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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未酬恨不休——记戴焕章烈士 雷再润
（一） 戴焕章，原名戴文贵，曾化名戴云龙、戴云鹏、戴云飞。1915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稗地沟村一户佃农家里。弟兄5人，焕章行二。全家8口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迫于困境，焕章过早地同父兄们一起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直到十三、四岁时，家里才勒紧裤腰带，送焕章入了乡间的私塾。焕章聪明过人，又肯用功，所以老师特别喜欢他，家里人也希望他能成人，光宗耀祖，改换门庭。 就在焕章潜心于学业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富有革命传统的岫岩、凤城人民，在民族英雄邓铁梅、苗可秀等人的影响下，奋起抗击日寇，组成了抗日武装——“东北民众自卫军”，同日寇展开了殊死斗争。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搅动了戴焕章的心，他再也安不下心来读书了，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参加了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因为他有文化，很快就在自卫军的一个营部里当了文书。 从此后，日寇把焕章家当成匪属，先后把戴的父母、亲友等十几个人抓进了监牢，施以各种酷刑，妄图逼着他们交出戴焕章的下落。但戴焕章是冲破家庭阻力走上抗日道路的，一走便和家中断了联系，他的亲人们哪里知道他的下落？其实即使有些线索，又怎能向敌人告密呢！于是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但凶残敌人并不甘心。他们把打得遍体鳞伤的戴文胜（戴焕查的长兄）放出来，令他以骨肉之情和亲人的安危，去打动、引诱、威胁戴焕章“归案”。但戴文胜怎会走日本人铺下的路。于是他出了牢门就逃跑了。 戴焕章听到日寇折磨他亲人的消息，激起了满腔怒火，更加坚定了他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1932年11月间，民众自卫军30多人，来到岫岩县北部的黄花甸子村时突然遭到日寇的袭击。日军兵力数倍于自卫军，且装备精良。经过激战，自卫军失利，四散了。仅剩戴焕章、刁福民等5个人，分别困在两间民房里，仍坚持战斗。日寇因不知屋内有多少人，不敢硬往上冲，只是试探性地接近民房。民众自卫军的战士们就利用敌人胆怯心理，有效地发挥近战杀敌的威力。敌人上来一个消灭一个，先后打死了20多个鬼子。戴焕章和刁福民商量，敌众我寡，硬拚下去很不利，决定寻机突围。于是，他们把枪膛内压满了子弹，伏在墙角观察动静。敌人以为屋里的人都没子弹了，就呼喊着蜂拥而上，喊着捉活的。等鬼子冲到窗前，戴焕章喊一声“狠狠地打”，接着就一阵猛打，打的敌人哇呀哇呀怪叫，扭头就往回跑：这时，戴涣章等人乘势冲出屋子，边打边撤，很快进了村北的山林。 山上，怪石林立，灌木丛生。山下一条大道，是岫岩到通远堡的必经之路。根据多次同敌人作战的经验，日寇自持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必定会穷追不舍。于是，戴焕章带领四名战士，迅速登上山岗，各自选择有利地形，决心在这儿狠狠地教训教训日本鬼子！ 果然不出所料，没过半小时，大道的远处有一股烟尘向这边滚来。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来的是日寇骑兵，约有40多名，等他们来到山根前时，5名自卫军战士一齐呐喊：“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枪声同时响起来，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顿时乱作一团，前面的鬼子慌忙调转马头往回跑，结果与后面的鬼子相撞，有的跌下马来，死于乱蹄之下。这时，山上仍然向着山下猛烈射击，敌人纷纷着弹坠马。敌酋一看大势不好，急令调转马头往回跑。这一下子，可乱了营，人喊马嘶，犹如一群无头苍蝇，互相冲撞，各自逃命，有个叫“三毛”的鬼子是在岫岩、凤城一带罪恶昭彰的日军骑兵小头目。当他的战马被打死，喽罗相继逃散时，他竟一头钻进了石砬缝里。但由于他身体肥胖，石砬子缝太窄，挤不进去，就里一半外一半的被击毙了。 这场战斗仅打了20多分钟就结束了。5名自卫军战士无一伤亡。但40几名鬼子却基本报销了。 （二） 1934年春天，民众自卫军的首领邓铁梅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了。从此，民众自卫军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戴焕章到处打听抗日军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终于从亲友口中打听到 “东山林子”里有一支抗日队伍，于是他决心北上找队伍。