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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即便随手翻阅早报7月1日出版的《中国村支书》特刊，也足以改变普通人对“村支书”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已不是脸膛黝黑、衣着土气、神情憨厚的庄稼汉，而是企业家、特种养殖者等衣着时髦、举止得体大方的能人。这可以说是30年改革中变化最大的人文社会景观之一。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静态的乡村社会开始风雨飘摇，值此之际，党通过一系列革命动员，原来的乡村社会被组织起来，亿万农民循此参与到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现代化进程，并不是植根于乡村内部，而有很强的外部强制性——这在很多时候直接来自党和国家的整体设计与安排，而一项改革、一项政策正确与否，可以在村支书那里找到明确答案。比如涉农税费的取消，以及近年来很多地方的农村，开始获得中央和省地财政转移支付，被视为千古德政。过去那些因村支书强行征收税费造成的恶性事件也彻底被历史埋葬。而如何用好这些资金，无疑考验着现在的村支书们。 此外，这些年来，举凡与城市有所粘连的农村，原来或被抛荒或转租的土地，无不价格飞涨，与之相应，原来“含金量”不高的村支书，借地价之力，身价飞涨。一村之内，利益格局发生质变。如何抵御利益和权力诱惑，不仅是对村支书的考验，广义而言，也是对执政党的考验。 有很多能人，主动放弃更大的利益，造福桑梓，他们与革命年代的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何其相似！在和平时期，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 只要现代化尚未完成，乡村的一切，就是整个国家的缩影。而中国村支书，是窥探和研究中国发展和变革的绝佳视角之一。研究方法可以是政治学、社会学的，也可以是经济学、文化学的……所幸，我们在《中国村支书》里窥见了理想和良知，见证了聪明和能干，体味了艰辛与努力……
熊易寒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新农村建设需要从“下乡”模式转向“自主发展”模式，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外部援助与自主发展、要素引进与制度创新“三结合” 尽管我生在农村，并且因为研究和旅行的关系，走访过不少地区的农村，可是，当我读到《东方早报》关于全国100名村支书的专题报道时，仍然深受震撼。透过这100名村支书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100个村庄，也看到了整个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史。 如果从长江口逆流而上，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国：有的村庄极其富庶，有的依然贫穷；有的村庄通过工商业或旅游业与全球社会连为一体、日新月异，有的则在崇山峻岭中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有的村庄繁华胜似城市，有的则人去楼空，只剩孤老幼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非均衡发展进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不同地理区位的乡村也在日益分化。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胡鞍钢将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生动地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通过阅读100名村支书的访谈记录，我欣喜地意识到，中国的乡村发展模式正在悄然变化，由城市化、工业化所主导的单线发展模式，正在被一个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所取代。 按照单线发展模式，每个村庄都应该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或者都应该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这样才能脱贫致富。然而，每一个村庄的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有一条发展道路，就好比只有一个竞技项目，大多数地区都注定会失败。高个子适合打篮球，矮个子适合练体操，乡村的发展同样需要多样化的模式：毗邻城市，就发展工业或物流；身处草原，则游牧为生；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大可发展农家乐之类旅游项目；革命老区，不妨开发红色旅游……不是每一个村庄都适于工业化或城市化，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要实现多样化的发展，就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发展自主权，让农民自主地决定本村的发展道路。 这种自主发展如何实现呢？需要借助以下三个机制： 一是党的领导。经验表明，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之所以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与当地基层党组织涣散、部分基层干部工作态度不佳、方法失当有很大关系。反之，那些民风纯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治理良好的村庄，往往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在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可见，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有了强健有力、锐意革新的基层党组织，农村发展与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就有了主心骨和发动机。 二是村民自治。农村的治理、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参与。村民自治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村民自治不仅局限于村委会的选举，更重要的是要让农民参与村庄的决策过程和治理过程。实证研究发现，单纯的选举对于村治的改善作用相当有限，村庄民主的重心应该由“选举事件”向“治理过程”转移，提升村庄治理结构的包容性与参与性。 三是经济合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复杂经济体系面前，小农经济无疑是脆弱的，农民常常成为市场体系当中最容易受伤的人。政府必须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组织，通过协作降低生产销售成本，拓展信息渠道和营销网络，提高谈判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一个村庄都可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我们在大力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允许有的乡村“不发展”，不要“逼民致富”。但每一个村民都有资格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都应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就需要在农村自主发展的条件下，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再分配职能，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更为根本的是，新农村建设需要从“下乡”模式转向“自主发展”模式，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外部援助与自主发展、要素引进与制度创新“三结合”。 改革开放是以农村为起点的，农民曾经是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急先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都是源于农民的自主创新。然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农民一直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更多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农村和农民往往成为落后、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各级政府在不触动城乡二元结构的前提下，向农村输出“法律”、资金、技术、人才和产品。 不可否认，工业反哺农业、财政转移支付、扶贫项目、对口支援、送法下乡，这些举措对于农村的发展、农业的振兴、农民的致富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样一种类似于“输血”的下乡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首先，它没有将农民视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片面强调外部援助，而忽视了对农村自身造血能力、创造能力的发掘；其次，它没有触动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分割的体制恰恰是造成“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农村内部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有科学、民主、符合国情的治理机制，我国农民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力量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必须超越“下乡”模式，不能停留在法律、资金、人才、技术、产品的下乡，而应当走向以农村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的“自主发展”模式，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外部援助与自主发展、要素引进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有了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自主发展，外部援助就可以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有了制度创新，生产要素可以得到优化组合和最大限度的利用。如此一来，中国乡村便可以逐步告别非均衡的发展格局，通过多样化的发展道路，迈向更加繁荣、和谐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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