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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姬出于氏源流考略(解乐晨)

 老老于头 2011-07-06

一壶茶一杯酒,笑谈千年往事;一个姓一部史,回眸百代传奇。

 

东海姬出于氏源流考略(解乐晨)

此文作者为文登解乐晨老先生,也是解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此文在问世之前,我曾和解老先生有过交流,对于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是对于大水泊于氏后人了解其先人事迹和家族起源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因此我将此文转贴论坛。望广大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共同交流。

 

中国于氏,主要有有两个大的宗派源头:一是炎帝后裔、复姓淳于氏。周武王克尚建国以后,极力推行分封制,封同姓王、近亲功臣建诸侯国。炎帝嫡系裔孙、原夏朝斟灌国姜姓被封于邑州,建立州国,为公爵,世称州公。至春秋时期有州公实,亡于杞,其州国公族定居于故国都城——淳于城,地处今山东安丘东北。后来恢复州国,仍为公爵,改称淳于国,族裔以国为氏,遂有复姓淳于氏。及至唐朝,为了避讳宪宗李纯的“纯”字,被迫改为于氏。宋代以后,有的恢复了复姓,有的则一直沿袭不改。
另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于氏宗派源头,就是黄帝轩辕氏第27代孙、周武王姬发之子姬叔。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雄居全国第38位620万人(一说28位960万人)的大姓氏。本文专就这一宗派的一大主体族系——东海于氏的源头和流向,予以粗略考证。

(一)河南沁阳邘叔时代

中国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三代之前,属母系社会,姓、氏分称,女人称姓,男人称氏。用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也用来别婚姻,固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分;唯有氏同姓不同者,可以通婚姻。三代之后,姓氏合二为一。应该说,从总体上看是这样。具体说来,则是前后交错衍进的。不少大的姓、氏,在西周前后就合二为一了。姬出于氏,就是这样。

史学界现已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中国人文初祖黄帝轩辕氏,生于姬水——今陕西岐山县岐水,由此得姓姬。其曾孙帝喾,育有四子,依次为:尧、挚、契、弃。弃即后稷,是周部落的始祖。弃之第21代孙、兴周先驱——周太王古公亶父,居于岐山周原,育有三子:太伯、仲庸、季历。季历妻为挚任氏之中女太任,颇有贤名,于公元前1152年夏历9月15日生子。是时天呈圣瑞,古公喜出望外,曰:“吾世有兴者,其在昌乎?”意欲立季历而传位于昌。此时,古公亶父前思后想,决计为天降崇孙彰显姬姓,命名姬昌,是为兴国圣君周文王。
文王姬昌不负祖望,矢志全力兴周。遭纣王囚禁羑里期间,悉心演周易,著有《文王八卦》《文王六十四卦》,万世流芳。在宝鸡蟠溪钓鱼台,拜姜子牙为太师,推行富民强国策略,倡导仁政,重视农桑,“九一而助”,积德行善,尊老慈幼,起兵岐山,团结诸侯,最终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宏伟目标,为灭商建国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文王长子姬考,为纣王所害。次子姬发,史称周武王,继承父业,灭尚建周,史称西周。经过四年整饬准备,鼎力推行封建制,先后建了53个诸侯国。武王三子(按:一说第二个)姬叔,封于邘国,时称邘叔,因以姓传,支庶子孙皆以国为姓,改“姬”为“邘”,后来又改“邘”为“于”。省去右耳这个部首,通常有三种解释:一是古代“邘”“于”通用,二是全为了简便省笔,三是右耳建有“县”和“城”双重意义,省以表达离开旧国故城不思折返的决心。
邘国都城旧址,在今河南省沁阳市西北15公里处的万西镇邘台村东。相关史志、谱牒资料记载:战国(前722——前48年)末年,诸侯国之间,疯狂争斗,战乱频仍;地处中原的姬出于氏,经过千余年的发展繁衍,“族众昌盛,人增地窄,势难居住”,便催发了向周边地区大规模播迁的移民潮。如今的鲁、黑、辽、吉、湘、陕6省,占据全国姬出于氏总数的百分之60以上;以山东为最多,占百分之25以上。豫、皖、苏、浙、鄂、皖、粤、桂、冀、蒙、川、陕、甘、新、京、沪、津、港、澳、台等等省市区,以及亚、欧、美、澳、非五大洲诸多国家,都有姬出于氏子孙的踪迹。可是,当年的邘国都城,如今是个户超两千、人逾万丁的超级村落,却找不到一户邘叔后裔,几乎是清一色的陈姓人家;六、七万人口的万西镇竟然也是如此!足以想见当年的姬出于氏,破釜沉舟、举族同迁的宏大规模。

