，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
　　
　　诗人、学者冯至
　　
　　我在幼年时背诵过一部《论语》，半部《诗经》，当时的确很痛苦，在那些费解的字句里消磨了我许多美好的童年，可是成年后，渐渐了解其中的意义，也像吃橄榄一般，苦后有余甘，如今我并不后悔在儿时读了那一部半书。
　　
　　文史学家程千帆：
　　
　　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苯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在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而才可能由于对它们非常熟悉，而懂得非常深透。光看不行。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中国学生即使在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须熟记历代名家所作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的诗歌。这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已经二千年，养成大家于古代文书具有特别的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学，又发生了一种崇视敬爱的心理；这种实在是中国人的特色。这种聚集成功的大资产，以供中国著作家任意的使用，在文辞的修饰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结果。
　　
　　日本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
　　
　　我出生的家族在祖父那一代及以前都是医生或儒学者世家。所以，在我还没有入小学之前，就给我教授各种汉学书籍，如《论语》、《孟子》、及其他一些中国典籍。当然，这是没有入学前的五六岁的事情，所以，所读书籍的内容意义自然是不懂了。但是，还是将写有大个字体的汉学书籍在我面前打开，然后一个一个地字地边写读边地教我。对此，我也仅仅是随着朗读而全然是知其中的意思。我种情况持续了几年，我在这段期间已经学习过全部主要的汉学经典了。在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这种教授方式到底有什么效果，有多大的意义，只不过是随便地跟着学习而已。就这一点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偶尔在读书时，眼泪也会扑籟扑籟地掉到书本上。但是，其后当我进入初中、进入高中、长大成人之后，再回过头来思考，才开始明白这种学习所产生的真正效果。那就是，我在学校国学习汉字时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因为，我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汉字，所以在阅读包括许多很难的汉字的书籍时，就一点也不觉得困难了。即使是学习汉文文章，也比其他人感到有兴趣的多。尽管在幼年时代不可思议地大量地死记硬背，并且完全不懂得其中的意思，但这确实是有效果的。
　　
　　前苏联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学生应熟读并记住文艺作品中最精彩的片断。把这些珍贵财富保存在记忆里，能够丰富思想情感，能使对待周围世界的情感态度更加高尚，能使思考变得容易。如果一个学生不能背诵哈姆雷特和浮士德的独白，海涅和拜伦的诗作片断，果戈理《死魂灵》的片断，普希金的《有预见的奥列格之歌》、《囚徒》、《我霎时想起一件怪事》、《我是否沿闹市徘徊》等作品，……那么就无法想像他能在智力、道德、审美和情感各方面得到合乎要求的发展。我校严格遵行一条常规：学生在每个年级都要背诵一定量的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