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资料6

有关资料

一、扩展阅读

 

子产不毁乡校

（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姓公孙，名侨，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公元前543年出任郑国执政，有远见卓识，擅长外交，力主改革。毁，撤销、关闭。）

 

郑人游于乡校（〔乡校〕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以论执政（〔执政〕政事。）。然明｛〔然明〕郑国大夫，姓鬷（zōng），名蔑，然明是他的字。｝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退〕工作完毕后回来。）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忠善〕尽力做善事。）以损怨（〔损〕减少。），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岂不遽止〕难道不能立即制止人们的言论吗？）？然犹防（〔防〕堵塞。）川：大决所犯（〔大决所犯〕大的溃决所造成的灾害。），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道〕通“导”，疏通，引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药之〕以之为药，用它做治病的药。）。”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吾子〕您，这是亲切的称呼）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二三〕这些，这几位。）臣？”

 

民贵君轻

选自《孟子·尽心下》。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丘民〕众民，泛指老百姓。）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变置〕改立，另行设置。）；牺牲既成，粢盛（〔粢盛〕古代称在祭器中以供祭祀的谷物。）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

选自《孟子·离娄下》。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土芥〕泥土草芥，比喻微贱的东西，无足轻重。），则臣视君如寇雠。”

 

《原君》结尾部分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南朝宋顺帝在萧道成逼迫下下诏禅位，哭着说：“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后来被兵士所杀，年仅十三岁。），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毅宗，即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公主，指其女长平公主。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时，“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砍之，断左臂。”）”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废然摧沮〕颓丧灰心。废然，颓丧的样子。摧沮，灰心气馁的样子。）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绝尘〕超出众人，不可企及。）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旷〕 空、绝。）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二、参考译文

 

求  谏

 

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都举止失当。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次接见臣下启奏事情，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想不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君失掉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淫虐，臣下都闭口不说话，终于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结果国破身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朝的事情不远，你们今后凡看到我做的事不利于百姓的，一定要直言规劝。”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上（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才可以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我等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不避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大宗称赞王珪的话对。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加接见，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陈说，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五年，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之中多有放纵情性、喜怒无常的，高兴时就任意赏赐无功的人，发怒时就乱杀无罪的人。因此，国家遭受损失，造成混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现在从早到晚，无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常常希望你们尽情极力规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规谏，怎能因为别人的话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立即庇护自己的短处而不采纳呢？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规谏，又怎能规谏别人呢？”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次闲居静坐，就自己从内心反省，常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符天意，下为百姓怨恨。只想得到正直的人来匡扶规谏，希望自己的视听能与外界相通，使百姓不怀怨结于心。另外，近来看见前来奏事的人，大都心怀恐惧致使语无伦次。普通奏事，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想直言规谏的，一定会畏惧触犯龙鳞。所以每有前来进谏的，纵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是他忤逆犯上。假若当即对他喝斥责怪，我深怕奏事人心怀恐惧，怎敢再说话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房玄龄等说：“能正确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但确实很难做到啊。就像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工匠，都自以为有超人之术，别人赶不上。如著名的工匠和文士，互相品评比较，诋毁斥责，杂乱无章的文词、低劣的技艺于是就暴露出来了。从这说来，国君必须得到辅佐、规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一天之中，国事纷繁，由一个人去听政决断，虽再三思虑劳神，又怎能件件事都处理得好呢？我经常想到魏徴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全然显现。”于是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

 