几天后，他就偷偷地离开了稗地沟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黑龙江省宝清县，先在姐夫张振春家落脚。为了躲避敌人的缉捕，改名为戴焕章。不久，经张振春的哥哥张振禄介绍，在四人班自卫团里当了文书。有了这个身份做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就方便多了。他经常借催办粮饷、摊派车辆、抽调民夫之机，打听抗日军活动的消息。终于打听到在宝清有一支坚持抗日斗争的劲旅——东北抗联3军4师32团。团长是李明顺。该人原籍山东，家境贫穷，“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张作相部下当排长。当他所在的团投降日寇时，李明顺毅然拉出一排人，报号“天德”，在完达山区独树抗日旗帜，多次给日寇和汉奸队伍以沉重打击。日伪反动派曾对“天德”软硬兼施，但均未奏效。1935年加入东北抗联。1936年春，戴焕章终于在宝清县徐马架子村见到了李明顺，当上了32团的副宫。 从此，戴焕章的抗日生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 戴焕章当上了东北抗联3军4师32团的副官，但自卫团文书的职务没变，他积极在敌营内部开展抗日工作。 戴焕章首先对伪自卫团团总王贞进行争取工作。王贞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当地人，做起事来前怕狼后怕虎，对敌对我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戴焕章抓住王贞这个人具有的两重性特点，积极开展争取工作。他经常借研究工作之机，跟王贞讲抗日斗争的发展情况，讲抗日游击队对汉奸的政策，讲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在戴焕章的教育影响下，王贞深感坐在伪团总的宝座上，犹如睡在火山口，总有一天火山爆发，自己会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他处处小心，坏事不敢做绝，总给自己留条退路。王贞经常看到李明顺去戴焕章家，也知道戴焕章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从不过问。在他看来，凡是戴焕章与抗联之间的事情，装不知道比公开知道好，不过问比过问更安全。但戴焕章为了争取他，却总是有意地把他同抗日的事情联在一起，拖着他走。有时进城为抗联买东西，或往山里给抗联送东西，戴焕章总是有意无意的跟王成透露点，以示信任。每当这个时候，王贞总有些心惊肉跳，只是嘴上不敢说。他就假意热情地嘱咐道： “去吧，去吧，要小心，别出事，快去快回！” 戴焕章打通了伪团总这个“门”，抗日工作做起来就方便多了。有时李明顺去戴焕章家取情报，王贞见了，不仅不回避，还主动凑上前扯几句没边没沿的话。甚至还凑到戴家同桌共饮。有一次喝到高兴处李明顺半真半假地说：“我这个抗联团长能在此活动得开，还仰仗你这个团总多行方便呢！” 每逢这时，王贞总是带些得意神色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嘛，哪能一点民族良心都没有！再说，要是没了你的方便，我这个自卫团团总还能维持到今天？”从此王贞对戴焕章的抗日工作和抗联 32 团的抗日活动，经常给予客观地、有分寸的支持。此外，戴焕章在徐马架子村还秘密组建了抗日联络点，先后发展了几名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个炮手出身的李俊元，曾协助戴焕章做了不少工作。 戴焕章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除在抗日人民群众中培养骨干外，在敌人营垒内部也广交“朋友”，如伪屯长、伪甲长、伪军中的下级军官、士兵、伪自卫团、伪警察等，什么人都交，甚至就连那些野蛮成性的“兴安军”他也联络。通过交往，伪夹信子警察署的一个姓顾的警察，成了戴焕章的“内线”，工作上帮了不少忙。伪兴安军来宝清后，驻扎在徐马架子附近。戴焕章以自卫团文书的身份，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混”，有时甚至把一些有用的人请到家中喝酒。有一次，几个蒙古兵痞在他家喝酒，醉后，透露出伪兴安军要“围剿”抗联 32 团和抗联 5 军密营的行动计划。戴焕章将这情报马上报告给李明顺。李明顺立即向抗联 5 军参谋长王效明作了汇报。于是，将计就计，共同在大梨树沟子设下埋伏。待李明顺带领部分骑兵将伪兴安军引入埋伏圈时，李部回头猛击，埋伏在两山上的抗联 5 军也一起开了火。敌人顿时乱成一团。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毙敌一、二百名，缴获枪支、弹药和军马若干。从此，伪兴安军的嚣张气焰为之一扫。为此，戴焕章受到团里的表扬。 戴焕章利用合法身份，还给抗联筹集大量物资。他曾多次给抗联 5 军购买鞋、帽、白花旗布、纸张、食盐、粮食、药品、缝纫机等，有时还和好友李俊元、那广义等一起往山里送。 1938年春天，戴焕章通过“朋友”，亲自策动了宝清城的伪兵哗变。可惜全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只待时机举义时，“朋友”被捕了。