(二)山东郯城于定国时代
史书称,姬出于氏“望出河内、东海”。这就是说,姬出于氏离开发祥地的流向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河内。历史上的河内,特指河南省黄河以北区域,秦时设郡,治怀县,即今之河南武陟西南,素有地狭人众之称,农商事业很发达。可以推断,此一支于氏子孙也一定有椒衍瓜分的盛大图景。

第二个主要流向就是东海。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东海为三十六郡之一。辖境范围大致为:今之山东临沂市费县以南,山东枣庄和江苏邳县以东,江苏宿迁、灌南以北。郡治在郯——今之山东郯城县政府驻地。当年姬出于氏,几经周折,卜居于此,子孙兴旺,代不乏贤。另有一种说法是,东海于氏的初选定居地是东海县。这与史实不符。因为那时这里属于朐县辖区,千余年后的南朝宋时才有东海县。

如今的郯城府地,秦汉之际,曾有一个很大的村落于家庄。(故址在县城南关街)。西汉(前206——前25年)初期,东海于氏出了一位狱吏于公。《百家姓探秘》注文引录称:“于公决狱平。东海有孝妇,为太守寃杀。公争之不得,辞疾去。孝妇死。东海旱三年,后太守至。因公言治祭,立雨。公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公谓曰:‘少高大,令容驷马高盖,我治监狱有阴德,子孙必有兴者’。”果如公言,子孙皆大有为。

汉昭帝(前86——前74年)时,于公之子于定国,继承父业,初为狱吏、郡决曹。治狱审慎,有疑者皆从轻处理,时称“宽平”,很快由廷尉、光禄大夫擢升为御史大夫;汉宣帝(前73——前49年)时,嘉升为丞相;汉元帝(前48——前32年)时,更受器重,封为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亦封侯。因此,东海于氏族裔,不论迁居何处,一般都追尊于定国为远祖。在东海于氏宗祠的大门上,常会出现同样的联语:“东海望族,驷马高门”。

(三)胶东斥山于敬祖时代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386——534年)中期,东海于氏的子孙们,又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告别郯郡,跋山涉水,辗转千余里,奔赴胶东半岛的最东端石岛北6公里处的斥山脚下,落地生根,又建了一个于家庄,从而成为入住胶东最早的东海于氏聚居地。故址在今荣成市石岛管区斥山办事处辖区内。但是,老村早已不复存在。原址建起的村子称沟李家,村中没有一户于姓人家。我们只能从国史、方志、谱牒里探看当年这里的繁荣和辉煌。
大水泊《于氏支谱?1份》卷首,引用元初著名的方志学家于钦(1284——1333)所著《齐乘》一书的话:“环斥山而居者,千有余家”。虽然这里没有明说“千有余家”是何姓人氏,我们把入住的郯城于氏视为主体,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不过,在卷首里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以为此推定提供支持:“元益都于思容(按:于钦,字思容,曾任翰林院、国史院编修官、御史台都事、中书左司员外郎;后期回老家任山东东西部肃政廉访照磨、益都田赋总管。疑为大水泊始迁祖于坚8世孙。待考)云:齐东于氏皆斥山之望”。经查,原著此句前面紧接着有10个重要的字漏引了;“高门之族居此有千余家”。这里的“高门”二字,非常明确地是援引了“驷马高门”的典故,所指东海于氏定然无疑。其实,东海于姓人家,经过隋、唐、五代、两宋等六、七个世纪的繁衍生息,发展成为一个千户之众的大家族,也不算什么悬事。更何况他们的东进举措,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合族联动。