贞观十七年，太宗曾经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过去，虞舜制造漆器，夏禹雕镂案板，当时规谏禹舜的就有十几个人。有关装饰食物器具这些小事，何必要苦苦规谏?”褚遂良说：“雕刻器物会贻误农业生产，织造五彩丝带，就会耽误妇女的工作，首先倡导奢侈淫逸之风，这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不断做下去，一定又用金来做。金器不断做下去，一定又用玉来做。所以刚正的臣子一定在事情开始时加以劝阻。等到过失已多得不能再多时，就没有再规谏的必要了。”太宗说：“你说的对啊!我所做的事，如果有不妥当的，有的可能才开始，有的恐怕已快结束，不管哪种情况都应进言规谏。我近来看前代的史书，有的臣子向国君规谏事情，国君就回答说：‘已经办过了。’或者说：‘已答应过了。’竟然不为之马上停止并改正错误的做法。这样做的话，那国家危亡的灾祸，可以像翻转手掌那样很快就会到来啊。”

 

原  君

 

人类社会初期，人们各个总是自私的，人们各个总是自利的；社会上有公共的利益却没有人来兴办它，有公共的灾害也没有人来消除它。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不把个人的利益当做利益，却要让普天下的人享受到那种利益；不把个人的祸患当做祸患，却要帮助普天下的人免除那种祸患。这样他付出的辛苦劳累，一定比普天下的人要高出千万倍。以千万倍的辛苦劳累，而自己又不享受那种利益，这就一定不是普天下的人内心里所愿承受的。所以古时候对于君位，有经过思量而不愿意就位的，许由和务光就是这样；有就了位而又放弃的，唐尧和虞舜就是这样；有起初不肯就位可到底推辞不掉的，夏禹就是这样。难道这些古时候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其实，贪图安逸，厌恶劳苦，也还是一般人的思想感情。

 

后代做君主的就不再是这样。他们认为决定普天下利害祸福的大权完全掌握在我手里，我把普天下的利益统统归于自己，把普天下的灾害统统归于人家，也没有什么不行的。他们迫使普天下的人，不敢谋取自己的私利，却把我个人的极大私利看做天下人的公利。一开始时还有点过意不去，久而久之就心安理得了，于是把天下看成无限大的产业，拿来留传给子子孙孙，受益享福永远没个尽头。汉高祖刘邦所说的“我在产业方面成就的，比起老二来究竟谁多呢”这句话，他那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地充分表露于言辞之间了。

 

这个没有别的原因，古时候把普天下人看做主人，把君主看做客人，凡是君主所终生筹划办理的一切，都是为了普天下人。现在把君主看做主人，把普天下人看做客人，凡是普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得到安宁的情况，都是为了君主。因此他在没有得到江山的时候，残酷杀戮普天下的老百姓，拆散普天下老百姓的家庭，来求得他一个人的产业，竟然毫不感到惨痛，还说：“我原是替子子孙孙开创基业呀。”当他已经得到了江山的时候，敲剥普天下老百姓的骨髓，拆散普天下老百姓的家庭，来满足他一个人的荒淫享乐，把这看做理所当然，还说：“这正是我的产业应该收取的利息呀。”这样看来，成为普天下人的最大祸害的，乃是君主呀。假如向来就没有君主，老百姓都能自谋私利生活下去。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原来会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普天下的老百姓敬爱、拥护他们的君主，把他看得像父亲一样亲，把他比得像苍天一样崇高，确确实实不算过分呀。现在呢，普天下的老百姓怨恨、憎恶他们的君主，把他看得像仇敌，称呼他为独夫民贼，原是应得的下场。可是那些浅陋的读书人拘泥死板地认为，君臣之间的伦理准则笼罩于天地之间，是无法逃避的，甚至于夏桀、商纣那么残暴无道，还要说商汤、周武王不应该去讨伐他们，反而虚妄地传播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的无稽之谈，使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被荼毒的血肉，跟那腐烂的老鼠一样显得微不足道。难道天地这么大，在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当中，单单偏爱君主那一人一家吗？所以讨伐商纣的武王，是位圣人，孟子肯定武王伐纣的言论，是圣人的言论。后代的君主，想要借用“（君主）如父如天”空洞名义，来禁止他人伺机夺取君位的，都认为孟子的话不利，以至废除孔子庙里的孟子牌位，这不就是从浅陋的读书人那儿开的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