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简介

《春秋》

 

　　我国很早就有以文字记载的历史著作。《汉书·艺文志》说，古代史官记录帝王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礼记·玉藻》说：“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事实上“君举必书”是不可能的，但是古代确有史官制度以保证文字记载历史的连续性。居现今所见文献资料来看，“事为春秋”的“春秋”，即记录各国重大事件的纪年史或年代记。其所以名“春秋”，是取春秋代序为一年的意思，后来就成为纪年史的专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春秋”。据《墨子》等书记载，墨子曾见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百国春秋”。据《国语》记录，当时楚国、晋国也都各有“春秋”，只是名称不同，楚称“梼杌”，晋称为“乘”。岁月久远，这些“春秋”大多已经亡佚，保留至今的只有鲁国的“鲁春秋”，这就是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春秋》的原本。此外还有《》竹书纪年的一部分，“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晋书·束皙传》）。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以记录鲁国的历史事件为主，同事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它的作者，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最早见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善而劝恶。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的圣人，指孔子。认为只有孔子，才能作出这样的好书。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据《孟子·滕文公下》说应该是孔子，因春秋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从《孟子》的两段记载中，可知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是恐弑君、弑父之暴行，无有已时，故作《春秋》谴责这种社会风气，以维持奴隶制社会的安定。《春秋》以褒贬为手段，代行天子之赏罚，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在这里司马迁谈到孔子作《春秋》的原则：即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所谓据鲁，即记事以鲁国为主，但不限于鲁国，兼及天下大事的演变。所谓亲周，即尊周。例如《春秋》隐公元年第一条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在三代，正朔不同：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云“王正月”，即表示记时统一于周正，此即尊周之义。所谓故殷，运之三代，意谓以殷为借鉴，贯通三代，以阐明一贯性的王道。即司马迁所说的《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太史公自序》也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自古以来，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客观地考察先秦典籍，完全可以证明《春秋》毕竟不是由孔子一人撰写而成，也不是孔子时才出现的著作。《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起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这里的《鲁春秋》当为现今《春秋》之原本。此时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仅十余岁。另有汉严彭祖《严氏春秋》引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相表里。”因而较为传统的说法是孔子及其弟子曾经对“鲁春秋”做了一定的删改，修正其中的谬误，提炼其文字，并按照统一的体例进行了加工，最终使它成为一部典范的编年体史著。至于“鲁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我们智能做这样的推测。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间，发生在鲁国和王朝及其他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典、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征战、兼并的时代，据《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中就有战争七百三十多次。

　　《春秋》记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发生某事的格式记写。记录是提纲式的，但条陈清晰，言简意赅。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博克段于鄢。秋七月，天子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东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记录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用语和体例，但皆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依次叙写。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

　　在春秋时代，诸侯国的“春秋”都是贵族子弟日常学习的课本。据《国语·楚语》记载，申叔时认为“春秋”是太子必须首先学习的科目，“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晋语》记叔向之所以被荐为世子彪傅，正是由于他“习于‘春秋’”。鲁国的《春秋》也是被传授的一门课程。孔子教授弟子，《春秋》是“六艺”之一，是历史的教科书。至战国时期，《春秋》大行于世。在汉代，它已成为封建教育的经典“五经”之一。司马迁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故《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春秋》在礼教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传习《春秋》的有公羊氏、榖梁氏、邹氏和夹氏。《公羊传》和《榖梁传》皆流传至今，“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艺文志》）。后世以《公羊传》和《榖梁传》和《左氏春秋》（即《左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从文学的角度看，《春秋》的语言简练、准确，用词谨严。《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可能的指孔子修改《春秋》的情形，但亦可以知其文字的将连达到语意不明、不合逻辑的语句，它为人们提供了提炼语言的方法。如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用前后不同的句法，简明地叙述了自然界的两件怪事。《公羊传》解释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春秋》作者随其闻见观察的先后，准确地选择词语并确定它们在句中的次序。

　　《春秋》中词语的选用是几位严格的。以书中的动词为例：盟、会、遇；卒、薨、崩；如、奔、逊；杀、弑；筑、城，各组近义词的含义皆有细微的差别，用以区分同一行为中不同的社会内涵及作者的评价，或区别人的等级。《春秋》记录战事的词汇尤其丰富，由于战争的性质不同、交战情况的差异，《春秋》专有各种词语分别进行描述。仍以动词为例，如表现征伐、侵入的有伐、侵、袭、入，表现取胜程度的有克、平、灭、取，表现战事状态的有战、围、歼、次、救、还、追，表现战争结果的有降、获、执、败、败绩，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频繁的战争过多地占有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人们对于战争的重视和对战略、战术深入的研究。

　　《春秋》的语言简洁而谨严，同时它的含义又是极为富赡的，作者的思想倾向皆蕴含其中。例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句，按《左传》所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不言出奔，难之也。”虽然只有六个字，但用什么样的字，不用什么样的字，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严格划定的，字字皆有潜在的含义。又如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句，因为是臣杀君故用“弑”；因为晋灵公不君故直书其名。“三传”记录的事件的详细经过恰好证明了这些含义。古人对《春秋》历来有“一字褒贬”之说，后世或称为“春秋笔法”（又有“皮里春秋”或“皮里阳秋”之说），这正是总结《春秋》的语言特点而得来的说法。这种言简意丰、隐含褒贬的笔法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于孔子与《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孔子的政治主张：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而实际上这种主张或思想倾向并非孔子所独有，鲁国的史官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不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记事，他只是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见之于行事”或称“属辞比事”的写法，正是“春秋笔法”的显著特点，用朱熹的话说即“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事与《竹书纪年》中“魏国之史书”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但就语言文字将二者作一比较，显然有精粗高下之分。《竹书纪年》以年系事，而多有缺漏，远不及《春秋》编年、书法体例之详备；《竹书纪年》虽亦使用史官是记述语，但远不及《春秋》的准确和规范。例如《竹书纪年》记：“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则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按《春秋》“义法”，《春秋》中单称“公”者皆指鲁君；因邾初为鲁之附庸，故对邾君仅称其字“仪父”；又因鲁隐公名姑息，故讳称鲁地姑蔑为“蔑”。相比之下，《春秋》行文之严谨可见一斑。

　　但也应指出，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质，一般仅记录事件的结局，缺少对具体过程的细致描写，因此使人很难了解历史事件的原貌，并为后代士人诠释《春秋》留有极大的余地，究诘《春秋》之“微言大义”，适开了经学“穿凿附会”之先例。

　　《春秋》在古代史学史、思想史、经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著作；是春秋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经学中无论讲哪一派，都还要从孔子删定“六经”说起。因此《春秋》在这些学术领域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春秋》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我国古代书面表达语言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它与散文写作讲求文辞简洁、含蓄蕴藉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世代学习、研究《春秋》的同时，也学习和继承了它的语言特点和行文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