南宋(1127——1279)中期,金兵在北方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染指江南,酝酿迁都开封,从陆地、海上两路并进,大举南侵。地处海防前线的石岛港区赤山于氏,决计进行新的战略转移。这可能是为斥山于家庄故地找不到于姓人家的缘由,提供的恰当注脚。

十分有幸的是,道光25(1845)年在大水于氏合族修葺洪水澜(地处今威海市工业新区草苗子镇辖区)祖莹时,出土了元泰定元(1324)年树立的《洪水澜老茔》卧碑。阳刻着《于氏袝茔之记》,兖州儒学正邑人孙礼撰文,计1400字。虽然藓蚀残缺310字,却基本可以贯联文义。阴刻着篆额“宗派之图”——《于氏宗派图》,记录了自于敬祖以下8世完整的谱系。大水泊《于氏支谱?1份》卷首,将碑记文字、谱系图表,原貌实录,极具研究考证价值。

碑记主题,记叙抗金将领邓州镇守于敬祖,及其长次二子士达、于坚以下三代的生平事略。书丹的于良佐是敬祖的5世孙,已成家立业,育有二子,任本县儒学教谕。树碑时,良佐年龄应在40岁左右,与敬祖的五世跨度时间一般在130年上下。以此数上推,那时的南宋(1127——1279)应为中期光宗绍熙5(1194)年,仍处在与金兵的对峙中。这样,就与碑记中有关敬祖抗金的一段文字接上了茬:“高祖讳敬祖,字孝先……金季板荡,兵革不息。孝先充邓州镇守,把军千户之职……群黎无劫掠之虞。异日言旋,士庶莫不流涕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东海于氏从斥山领出来的策划、组织者,非敬祖莫属。他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从定居斥山数百年的于氏巨宗大族中,可以找到的年代最远、名望辈分最高的人。

敬祖指挥族众,离开斥山,受过三迁之苦。首迁崮山后林家庄。谱载:“明隆庆2(1515)年,(山洪暴发)涌溢(黄山岗)峰前东,流激,北岸石出,长三丈余,茔兆赖以无虞”。对此,民间有另外一说,“那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星石”,舆论一律地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氏家族采信此说,举村就地搬迁,在原址南面不远处重建了一个新村,改称于家庄。20世纪末,国家统一规范村名,改称爱于庄。不过,当地仍习惯称其为于家庄,现属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辖区,共有204户人家,百分之九十为斥山于氏后裔。据传,其中直接从斥山迁来定居的极少,多数是从斥山迁居他处后,几经辗转迁来的。

迁往崮山后的于氏子孙们,大部分人并不感到满足,不知与那块所谓星石的心理反应是否有关,反正定居了没有几十年时间,就有了二迁之举——迁往依山傍水的洪水澜村。故址在今威海工业新区草庙子镇政府驻地南六公里处。原村久已不在。附近的东泉村,只有三、五户于姓人家,疑为当年守茔的于氏后裔。

大水泊《于氏支谱?1份》,除实录了碑记文字、谱系图表,还收录了两处于氏《老茔记》并各附七支墓碑的铭文——《崮山后老茔七石碣图》《洪水澜老茔七石碣图》。将碑记、宗派图和石碣图等几篇篇文字联系起来研读,可以对斥山于氏迁徙走向问题形成新的认识:
一、在元泰定元年,与洪水澜卧碑同时,还在两处老茔树了三支墓碑。其中,崮山后老茔2支,所涉于海、国用二公,难以查考;以后在元至正14(1354)年到明洪武29(1396)年,先后树的五支墓碑所涉诸公亦是如此。这说明那里的墓主人,因从周边散居的斥山于氏后裔断断续续插迁进来,从而造成支系、世次无序失考。

二、与卧碑同时在洪水澜老茔树的一支墓碑,是敬祖的四世孙、良佐的父亲于质(按:铭文残缺,碑记为‘盾’,宗派图为‘质’,存疑)。加上此后至洪武年间所树六支墓碑涉及七公,共有五公谱系图上有名。除于质外,尚有敬祖之孙、于质之侄于琛,于琛之子于江,于江九子从德。这说明,崮山后于氏落脚没住多久,就酝酿转移。墓主人过世时间均不太久远,竟有卧碑书丹者良佐胞弟。同时说明,敬祖抗金的辉煌时期以及其孙于坚迁往大水泊的时间,均在南宋中期以后,实属无疑。