（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为推进其侵华战争，加强了对东北局势的控制。为及时揭露日寇的侵华野心，教育和唤起民众，32团指令戴焕章急速购置两台油印机送到团部。 但油印机当时是违禁品，日伪当局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购买印刷工具，都要当地警察署批准，警察署长签名盖章，最后还要经宪兵队审批。伪自卫团的公章掌握在戴焕章手中，开个公函，不费吹灰之力；但要动用警察署的公章和署长的名章，可不是件容易事。为此，戴焕章煞费了一番苦心，思来想去，最后，终于决定自己动手刻。戴焕章不会刻字，他就到县城刻字铺偷艺，买了把刻字刀，回家就在干肥皂上练习。经过几天的苦练，终于按着“良民证”上的印记样式，刻出了伪警察署的公章和署长名章。有一天，戴焕章带着准备好的公函，和团总说声到外边办点事，就坐上大车直奔富锦县。因为宝清没有卖油印机的。在富锦书店和一个小伙计打听要买油印机时，忽然一个50多岁秃了顶的老头走过来，说出了与买卖人身份并不相宜的话。他问道：“一个自卫团买这种东西干什么？” 戴焕章来前早有耳闻，书店老板是日寇忠实的走狗，于是他满不在乎的随口答道： “印发传单、标语、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呗！” 老板忙陪笑道：“老总啊，这东西可以买，但还得劳您大驾，到宪兵队立个案。” 戴焕章点了点头，一句话没说，沉着地走出了书店大门，向宪兵队走去了。 戴焕章凭着革命的胆略和善于应变的能力，顺利地闯过了宪兵队这一关又回到书店，交了钱，搬走油印机，当天晚上就亲自送到 32 团，从此，抗联的传单、标语，就接连不断地飞下山来，飞遍附近的村屯。 （五） 自从抗联 32 团有了油印机，戴焕章的工作更忙了。他一方面要应付自卫团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完成搜集情报、编写宣传材料，参与刻印和散发宣传品的工作。他经常把宣传抗日的传单、标语放在公事包里，借进城或去各村催办粮饷之机，四处散发、张贴。他心里早就做了安排，如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就说是从村中搜集到带来上交的；如果没被发现，他就找机会散发或张贴。由于行动秘密，在宝清城、夹信子、徐马架子、靠山屯、四人班、望山坡、大小梨树沟子等地，宣传抗日救国，从未被敌人发现过。相反地由于传单标语的接连出现，倒引起敌人一片惊慌。 一天下午，戴焕章到夹信子警察署办完事。一出警察署的大门，正赶上把门的警察上厕所去了。这是一个绝好机会，他立刻摸出两张标语，顺手贴到了伪警察署的大门两旁，左边写“打倒日本鬼子”，右边写“严惩汉奸卖国贼 ！”这标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发现。伪警察们谁也没敢往下揭。后来被夹信子警察署的署长俞殿昌看见了，才把它扯下来。 为此事，伪警察署在村里抓了一些“嫌疑犯”，一连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查出半点头绪。尽管俞殿昌大动干戈显示威风，但警察队从此请长假的人多起来，病号多起来了。戴焕章探知夹信子伪警察署惶惶不安的情况后，及时报告了抗联 32 团，李明顺乘机把伪警察署连窝端了。从此，伪警察署的上上下下如惊弓之鸟，再也圈拢不到一起了。 （六） 戴焕章作为 32 团的副官，经常到团里去送情报和物资。因为团里缺少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对抗日形势了解的不多。所以，每逢戴焕章到队上，团长李明顺往往应大家的要求，让戴焕章给讲讲形势。所以，全团人都知道戴焕章的身份，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那个时候，由于反满抗日烽烟四起，伪满洲国的纸票子并不吃香，民间的交换，除了以物易物外，多以大烟土为‘硬通货”。所以，抗联 32 团为防治疾病和解决战士日常零用钱，在庆祝战斗胜利时，有时给每个战士发一两、半两的大烟土。这的确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也带来不少麻烦。少数战士把领到的大烟吸食了，渐渐成了瘾。这些人一犯烟瘾，不仅旅斗力减弱，而且常常违犯军纪，侵犯群众利益，影响军民关系。对此，团长李明顺很着急，但也想不出好办法解决。 有一次，戴焕章来队上汇报情况，向李明顺讲起日寇为实现其永久霸占中国的野心，竟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事情。李明顺听了，觉得他讲的很好，就让他向全团人讲讲。他向全团人讲了抽大烟的害处，又讲了日寇在中国提倡种植大烟的罪恶用心。他说，中国人应当有中国人的骨气，不应该明知是毒反而吸食。