三、于琛、于江父子,已有谱可查,分别迁往如今的乳山司马庄和海洋郭城村,当为随俗回葬祖茔,毋庸置疑。但是,他们是从哪里迁去的,说法却不尽一致。有说是从斥山直接去的,根据不足;应该是从斥山首迁崮山后,再迁洪水澜,三迁而去的。还有说是直接从大水泊去的,这不可能。因为他们不在一个支派上,有违宗法理念。另外,近有见诸报端一说,元朝至正年间,斥山于仲保官至兵部司马,由此斥山改称司马庄。此说无法获得史实支持。史载,于仲保,登州海阳县司马庄人,于琛(按:字广)嫡孙,元至正(1341——1370)年间,由兖州路军民总管升兵部司马,孝名流传乡里。此时的斥山于氏举族迁出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二百年了。

四、碑记文字备述德高望重的邓州镇守于敬祖,五世其昌。所育五子,各显其能。长子长孙于斌,锐军副千户之职,敕授忠显校尉,先后任文登、牟平县典吏,文登县监酒税务都监。育有六子:长子良辅,为吏30余年;次子良弼,任山东宣尉使司行胶莱海道都漕运司万户;三子良佐,文词雄瞻,学问优长,元延祐三年授中书吏部劄付,充文登县儒学教谕:四子良佑,先后任文登、牟平县令名司……。此一世代大家学问能士,对斥山于氏家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不难想见的。可以断言,若无具有远见卓识、名重一时的良佐公,就没有洪水澜老茔卧碑那两篇堪称东海于氏谱牒金玉之作传世;我们今天要追述东海姬出于氏的源流,就一定难免黑暗摸索之苦。

五、与此同时,斥山于氏尚有个别小户,就近迁往如今的文、荣两市境内定居。文登市花岛村和荣成市崖北村的于姓人家,即属此列。这也只是传说,没有史料证据提供支持。从姬出于氏迁徙历史看,每次大转移,都是合族行动。现有史料证明,斥山于氏的迁徙也是“大窝起”的。再则,依据一般规律推断,凡属定居六七百年的家族,发展到今天都会成为一个千户左右的大村庄。他们是从崮山后、洪水澜、大水泊三地任何一处迁去的,都是可信的。最近,崖北村于氏在网上披露了持有大水泊1933年续修的五卷本《于氏支谱?1份》谱书信息,由此可以猜得他们对斥山直迁一说并不坚持。这里需要提及一个颇耐寻味的现象。斥山地处荣成,可是分布在荣成境内许多村庄的于姓人家,要问起他的迁出地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大水泊”。而遍布胶东包括大水泊的于姓人家谈到来源时,却多数会说是“斥山”。总体说没有错,具体说来就需要细分一下。

(四)文登大水泊于坚时代

元朝(1279——1368)末年,斥山于敬祖嫡孙、洪水澜始迁祖于坚倡导启动三迁,由洪水澜迁往大水泊,现属文登市大水泊镇大水泊村,有九百多户人家,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斥山于氏后裔。

斥山于氏的祖先们,选择大水泊这个迁居地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的。从地理环境看,周围群山环抱,腹地一马平川,是山东半岛东端唯一一块不小的盆地。如今建有可供波音737平安起降的国际空港。当年,村中有一条横贯东西、终年水流潺潺的河道,每逢山洪暴发,常会出现中流隆起、高出两岸却不致泛滥四溢的奇观。真可谓“天宝物华、地灵人杰”之风水宝地。

大水泊于氏家族,在嘉庆(1796——1820)年间,做过工部郎中的书法家于熙学,曾经写过一首追述族迁历史的诗:“斥山一别此为家,四百年来水北涯。忍字相承今六世,门前不改旧桑麻”,至今仍在族中流传。据此推断,斥山于氏来此定居迄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这是大水于门子孙昌繁的七百年,也是人才辈出、代不乏贤的七百年。

光绪版《文登县志》记载:顺治乙未(1655)年科考,大水于氏一门三进士——始迁祖于坚十三世孙于鹏翰、其子于涟、从远孙于可讬,父子爷孙同榜联捷,轰动京城,名闻遐迩。
据有关谱牒资料记载,鹏翰之父于应第,是名躁乡里的善士贤达。崇帧13(1461)年,山东闹灾,饿殍遍地,人死过半。应第路设粥棚,坚持数月,广济饥民。乡间士庶,赞语不绝,崇其三义:捐义莹以收白骨,立义仓以备凶荒,建义学以教子弟。同时召集流亡,助以耕牛种子,帮助复归本业。时人称,应第积有厚德,上苍必赐洪福报于后人。

于应第育有三子,皆有作为。长子于鹏翚,顺治乙酉拔贡,官至福建先游知县。次子于鹏翀,顺治癸巳(1652)年进士及第。为尽孝道,照应年迈双亲,拒受远任,就近在灵山卫做学博,代理教授。三子鹏翰,在兄长摘得进士桂冠三年后,携子同榜联捷登进士。在科考史上,一门三进士,文登只此一家。

于鹏翰曾为江西峡江知县,时值由乱向治,兵戈不息,百姓苦不堪言。鹏翰捐资顾船募丁,应对军需;为民请命,减免皇粮;变卖坐骑,资助农耕;致力兴学,端正民风。履职两年,峡江大治,百姓绅士请祀乡贤祠供奉。

于鹏翰次子于  涟,字清漪,号桐江。与父联捷及第后,首授云南楚雄府推官。勤政清廉,府无寃民,百姓称颂。巡抚器重,留任省城,托予审理疑难要案。时遇平西大藩吴三桂,专横跋扈,陷害忠良,密谋策划上疏弹劾高巡抚。于涟据理争辩,迫其消除邪念,保得忠臣免遭涂炭。因父亲病故回家守孝三年后,调任义乌知县,力推兴学倡考,劝农息颂,革除县衙弊端。未及一年,盗颂皆息,义乌大治。同时协助平乱,卓立战功,虽为旗人瞒报冒领,亦点无怨言、异动。被邑内百姓赞为神人,先后为其建造三座生祠,表达崇敬和祝福。此等超凡事迹,后来惊动朝廷。康熙十四年,在京城隆重举行“特赠于涟四代正一品封典”,钦赐蟒服,补功追奖加十一品晋阶一品,升吏部员外郎,转郎中,把大水于氏的族望推到了极致。

于鹏翰与之联捷的从远孙于可毻,字阿辅,号龙河。入编《世界名人录》,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长于理财,首创三联单记账法,官至户部左侍郎。他极力鼓励后裔学习先祖的眼光,向周边风水宝地播迁。1933年续修的大水泊《于氏支谱?  1份》有一段绝妙的序文,可以为此提供佐证:“缅稽我祖,图腾斥山。而崮山后,而洪水澜。至大水泊,是曰三迁。始迁之祖,名讳曰坚。衍兴几祖,四百余年。龙河继起,兄弟蝉联。一而传后,昆季十三。族益日大,支益日繁。人丁剧增,讵能合爨?里仁为美,择地而安。东至海际,西至昆山。南北迁移,各成家园。”事实正是如此。可讬兄弟四人的子孙们,迁往文、荣两县定居的村庄共有41个,且均有谱载始迁祖名号。其中文登31村:东北庄、苏家泊、西行村、藕湾头、黄庄、北洼、泽上、北产、迟家河、小沟、大河、长湾沟、薄落后、靳家、芦子口、兰宅、江家庵、丁家夼、西南台、西北台、乔子头、北水道、养鱼池、大百户、西海庄、岜山后、岔河、梧桐庵、三庄、桑行埠、县南门里等;荣成10村:单家、茂柞圈、绿对岛、海庄、于家台、楚家庄、乡宦庄、陡岗后、东楼、白云东等。据文登1985年统计,全市共有385个姓氏,于姓为第二大姓,6万5千多人,居者九成村。