对于吸食大烟的人应该立下三条规矩：第一条，对首次吸食大烟者，要当众批评教育，令其改正；对第二次吸食大烟者，发现后应缴他的枪，罚蹲禁闭；对第三次吸食大烟者，被发现后，应扔给他一条绳子，让他选个树叉吊死算了，因为这种人太没志气，活着也没用。戴焕章的话表达了他的一片诚意，但说得有些刻薄。已经成瘾的三连战士邱万成和魏吉山听了，很不舒服，因此怀恨在心。 1938 年 4 月的一天，邱、魏二人乘抗联 32 团下山打给养之机，携械到日本宪兵队投降了，当上了日伪特务。 农历 这一天，戴焕章身穿一件兰布长衫，头戴一顶青礼帽，从药铺出来，手里拎着 5 瓶红药水，出南城门，向他的岳父家——徐马架子村走去了。想通过妻兄送给抗联 32 团。他哪里料到，身后有两条恶狗正在盯着他呢。 听了邱、魏两个家伙的报告，县警务科日本指导官石川在第二天下午，领着邱万城、魏吉山来到宝清县南大桥——戴焕章回家、上班的必经之路。邱、魏二人坐在桥下河边佯装钓鱼，石川站桥上慢慢渡步。 下午 3 、 4 点钟光景，戴焕章走来了。当他踏上宝石河桥时，一眼看见桥石上有个日本人，正俯身在护桥栏杆上望水，尽管这位日本人已经脱去了军装，战刀也没挎，戴焕章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县警务科的日本指导官石川。戴焕章警觉地放慢了脚步，在进行分析判断，想对策。他身上没带文件，也没有任何“私通”抗联的标记，于是他毫无顾忌地走了过去。 石川并不认识戴焕章，故意放他过去，留给邱、魏二人去辨认。这时，邱、魏二人一看到戴焕章走过来了，石川跟在后面，立刻精神起来了，几乎同时喊道： “老戴你来，有点事谈谈！”他俩急忙扔下鱼杆，向戴焕章奔来。 戴焕章一怔：“他俩怎么到这来了？”他立刻联想起桥上那个乔装打扮的日本指导官，意识到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急回身想逃开，但是晚了，石川已来到身后，枪口对准了他。这时邱、魏两个叛徒，也蹿过来，搂的搂，抱的抱，把戴焕章逮捕了。 到了宝清县公署，伪县长谢俊山见戴焕章仪表堂堂，又有文才，又有口才，顿生招降之念，于是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入了这一道！听说你入伙也非出自愿，是他们把你绑去的，有这事吗？” 戴焕章一听就明白了。他在为自己开脱，如果顺着他的口气说下去，一定会给自己留一条通向升官发财的道路。但他知道，一步走错了，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对于抗日军人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于是，戴焕章冷冷一笑说： “县长大人，你给日本人当鹰犬，暗中却为抗日军人开脱，不怕主子怪罪下来吗？！国难当头，你不尽匹夫之责，却干起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已经罪孽不浅；今天，你又当着落难的抗日战士说出这等话来，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县长被戴焕章一顿奚落，立刻火了，命令爪牙把戴焕章送到了日本宪兵队。 在宪兵队的刑讯室里，鬼子对戴焕章动了大刑。上大挂，抽皮鞭、灌煤油，用尽了招数，但什么也没有得到。 可是敌人并不死心，还在想着更阴险的计策。 五月节过后第二天下午，几个日本鬼子押着戴焕章来到了徐马架子。当时戴焕章的爱人姚淑珍刚刚分娩不久，正在他的父母家中居住。虚弱的身体经受不住亲人遭受不幸的折磨，她一下子就病倒了。此刻亲人被反绑着双手出现在眼前，姚淑珍心里顿时翻了个个儿，两眼直呆呆地望着亲人，没有哭声，也没有眼泪，他俨然成了木头人。几个鬼子把她家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有抄到什么东西，就把她的父母毒打了一顿。刚刚出生的婴儿，似乎不知道人间出了什么事，“哇哇……”一个劲儿的哭。戴焕章咬紧牙关，怒视着强盗，坚定地站在爱人面前。 敌人再一次失败了。临别时，戴焕章用胜利者的目光安慰了亲人。他又慈祥地看了看刚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暗暗地叮嘱她要记住这国仇家恨。当他就要迈出房门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回去吧，不要怕，多保重！”这就是日寇兴师动众，施尽各种伎俩所得到的唯一的一句“供词”。 穷凶极恶的敌人，在钢铁般坚强的抗日战士面前，非常气恼，但又无计可施，不得不取最后一招了。 农历 年轻的戴焕章倒下了，热血献给了蒙难中的中华民族，浇灌了战斗着的土地！这一年，他仅 23 岁！ 戴焕章牺牲后，宝清群众冒死掩埋了他的遗体。 50 年后的今天，宝清人民为他筹办了纪念馆。戴焕章的英名和业绩，永垂不朽！ 崔云鹏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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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