以于可讬为代表的大水泊于氏家族先贤们,还主张远亲婚姻,不计较山高水远,与名门望族联姻,追求优生优育。文登的徐、张、吕姓,福山的古现王家,均属远近闻名的大家望族,大水于门数代与之联姻。可讬一家,有清一代出了三个著名书法家,誉称“一熙(熙学)二迈(于迈)三方石(令淓)”。熙学为可讬嫡孙,清工部郎中。于迈为熙学次子,清岁贡生。方石为可讬之子、清肇高廉罗道按察使司副使于其珣嫡孙,清副贡、北元,赐翰林院检讨,充莘县教谕,擅榜书,乾隆有评;与湖南乡贤赵进士联姻,育有四子,长子书佃,清三魁,充济南府学训导,诗书俱佳,所书大明湖石坊匾额、碑记,声名远播。方石之孙于湘兰,道光举人,文武全才,先后充新台、平原县教谕, 寿宁、台湾知县。可讬十世孙于植元教授, 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荣膺“国学圣手、民间文化大使”美誉,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待遇,入编世界名人录。其母为咸丰丙辰进士、户部郎中张书甲之嫡孙女。

(五)辽宁奉天于文龙时代
清朝初期,从大水泊于氏家族中走出来一位政声斐然的一品大吏于涟,可以说九州大地为之一振。那时,大水于氏族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令人高看一眼。恰于此时,康熙年间,一个很不显眼的底层小吏——奉天巨河巡检于文龙,从大水泊启程赴任,很是风光地干了几年,极大地吸引着族中那些身强力壮、志存高远的年轻人。据大水泊《于氏支谱?5份》记载,由文龙四子永祖抻头,先后有文龙堂兄长冷、嫡侄仁士2人,堂孙式爵、本仁、养正(于涟嫡孙、乾隆朝江苏巡抚徐士林的姑爷)等18人,堂曾孙履墉、世江等6人,前后共计牵动了6代27人、户,奔向奉天定居,并向周边寻求发展道路。如今活跃在辽、吉、黑三省的东海于氏子孙,很大一部分可以从奉天这个宗流上进行血脉链接。

    差不多与此一时期可以重叠的是,斥山于氏的一支后裔,从郭城迁居奉天复县。据于永昭主编的《复州城南于氏家谱》记载,乾隆2(1737)年,山东闹灾,海阳郭城于德伟(斥山于敬十九世孙),为谋生路,携带正、仁、义、礼、信五个儿子,从山东海阳郭城村来到奉天复州城南夹河心落户,后来迁到如今的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黄旗村定居。现已成为160多户、800多族众的大家门。他们中的不少后裔,也向周边播迁,遍及关东三省。

    此外,还有从如今的乳山司马庄迁来的一支斥山于氏。去年秋天,通过旅港乡亲、好友陶骏烈先生牵线搭桥,我接待过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曾为台湾少将记者的于文女士,得知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风至的祖居地是司马庄,就是到死不知是什么年代迁到东北的。

通过陶先生和于女士还了解到,张作霖的夫人是于女士的姑妈,都知道自己虽然出生在沈阳,根却在大水泊。于女士的族叔于斌,是著名的红衣大主教,与蒋介石是磕头兄弟。虽然出生在黑龙江,长期住在台湾,却一直惦记着寻找自己的根——大水泊。不幸的是,1978年在梵蒂冈教皇葬礼上溘然谢世,留下未了之愿。
    2002年春天,通过于植元先生介绍,接待过回胶东寻根问祖的丹东市文联主席于绍刚先生。他们那里的于氏家族,一直是只有模糊的传说,祖先是从胶东迁去的,却不能象于风至、于文、于斌那样知道祖上迁出的具体村庄。在胶东白跑了一圈,无果而返,为手中将要脱稿付印的谱书,没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和他一样留下的是深深的遗憾。

从此以后,我加倍努力留心有关东海于氏史志谱牒资料的搜索、积累、考证,先后查阅了大水泊民国22年木版5卷本《于氏支谱?1份》和手抄本《于氏支谱?5份》,司马庄的《斥山于氏支谱》,于永昭主编的《复州城南于氏家谱》,戴云卿主编的《中华修普全书》,黄节厚主编的《百家姓探秘》……还在《辞海》《文登进士》《文登市志?简本》《百度百科》《四库全书齐乘》《于姓的天空》网页上,浏览了相关内容。对东海于氏的源头和流向有了新的认识,才有了上述所谓五个时代之说。但是,仍然留下了诸多遗憾。最大者则是对迁居东北三省的流向所知甚少。

但愿,通过初见端倪的大水泊、司马庄、郭城村等三条支流,迁往辽吉黑三省的东海于氏后裔们,包括旅居海外的那些游子精英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源头。

    至于通过其他渠道入住关东的东海于氏,无非以下几种情况:从关内参军调防关外就地转业定居的,家在关内报考关外大专院校毕业后就地分配的,上个世纪中叶“盲流”过去的。尽管总体人数不一定太少,却多是不成批次规模的。好在这部分人年代不长,不存在寻根难的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从胶东包括关内其它地区入住东北三省的东海于氏子孙,返流关内的人数也不算少,其中有的还撇开故乡易地而居。北京通州有个于辛庄,就是大水泊于氏一对兄弟闯了关东,几经磨难辗转,回到关内,卜居于此的。他们的后裔于淼,曾与1993年前来寻根,说到他们的家祠对联是:“东海宗址传燕冀,斥山家世壮宏图。”

末了,一段有关东海于氏的历史,需加特别说明。《百家姓探秘》在于氏条目三,引入《路史》所载:“东海于公裔孙随拓跋陵徙代(州)为万扭于氏,至魏孝文帝复为于”。接着解释道:“其实这一支于姓本为汉人,也是于姓,世居山东东部,只是随拓跋氏迁居代州,入了鲜卑族,改为万忸于氏,后又恢复祖姓于氏。还有,勿忸于氏也改为于氏。”这是历史。但是,对许多东海于氏后裔来说,接受这段文字却有心理障碍,幻想于虚无,寄托于避讳。于永昭先生主编的《复州城南于氏家谱》,却以理性的心态,正视历史,照书不讳。于钦在《齐乘斥山》也坦然直述:“后魏时,有自东海随拓跋徙代改为万纽于,孝文时复为于氏。”本人为东海于氏外孙,学养不深,见识亦短,却对此诚表钦佩,引为榜样。乞盼东海于氏后裔宗老宗少们,都能以平常心态,笑面历史,不负望族美誉。何况鲜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同样应受到尊重。

 

这段两度易姓的历史,对追溯东海于氏源流,很有帮助。对自郯城东进的时间,长期难确。据此,却可推断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代。南北朝初期,定居在长白山下的女真族后裔——鲜卑人,发展到拓跋什翼时,可称是羽翼丰满,遂挥师西下,进驻漠北,在今山西内蒙交界处,于公元前385年受封为代王,枭雄一时,一度吸引东海于氏,追随入族易姓。不过,未经多久,代国即显颓势,为前秦所灭。拓跋氏首领不甘言败,即刻易旗称帝,于公元385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历13帝、149年,于534年告终。孝文帝(471——500)拓跋宏,似为一代开明有为之君,迁都洛阳,易姓为元,雄踞江北。此时,一度改姓的东海于氏恢复祖姓,就属于顺势之为。经此一折,举族东进,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由此推断,郯城于氏入住斥山的时间,定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后期,公元500年前后,距今已有1500年光景,亦不离大谱。到南宋后期离开为止,在斥山居住的时间,不少于300年,也是可信的。
             2009年元月15日一稿,1月31日二稿 于威海陋室    解乐晨

 

 

 

 

明代文学家于慎行纪念馆

 

    于慎行(1545~1608) 明代政治家,学者、诗人、文学家。万历年间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熟悉历代典章,对明朝礼制建设有较大贡献。其文学造诣亦极高,与冯琦并称于世。
字可远,又字无垢。今平阴县东阿镇人。他少年时代天资极高,学习勤奋,17岁乡试中举。乡试放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欢宴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鸣宴上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隆庆二年(1568)成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官。万历初年,升为修撰,参编《穆宗实录》,遂破例以史官充日讲官。日讲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资深的学者充当,像于慎行20多岁年纪便成为皇帝老师的极为罕见。
于慎行为人忠厚平恕、襟怀坦白。不管对皇上、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神宗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字写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神宗很赞赏,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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